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政府得悉準噶爾人占領拉薩，并殺害了拉藏汗的消息后，康熙帝一面命西安將軍額倫特率兵赴藏；一面遣侍衛色棱宣諭青海和碩特部蒙古兵配合清軍進西藏，驅逐準噶爾軍入侵。但額倫特考慮要從準噶爾人手中奪回西藏，“這就需要一支更強大、具有攻擊性的軍隊，至少在準備進行大戰之前，要有一年的準備時間。”但皇命不能抗拒，故先派遣一支規模較小的偵察隊，在色棱指揮下先對進軍拉薩的路線進行偵察。不幸這支軍隊深入到準噶爾軍的駐地時，被包圍在一處堡壘的廢墟中。因既無糧草，又無援兵，“他們不得不以馱物的牲畜充饑，甚至吃掉同伴的尸首。一個月之后，這支四面楚歌的額倫特部隊終于交械投降。”當即準噶爾軍將這支七千余饑鋨憔悴的清兵，驅趕到一處廢墟中全部屠殺了。
清軍這支進軍拉薩部隊，遭遇到全軍覆滅的失敗命運后，清廷上下大為震憾，一些大臣認為西藏地處山川阻隔的西南偏隅，不宜再用兵進藏。康熙堅持西藏為西南邊陲要地，保全西藏對保障云南、四川、青海等地的安寧尤為重要。況準噶爾部屢與清朝對抗，如不加制止其侵略行徑，勢必危及蒙古各部和邊疆地區的安寧秩序。
于是清廷痛下決心，又調集重兵，派遣十四皇太子允 題為撫遠討伐大將軍，于1720年，率領3000余人的主力部隊，先赴塔爾寺拜見六世達賴格桑嘉錯。并將康熙帝賜鐫刻：“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之印”（為百兩黃金印）和誥命金冊（這是清廷承認冊封的第三個六世達賴，后改他為七世喇嘛。）并無數稀世器皿、珍玩等面呈格桑嘉錯。六世“達賴喇嘛格桑嘉錯，向大將軍王回贈佛舍利、珍珠丸和其他上等禮物；向康熙帝奉獻佛像、佛舍利、珍珠丸、氌氆等禮品及奏折。”而后擇吉日，由大將軍允 題陪伴，離開塔爾寺隨清軍前赴拉薩。
這次清軍進藏分南、北、中三路，南路由定西將軍噶爾弼率領，為保障軍隊糧秣供應，選擇由人口較稠密的打箭爐和昌都入藏；中路主力部隊由平逆將軍延信率領，護送格桑嘉錯由青海出發，沿途擊敗準噶爾軍的攔劫。同年4月，經那曲平安抵達拉薩。
策零敦多布率準噶爾軍進藏時，慌稱是護送五世達賴轉世靈童格桑嘉錯回拉薩布達拉宮坐床。西藏僧俗人眾得知他欺騙慌言，頗大失所望。當清朝皇十四子率軍護送六世達賴格桑嘉錯進藏時，“就使這場討伐準噶爾入侵的戰爭變成了‘圣戰’”。在清軍向拉薩進發中“人們從各地聚集起來歡迎達賴喇嘛，并聆聽清朝政府命令”，“沿途的西藏人，主動與征討大軍和達賴喇嘛會合，把外來的準噶爾人逐出家園”。當清軍兵臨拉薩的城下時，“擁有四千人的準噶爾守衛部隊，既不能撤退又不愿投降”，孤注一擲的發起攻擊。希圖能把達賴喇嘛格桑嘉錯搶奪到手，用他作人質，通過談判來挽救其失敗的命運。但激戰中，“在遭到沉重的打擊之后，準噶爾人徹底的失敗了”。此后，清朝政府尊照格魯派僧眾的愿望，將桑結嘉錯改稱為七世達賴喇嘛，迎入布達拉宮坐床。
五、清朝大力扶植發展喇嘛教策略
清朝歷代統治者，對喇嘛教及其首領達賴、班禪等高僧，倍加尊崇籠絡，目的是對其鞏固安定蒙、藏地區的統治，更為有效的策略。清乾隆皇帝在《喇嘛說》中說：“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達賴、班禪），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清王朝統治者，原本不信佛教。皇太極曾多次諭旨諸貝勒、大臣說：“國中不得私立寺廟，其私為喇嘛僧及一切巫星士左道俱禁之”，并指責“喇嘛等以供佛為名，潛肆貪奸，直妄人耳。蒙古諸人深信其懺悔起生等語，以致有懸轉輪，結布幡之事，嗣后俱宜禁止。”自17世紀初，青海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圖魯拜琥進軍西藏后，確立了格魯派為宗教勢力的統治地位。而后，皇太極征伐蒙古察哈部林丹汗時，獲得該部墨爾根喇嘛，奉獻元代八思巴獻給忽必烈有千金鑄造的“喇哈噶嘛”佛像前來歸順。并告其自三世達賴索南嘉錯在蒙古大漠南北弘宣佛法，喇嘛教格魯派已成為蒙古貴族和廣大人民所尊奉的最大宗教派別。自始清朝統治者認識道，利用喇嘛教維護、鞏固其對蒙古、西藏等邊疆民族地區的統治地位具有極其重要作用。更以喇嘛教來麻醉蒙古人思想，削弱蒙古族“英勇尚武”傳統之策略。為此，繼清初皇太極在盛京興建實勝寺，順治為迎接五世達賴喇嘛，在北京修建西黃寺后。1691年，康熙帝更為迎合蒙古各部封建主之意愿，在內蒙古多倫諾爾興建成了規模宏偉的匯宗寺，并指派與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齊名的喇嘛教四大首領之一章嘉噶根活佛為寺主。使其成為聯絡蒙古漠南、漠北地區喇嘛教的中心。
1698年，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崇福寺二世內齊托音呼圖克圖（活佛），參與康熙平定噶爾丹之亂有功，敕令擴建俺答汗時修建的崇福寺、延壽寺（席勒圖召）、弘慈寺等多處寺廟；雍正帝將其北京的府邸擴展供奉喇嘛教的雍和宮外，又在歸化城興建了慈燈寺（五塔寺），發努金十萬兩，在多倫諾爾興建夫模宏大的善因寺。又發帑金十萬兩，還在打箭爐（康定）噶達地方，修建惠遠寺，并重修青海佑寧寺、廣惠寺等許多寺廟；乾隆帝在平定新疆準噶爾部割據勢力騷亂后，為仰喇嘛教的蒙古王公朝覲，在承德行宮避暑山莊周圍，仿照拉薩的布達拉宮，興建了宏偉壯麗的普陀宗乘之廟等八大處的喇嘛寺廟。1780年，為迎接六世班禪來承德，又仿西藏扎什倫布寺，興建起須彌福壽之廟，為班禪的行宮。乾隆在撰寫《須彌福壽之廟碑文》說：興建此廟目的是：“上以揚歷代政治保幫之漠烈，下以答列藩傾心向化之悃忱。”并鼓勵蒙古封建王公興建寺廟、翻譯大藏經；規定蒙古人家有兩名以上男性者，必須有一人出家到寺廟當喇嘛。
在清朝統治者大力提倡尊崇佛教政策鼓勵下，喇嘛教在西藏、青海和內外蒙古、新疆額魯特部和五臺山等地區，都得到更大的發展。被譽為喇嘛教六大寺院：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扎什布倫寺和青海塔爾寺，甘南拉卜楞寺和五臺山等地，在清政府和蒙古王公的積極保護、尊崇下，不斷得到擴建修繕。據清末統計：清代在內蒙古各地興建喇嘛教寺廟共有一千余座；外蒙古各地興建寺廟有747座；青、甘、新疆和四川等地蒙古人聚居區域，也興建寺廟有600百余座。這些寺廟，長期駐廟喇嘛多則2500人，少則亦有10余人。在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700余座寺廟中，擁有喇嘛人數共計105.577名，約占當時蒙古人男性的44%左右。從1641年始為黃教一世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庫倫寺院座床以來，各部蒙古封建首領每年在該寺院舉行盛大慶典時，都送給哲布尊丹巴大量的牧地、阿勒巴圖（牧奴）和馬、牛、羊等牲畜。1750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下除擁有遼闊牧地外，還擁有數十萬頭牛羊馬駝和三萬余人沙畢那爾（牧奴）。可見喇嘛教在清代，已成為廣大蒙古人賴以寄托未來憧景的精神支柱；更成為清朝統治者和蒙古封建王公，利用其鞏固統治地位的工具。 清代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風動朝野，發揚廣大，洋洋數千卷的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用珠砂墨譯成蒙古文，在各大寺院中珍藏誦訟，確乎是一代不朽之盛業。喇嘛教在蒙古人中流傳之廣根扎之深，既有其歷史源淵和文化觀念信仰成分；更為主要的是清朝皇帝和蒙古王公等封建統治者以其有重要政治利用價值。大力提倡、扶持、鼓勵其發展，是其興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本文選自《人文與社會》，作者：盧明輝、李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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