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劉仲敬，現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在讀博士，網名：數卷殘編。1996年畢業于華西醫科大學，后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某公安局擔任法醫長達10年，于2012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譯有大衛·休謨《英國史》，著有《民國紀事本末》。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許紀霖評價此書為“奇書”，對劉仲敬評價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難得的大見識”。梁文道在《開卷八分鐘》亦對《民國紀事本末》評價甚高，稱其為：2013年讀過的最奇特，但又讓人印象最深的書。

互聯網上流傳著關于他的一些事跡，比如：2009-2012年就讀川大時，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四處在教室走廊散步，看到聽不慣的推門進去反駁完就走；考武大博士的時候，有人戲問歷史學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劉仲敬戲答武昌首義地方不錯……

劉仲敬這樣描述自己現在的狀態：除了個人生活瑣事以外，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于看書，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于翻譯，另外三分之一時間用來上網。目前他已與廣西師大出版社達成多本書的出版協議。

如果你是一點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紅爐上

共識網：我們注意到，您在從事學術研究有一段比較有意思的經歷，那就是，您曾經在烏魯木齊公安局當了十年法醫，在我們看來，您的這份工作跟現在所做的學問簡直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選擇上做出了這樣大的轉變呢？

劉仲敬：我沒有變化，世界變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覺到了某些潛在的危險，并且法醫這個職業，只是落腳于技術層面，對案件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絕大多數案件最終的解決并不依靠技術，而是靠政治談判。

很多人覺得我現在學的東西跟我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對我來說，職業根本算不上人生選擇。我也沒有強烈的動機，非要做某種學術不可。我真正關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環境改變，如果環境惡化以致我感覺到自己沒法控制，我會有強烈的動機，在環境惡化以前避開危險的位置。

職業這個詞只有對新教徒創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義。職業這個詞是由“召喚”這個宗教詞匯轉化而來的。所以切斯特頓說，美國人對工作有一種宗教性的熱忱。他們多多少少認為，工作是一種侍奉上帝的神圣舉動。切斯特頓之所以對“職業”這個詞感覺到不對勁，因為他是天主教徒。雖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張履行許多行善的義務，但他們覺得世俗的賺錢根本沒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應該具有某種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過勉強容忍而已。

在中國而言，孔孟老莊和縱橫家混合的意識形態造就了另一種行為模式，也就是一種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禮法和道德是針對個人的，而在公共事務上是世界主義者和流浪者。你可以從卜式（西漢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漢武帝的故事中看出這種倫理。漢武帝發動戰爭，號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實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沒工商業者的財富滿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驚訝地派出使者問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說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報仇？

這種模式暴露了華夏世界最根本的習慣法：沒有針對陌生人的義務，只有私人對私人的關系。即使對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實質的付出，必須另有知遇之恩。這種文化沒有職業道德（對無名陌生人的底線）和事業心（對無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價交換的游士原則（良禽擇木而棲，危邦不居亂邦不入）。這里不能產生不斷積累的知識傳統，只能偶爾產生像張衡一類的聰明人。他們靈機一動，發明了某些東西，然后被人遺忘，直到下一位聰明人偶然地出現。

這種社會的聰明人是智力測驗產生的，測驗內容完全無關緊要。正如蘇東坡所說：無論折騰策論還是經義，反正選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級數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層次內相互交換職業；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層次內，即使保持同樣的職業也不能勝任。所謂君子不器（沒有專業），但必須知天命（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趨勢）就是這個意思。就像有些參天大樹的根須已經腐爛，有些鮮美的果實結在寄生的藤蘿上。你必須重視隱藏在外表之下的演變趨勢，然后判斷某種環境是否具備投機價值。如果你是一點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紅爐上。

所謂的民族矛盾 其實是中國和世界結構性沖突的暴露

共識網：還是結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經歷，稍許對中國政局有些觀察的人都會發現，近些年來，民族問題愈來愈成為一把懸在執政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您能否結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談談您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劉仲敬：這顯然是偽問題。莎士比亞說過：當我們開始說謊，我們編織了多么可怕的羅網。我們必須編造更多的謊言，遮蔽原先較小的謊言。在偽問題的框架內，沒有正確或有效的答案。

我認為，內亞其實只有兩個問題：正統性的失敗和地緣政治的緊張。這兩者都不是民族問題，“民族”只是一個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統性的失敗是中國整體的失敗，而地緣政治的緊張才是內亞的特殊問題。做個類比，如果德國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問題。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國和世界不可調和的結構性沖突，地緣政治的理由注定東普魯士形同絕地，它像闌尾一樣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沖突中都會首先被切斷。只有巧妙的外交手腕才能勉強保全這條三面受敵的領地，即使和平時期也防止不了各方向的滲透。你只要把德國換成中國，把東普魯士換成內亞，就會明白地緣形勢的危險性，這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

內亞斗爭的升級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決。只要中國在世界體系內的合法性建立不起來，她最脆弱的地緣斷層就會首先潰敗。所謂的民族矛盾，其實是中國和世界結構性沖突的暴露。就像如果你的腳腫起來，原因其實是心臟衰竭的原因，在腳上貼膏藥，基本上不起作用。

內亞只有一項真正的地方性問題：跨國走私網絡的發展成熟。如果沒有地方強力部門的長期參與和分利，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武斷的、任人唯親的、機會主義的，全中國大概都是這樣。

民族是流動的 不能把它當做靜態的東西

共識網：對于當前民族問題的種種癥結，有人將板子打在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認為今天很多問題都肇始于這一政策，您怎么看？當然，也有人認為是全球化導致了問題的激化，他們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從根上就很難認同漢族（或者所謂的中華民族）及其政權的統治。

劉仲敬：我覺得“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會比九三學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極少數依靠統一戰線基金為生的人，誰都不在乎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這一政策浪費了一點點統戰經費，但在巨大的國庫開支中只是滄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問題，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難道有人當真相信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統治了新疆嗎？我從沒有見過任何人相信政協會議統治中國。

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不可能跟異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異教徒的統治。他們曾經愿意接受楊增新的統治，后者比共產黨更有資格稱為漢族政權。列寧主義政黨基本不可能實施民族統治，除非以八千萬黨員自身構成獨立共同體（民族）。照葛蘭西的定義，共產黨和群眾的關系不是有機的。

全球化造成的問題在另一方面：在無根的國際資本主義刺激下，地方主義發育為民族主義的速度驟然加快了。我們必須正視：資本主義不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進程，而是一個創造民族的世界性進程。創造民族會不會導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結構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沒有問題，但是科索沃在塞爾維亞就有問題。

中國這套民族理論有一個概念，就是把民族當成一種靜態的東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樣，挖出化石以后給它分類，分到這一組就是這一類，分類完了以后它就永遠不動了，但是民族顯然是流動的。古代有很多國其實是民族，比如在屈原那時候，楚國就是一個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國，是因為他跟秦國不是同一個族，而不僅僅是不同政權。而放在元末，陳友諒的手下去投奔朱元璋大概也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后來秦和楚民族都慢慢消失了，但是新的民族不斷產生，這是一個不斷流動的過程。

共識網：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刻意劃分民族會增強他自己的認同感，原來他可能沒有這種身份意識，但是因為刻意劃分，就會加強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比如高考加分。

劉仲敬：現在高考的問題的確是這樣。高考入學的時候讓你上學好像讓你占便宜，但是畢業的時候就不這樣了，畢業的時候你發現讓你上學你吃了很大的虧，因為沒有對接了。以前高考制度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是公務員制度，上學的時候是一個候補官僚，畢業以后就變成了政府官員，現在是后半截砍掉，一畢業的時候你就從懸崖上跳下去了。從體制上講，把教育制度后半截砍掉，就相當于廢科舉一樣，把社會一個循環機制打亂了，又沒有很好的替代品，這樣就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紊亂。

民國時期的政治動亂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畢業生沒有出路了。以前科舉考試出來是有出路的，他該去哪兒是很清楚，即便是回老家，他也是當地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新學培養出來的人他們去哪兒連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參加革命。

共識網：如果這個方面糾偏的話能怎么做呢？難道把原來大學的擴招再收縮回來？

劉仲敬：這樣的話又很難，一旦擴招以后再收縮的話，現在大學教授怎么辦？就像通貨膨脹一樣，開始最好就不要通貨膨脹，但是通貨膨脹以后再收回來就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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