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漢交流
三聯生活周刊：藏文化對漢文化，或者說對中原文化有什么影響呢？
沈衛榮：從佛教來講，漢傳佛教在吐蕃王國以后對西藏佛教的影響很小，按照藏文史學傳統的記載，吐蕃時代漢地禪宗頓門派法師摩訶衍在一場宗教辯論中輸給了來自印度的修持中觀哲學的漸門派法師蓮花戒以后，漢傳禪宗佛教從此被趕了出去，不準在吐蕃境內傳播了。所以，確實很長時間內，再也不從漢地翻譯佛經了。直到清朝的乾隆皇帝才又開始組織從漢文佛經中挑選出藏文佛經中沒有的部分，將它們翻譯成藏文、蒙文和滿文等。與此相反，藏傳密教的東西被翻譯成漢文的則有很多。前面提到過藏傳密教的修行，從西夏開始就傳入西域和中原，此后就一直沒有間斷過，一直到清、民國，從來沒有斷過，藏傳密教一直是輸出方。我們去年重新影印出版了一部漢譯藏傳密教寶典–《大乘要道密集》，它原本就是從清朝宮廷中傳出來的，是漢地信眾修習藏傳密法的一部極其珍貴和少見的密法集成，這部寶典集中了西夏、元、明幾朝翻譯的藏傳密法儀軌，說明這些東西從西夏到元，一直到民國時期都在漢地傳播。藏傳佛教在漢地曾經非常流行過，現在這個傳統又回來了，因為對我們來說，它們不完全是全新的東西，它們老早就已經傳播了。
三聯生活周刊：西藏全民信教，除了寺廟外，宗教對于世俗生活的影響都有哪些方面？
沈衛榮：他們生活中很多內容其實都是一種宗教活動，比如藏民經常要去寺院磕頭，加酥油，做供養，這些都滲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了，很多人一輩子很多時間都花在上述這些宗教活動中。從城市規劃和建筑上講，藏語里的“廓”，實際上就是轉經的一個道，“林廓”是內的，“八廓”是外的，西藏人每天要轉好幾圈，這就是說，起居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三聯生活周刊：還有一個比較神秘的天葬，也與宗教教義有關？
沈衛榮：這個現在還不是很說得清。信佛教的人有很多，為什么獨獨就西藏有這個傳統，其他地方沒有呢？這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但佛教本身認為人的身體不過是一個皮囊，并不值得那么珍視，而且佛教相信靈魂轉世，到你死了的時候–《西藏死亡書》里面說到，頭一天靈魂就離開身體了，靈魂就出去了，從此以后你擁有的是一個意識身，你是成佛還是轉世為人，在這49天里有無數的可能性，你能做的就是要想盡辦法成佛，實在成不了佛，那就轉世到人間，轉世到一個比較好的人家，這也是一種福報。因為只有轉世到人間，你才能再接受佛的陽光雨露，才有可能成佛。所以，人生除了成佛沒有其他意義，人死了以后，人的身體不值得保存，對死亡也沒必要哀傷，因為死者已經在自己通往成佛的路上。另外，天葬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布施。
三聯生活周刊：我們通常一講起漢藏交流，就會提起文成公主。在長達數百年的漢藏交流史上，還有哪些其他值得被銘記的人？
沈衛榮：其實漢藏交流史上的代表人物還有很多。比如敦煌文獻里提到的那個法成法師，他把很多藏文的佛經翻成漢文，又把很多漢文的佛經翻成藏文，在漢藏佛教交融、互動的歷史過程中有過非常大的影響力。但我們今天實際上并不能確切地知道他究竟是漢人還是藏人。在漢藏佛教交流史上，還有很多這樣的人，像明代初年有位叫莎南屹啰的譯師，他翻譯了大量藏傳密教儀軌，《大乘要道密集》中收集的漢譯藏傳密教文獻中有一半是他翻譯的，晚近我們還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等地發現了更多由他翻譯的藏傳密教寶典。一聽莎南屹啰這個名字，我們一定想他肯定是一位藏族譯師，但是從他所翻譯的那些藏傳密教經典看，他的漢文好得不得了，他對漢傳佛教經典又十分精熟，他很有可能是一位信奉藏傳佛教的漢人，只是取了一個藏文名字。
其實，在歷史上對漢文化掌握得非常出色的藏人，或是對藏文化掌握得非常出色的漢人多的是。從漢藏兩個民族的起源來講，雖然我們不能說是漢藏完全是同宗同源，但雙方在很多方面確實是一樣的。西藏很多人是羌人的一支，漢人也有很多來源于羌人，臺灣著名的人類學家王明珂先生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書，題為《羌在漢藏之間》，實際上這個說法不夠精確，應該說《羌在漢藏中間》。現在的羌族人很少了，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變成了藏人，很多人變成了漢人。同樣，歷史上很多西夏人或者變成了藏人，或者變成了漢人，對這類民族融合的歷史大家還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美國有位做漢藏語言學研究的學者，專門研究“吐蕃”這兩字的發音，他的研究結果是，吐蕃在古代的發音應該就是“發羌”，這和漢文歷史文獻中說吐蕃是發羌的一支是吻合的。
漢藏文化之間的交流源遠流長，最初是漢傳佛教影響了藏傳佛教，后來是藏傳佛教影響了漢傳佛教，二者交融的歷史很長。可惜，大家現在不怎么談論這段歷史了，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希望我們不要忘記，文成公主對西藏文化發展確實影響很大，當時她不是一個人去的，而是帶著一大批人去的，當時漢地使者來來往往很多，其中包括很多和尚，他們帶去了很多漢地的文化傳統。例如，漢地喝茶的傳統，最早也是吐蕃時漢地使臣們帶到吐蕃去的，著名藏文史籍《漢藏史集》中對此有很詳盡的記載。有意思的是，其中還專門提到喝茶水平最高的就是漢地來的和尚。
三聯生活周刊：西藏濃郁的文化特色得以保留，顯然跟地域的相對封閉不無關系。但是西藏必然也要面對發展的問題，這個矛盾如何解決？
沈衛榮：的確，傳統文化如何延續和保存，這是一個難題。就好像在北京，今天的北京還保留有多少我們漢人的傳統文化呢？現在西方有種說法，叫tradition for sale，說的是賤賣自己的傳統。包括云南的其他一些地方，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做的，實際上我們在慢慢失去這種文化傳統，這就是全球化帶來的一個結果。
毫無疑問，如何保留民族的傳統文化也是現在中國的民族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的根本原因之一。民族主義怎么來的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害怕失去自己的過去、失去自己的身份認同、失去自己的傳統文化的恐懼。對我們漢人來說，對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的恐懼也許沒那么大，但對于藏族同胞等少數民族來說，失去他們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就等于什么都沒了。
我們應該花力氣幫助少數民族維持和延續他們的民族文化。不過這些做起來也很困難，一方面東西方觀念上有分歧–我們覺得在西藏搞經濟建設，這是幫助他們；但在西方人看來，這就是破壞。顯然，西方人的想法也很成問題，因為他們設想西藏人不需要物質的進步。我們不能認為西藏就排斥發展，藏人同樣向往現代化的生活。但是，我們應該更多地理解包括藏族同胞在內的少數民族對傳統失落的恐懼。我們再回過來看看，北京和中國內地在這幾十年內所經歷的漢族傳統文化的失落，西藏現在正在經歷，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這是現在中國面臨的最巨大的挑戰之一，也是最考驗當政者政治智慧的時刻。
《三聯生活周刊》2013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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