? ? ? 有保護商業的律法，有合理的稅收，看不見沒事找事的城管，只要勤勞本分，在宋朝做小販是安樂幸福的。
盡管武大郎老婆偷人，導致家破人亡，但作為一個宋朝的賣炊餅（饅頭）的小販，武大郎過的是小康生活：租得起臨街兩層小樓，平時酒肉不愁。這樣的生活不過是由武大每日挑兩筐饅頭沿街販賣掙來的，他一沒被收重稅，二沒有衙役踢攤子，日子過得平靜悠然。如若不是登徒子西門慶，恐怕這一家人也能安樂祥和地把小日子過下去。
在明代小說中，并非只有這一個宋代小販形象。馮夢龍《醒世恒言》第三回《賣油郎獨占花魁》同樣講到一位南宋臨安城里的賣油小販秦重，說他靠賣油竟能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把三兩銀子的本錢變成了十六兩銀子。
或許有人說，這只是小說家言，不足為憑。但在宋代史料中，并不難找到現實的例子。南宋人洪邁的《夷堅志》中便講述了一位小販的發跡史：“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縣，初以織草履自給，漸至賣油，才數歲，資業頓起，殆且巨萬。”一個小販靠織草鞋和賣油，才幾年時間，就家財巨萬，暴富之迅速，令人瞠目。還不止一例，宋人筆記中，南宋初期臨安著名的小販宋五嫂、李婆婆等也是靠著經營飲食攤發家致富的。
宋朝社會商業發達，在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有各種各樣的攤販，無論橋頭、城墻邊還是街道旁，剃頭的、賣甘蔗的、賣菜的、叫賣各種小吃的，應有盡有。
那么在宋朝，一個做小買賣沿街擺攤叫賣的小販，如何能過起幸福的生活呢？
宋朝城市管理相當人性化。
想要買賣好做，首先不能總遭遇沒事找事的城管，商人的正常經營必然離不開政府的人性化管理和支持。
在唐代及以前，商人只能在規定的地點即設有圍墻的坊市內從事交易活動。坊市閉門以后及開門之前，無故行走者將受到被打20鞭子的處罰。
到了宋朝，由于商業活動增加，城市布局已打破了唐代坊市界限，城鎮和鄉村集市均可隨處擺攤開店，營業時間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明令保護。
乾德三年，宋太祖就專門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由于朝廷的保護，城市小販更加活躍，“大街買賣晝夜不絕”。
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樣會遭遇今天相同的問題：商販侵街，影響市容交通。為此，宋朝政府設立了相當于現在城管的“街道司”。街道司雖然也有維持城市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的職責，但絕不會成天驅逐小商販，鬧得雞犬不寧。
雖然小販侵街占道問題屢禁不止，但朝廷為顧及小販的生計，一般不主張輕率粗暴地懲處小販。如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開封府請撤民舍侵街者，上以勞擾不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朝廷集思廣益，絞盡腦汁，最后終于找到了解決的辦法：在街道兩旁適當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占道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侵出紅線之外就要受罰。
《清明上河圖》里的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這樣，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又不至于妨礙公共交通。
更難得的是，宋代皇帝擴建皇宮和出巡都要顧及商販的經營和市民生活。如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想擴建宮城，擔心影響東京（開封）市民生計，便派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人去了解民意。
劉延翰等人當然不會搞什么聽證會，也沒有鋪天蓋地宣傳這次民意調查的重大意義，但所得到的民意結果卻是實實在在的。最后宋太宗“以居民多不欲徙”，打消了擴建計劃。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出巡。盡管當時街道狹窄，宋仁宗既未下旨拆遷，也沒有詔令封路，而是命“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宋仁宗這等親民作風，也為他身后贏得了“仁”的謚號。
宋代小販利潤率很高。
想致富，首先要有高利潤。在宋人的筆記中，有經營為“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的記載，所以一般認為宋代商業的平均利潤率為10%左右。
但是，這只是平均利潤率，很多商品的利潤率遠不止于此。讓我們看看東京籠餅的價格軌跡。
據《春渚紀聞》記載，宗澤在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出任東京留守時，讓自己的廚師按照市面上的規格制作了一批籠餅，經過測算，得出每枚籠餅的成本為6文錢，而根據宗澤的回憶，他在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初到東京時，每枚籠餅賣7文錢。
初看元祐六年每枚籠餅利潤僅1文錢，但事實并非如此。由于北宋后期開封糧價一路上漲，相隔38年后，建炎元年的糧食已是天價。
根據史料記載，宋哲宗執政后期物價一直上漲，到宋徽宗繼位后更是物價暴漲，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