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于清末洋務運動時代的北洋海軍，是中國第一支近現代化的海軍，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海軍的鼻祖。通常，瀕海國家的人民對于自身的海軍，都是以歷史愈悠久愈感驕傲，縱是自己的海軍曾經遭遇過大的失敗，也通常會從失敗的黑暗中尋找、提煉可貴的光芒，抑或是歌頌悲壯的犧牲，以期永志不忘?，F代俄羅斯海軍不忌諱日俄海戰的慘敗，恢復使用帝俄時代的海軍旗；法國海軍坦蕩蕩參加英國舉行的紀念擊敗法國艦隊的特拉法加海戰閱艦式，都是頗為典型的例子。
與這些現象相反的是中國人對待自己海軍的態度。曾經摘取過亞洲第一桂冠、在甲午海戰中進行過浴血廝殺的北洋海軍，很多時候卻處于一種被習慣性地羞辱、鄙夷乃至無視的地位。
隨著現代關于北洋海軍史和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不斷深入，通過史料辨析、事跡考證，已經日益證明北洋海軍的這種黑暗化形象，其實根本沒有什么可靠史實的依據支撐，只是一種長期形成的慣性思維模式所致。
追溯起來，北洋海軍被黑暗化的源頭要一直尋到這支軍隊的誕生。
海軍：近代化建設突破口
現代意義的海軍產生于歐洲，中國萌動建設這種西式海軍的由頭，是因為19世紀中遇到的歐洲列強從海上聯檣而來轟開中國國門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后興起購輪船和設廠造船小心翼翼地摸索。而近代中國真正向外邁出建設海軍的步伐，則是因為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侵入臺灣的事件，痛感“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御已苦無策”，為切實修補海防，于是從1875年起分派南北洋大臣負責籌建南北洋海軍，歷經十余年努力，最終在1888年首先建設成了實力一度排名亞洲第一的北洋海軍。
1886年9月29日，由英國阿姆斯特朗埃爾斯維克船廠制造的穹甲巡洋艦“致遠”號下水，其管帶為北洋水師名將鄧世昌。
從建設、發展海軍的目的來看，近代中國的海軍可以說是被外敵打出來的，是被動的避害反應的產物，最初為了解決海防問題，再具體化到為了防范“肘腋之患”的日本，給人感受到的是一種受到外力壓迫時不得不為之的被動感。海軍是西方大工業背景下徹頭徹尾的洋事務，也由此，因為感受到海防的壓力要建海軍，便成為了在當時封閉的中國社會中，難得的一個進行近代化建設的突破口。
一切都需要學習西方的海軍，開始撬動中國社會的近代化。
因為海防和海軍的需要，清政府在1866年批準設立福建船政嘗試自造輪船的同時，破天荒地批準了開辦近代化的海軍學校，成為大規模洋式教育光明正大進入中國的起始。
因為海防和海軍的需要，1877年機械開采的開平煤礦開始興辦。
因為海防和海軍的需要，原本被守舊社會扼殺夭折的鐵路事業，在唐山至胥各莊鐵路線上死而復生。
還是因為海防和海軍的需要，1880年中國電報總局成立，力排社會浮議，一根根電報線桿連通南北洋，進而編織成了勾連全國的電報網絡。
……
傳統社會對海軍的“容忍”態度
這一樁樁中國近代化道路上的零的突破，現代中國人感受到的往往是豪邁之情，但在當時的中國，每多一個這樣的第一，其實意味著海軍在傳統社會眼中的惡感會加強一分。日本為了變為一個近代化國家、融入世界，從上至下推動全社會的近代化改革。和日本不同，在當時保守的中國社會，看似也有洋務事業建設的蹤跡，但卻是在過往外敵入侵的巨大陰影下被迫為之的不得已之舉，并沒有全社會的認知和支持為基礎。因而同是近代化，日本是舉國近代化，而清王朝實際只是一場海軍近代化運動。
在這樣的大背景中，北洋海軍便是被推到風口浪尖的一群人。除了個別老將外，所有軍官幾乎都經歷過西式學堂的教育，甚至還有直接留學過歐西的，他們說英語、生活做派西化、和西方人交往密切、沒有經歷科舉，卻憑著西學得到了官職和厚祿。在占主流的中國知識階層看來，這些人簡直連基礎的道德修養和國學功底都尚不具備，卻獲得了普天下多少寒窗苦讀的士子孜孜以求而不得的前途。不僅軍官如此，北洋海軍中甚至于連水兵在日常訓練中都以英語為口語，用餐的食譜也都西化，薪糧也遠遠超過他們的陸軍同行。
雖然北洋海軍是當時中國唯一一支能與世界接軌的軍隊，但在大多數眼光還封閉的國人看來，是那樣的格格不入。
甲午戰爭時代曾對中日間戰爭進行報道、分析的英國記者克寧漢（Alfred Cunningham），在戰后出版的專著《水陸華軍戰陣志》 （The Chinese Soldier and Other Sketches）中，曾有一章對北洋海軍的境遇做了入木三分的評述。
在名為Cinese sailors at Weihaiwei（舊譯《威海衛戰事外記》）的章節里，克寧漢寫到他所理解的北洋海軍，“滿清帝國的海軍是摩仿美國式的，海軍軍官是自成一新階級的，沒有一個對他們稍為敬重的人把他們來和陸軍軍官相提并論的。就教育和實用的知識而論，他們是遠在中國官吏之上的。從中國的官場觀點而言，他們是局外人，只因為海防需要海軍，他們才被容忍著?！?br />
克寧漢所用的“容忍”一詞，極為生動地刻畫了當時整個中國社會對待北洋海軍的態度。只是因為有海上門戶洞開的殷鑒在前，他們才坐視這樣一支軍隊存在，壓抑著不滿和怨怒?？上攵谶@支軍隊能夠遂行鞏固海防的時期，他們可以容忍，但一旦這支軍隊在海防上有所疏失，將會遇到何樣的對待。
北洋海軍恰如一株來自西方的名種花卉，移植到了中國的土壤上。接下來的結果只有兩個，要么他能促進土壤改造以適應他，要么他就被土壤改造，或者干脆水土不服。
進退皆不是
海軍在西方列強眼中，是護衛國家海外利益，保衛海上交通線的武裝。同樣是海軍，清政府亦步亦趨建起了北洋海軍，但出發點卻是為了防住大海。1886年北洋海軍從德國購買的鐵甲艦“定遠”、“鎮遠”歸來，一時威震東亞，持續10年之久的中日兩國海軍競賽以中國的壓倒性優勢而暫告一段落。
此后的幾年里，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沿海頻發的?；枷舨灰姡磕瓯鄙夏舷滤奶幯卜赖谋毖蠛＼姵闪藮|亞海域最為活躍的海上力量之一，清政府投資建設這支海軍的目的已然實現。幾年之后，1890年戶部上奏，以海軍規模已具和國家度支艱難為由，請求暫停海軍向國外購買軍火。北洋海軍的發展就此停滯，值得玩味的是，在高層官場上，除了李鴻章有過一份語近犯上的辯爭上奏外，并沒有任何的反對和質疑聲。
也就是在1890年，世界海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裝備技術和戰術思想革命。伴隨著新式速射炮的誕生，適應快船、快炮的縱隊機動戰術躍居為主流。日本海軍抓住了這一機遇，迎頭趕上，在1891年前后就躍居亞洲第一，而被鎖住了手腳的北洋海軍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人超越。
1894年春天，中日關系圍繞朝鮮半島問題趨于緊張，大戰無可避免之際，中國社會對于北洋海軍的容忍終于告一段落。還在中日兩國圍繞朝鮮進行外交折沖時，催動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一搏的輿論聲音便開始出現，隨著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8月1日中日宣戰，這種催逼北洋海軍打仗的輿論聲勢越來越大。
分析史料可以十分容易地發現，催動北洋海軍作戰的輿論聲音對于當時的戰爭走向、戰場方略、敵我實力對比全無了解，它們所秉持的是一種坐在道德制高點位置上，任意品評指責的評判者地位，北洋海軍則成了被審判和被議論的對象。北洋海軍坐守軍港，被參為畏葸避戰，北洋海軍出發巡海，則被罵為是畏敵來攻而遠遁，總之進退皆不是，任何的舉動都可以被作為罪狀而遭到批評。
當時清流領袖人物、戶部尚書翁同龢的小門生王伯恭記錄了和翁同龢的一次談話。王伯恭針對當時社會上催促北洋軍隊上陣的輿論，認為“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翁同龢則稱“今北洋海陸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王伯恭與其爭論，最后翁同龢一語道破天機“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地也。”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實則更多人內心里其實更希望北洋海軍上陣的結果是戰敗出洋相，如此不僅可以一釋之前容忍海軍所積郁的怒火，也可以證明建設海軍及其相關的洋務建設活動都是不正確的。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北洋海軍的甲午戰爭，更像是一場內戰。
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爆發后，艦只損失嚴重的北洋海軍開始走向下坡路，因為艦只傷情嚴重，艦隊遲遲未能重回海上活動，圍繞北洋海軍的輿論抨擊在這時變得愈演愈烈。為了證明北洋海軍的失利是人禍，各種圍繞北洋海軍的謠言紛起，這支曾經的亞洲第一海軍開始遭到涂抹，其在公眾的形象也開始發生扭曲。
輿論對北洋海軍的抨擊中，出現了諸如海戰時丁汝昌躲在蓬萊閣上縱酒呼盧；北洋海軍平時巡閱時率淫賭于上海、香港；丁汝昌治軍過寬，不能進退一士卒，且和士卒一起賭博等故事。而北洋海軍一些軍官在擬寫戰斗失利的原因分析時，某些人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為了找戰敗原因而去找原因，將很多原本正常的訓練作業活動，描述成具有可疑之處。所謂北洋海軍平時訓練弄虛作假，火炮設計前預量距離之類將正常事說成不正常的問題，都在此時埋下根源。
舉國輿論對北洋海軍歇斯底里式的抨擊，至北洋海軍覆滅而告一段落。1895年2月北洋海軍被困劉公島，終日和日本海陸軍對抗時，清政府朝廷和輿論中大都不再考慮如何救援這支海軍，而是已經在謀劃撰寫抨擊北洋海軍覆滅的文章。當北洋海軍真正覆滅后，果不其然在輿論中被描述為甲午戰敗的罪魁禍首，清政府也一股腦地將北洋海軍所有額定編制撤銷，幸存人員遣散。
到此，傳統社會對那支被容忍著的海軍，取得了報復式的反攻勝利。
北洋海軍成為批判現實的由頭
有關北洋海軍的話題，隨著北洋海軍的灰飛煙滅，在甲午戰爭后一度轉冷。尤其是在巨大的海防壓力面前，清政府又重新舉辦海軍，而且是由原本的清流保守派們主導海軍建設，此時社會對于過往海軍的批評之聲暫歇，而目光多著眼于新建的海軍。更重要的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嚴重刺激了中國知識階層中的青年一代，原本頑固保守的社會氛圍開始瓦解，主張學習東洋，乃至進行更大程度的改革變法的思想，在知識階層中涌動。
可是在甲午戰爭后，巨額的賠款和大面積的割地對中國造成了空前的災難。在此之后，糾纏在頑固和進步等不同思潮的爭斗下，又出現了百日維新的失敗，進而出現了庚子國變的更大社會災難。進入民國，連年的政治混斗和內戰，更是使得中國國勢一蹶不振，徹底墮入末流國家之列。
國人對此痛心疾首者，開始反思中國失敗的根源。此時，作為中國近代命運分水嶺的甲午一戰被再度提起，而北洋海軍作為失敗原因中的重要一環重新開始被審視。不同的是，此時的議論者，很多都已不是北洋海軍時代的人，議論中所述的事情也更多的是道聽途說和編造為主。很多對當時吏制、軍制的不滿，都借著抨擊北洋海軍而抒發出來，開啟了將北洋海軍的歷史用來當作現實批評由頭的先河。
除此外，一些留學海外的青年知識分子，首先見到了一些關于甲午海戰和北洋海軍的小說、傳記，其中的故事大多是此前中國輿論中關于北洋海軍的討論上聞所未聞的，因為自身并不具備甲午戰爭和北洋海軍研究的識見基礎，于是大都直接采信，并藉著翻譯、節選，介紹進中國。著名的“定遠”艦主炮晾曬衣褲、北洋海軍總兵劉步蟾是卑鄙怯懦的小人、“定遠”艦飛橋被自己發炮震塌等橋段都是在這一緣故上傳入了中國。
民國時代對北洋海軍的黑化，在20世紀30年代左右到達頂峰。面對當時日本咄咄逼人的外部壓力，國內社會上針對軍隊腐化、政治腐化的批評，習慣將北洋海軍拖出來當作標本議論，盡管議論的所謂依據、罪狀幾乎都是編造的故事，但只要最后總結出的道理正確，至于求證的過程和拿來的論據是否正確、合適，都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抨擊的猛烈程度，可以從一個突發事例中看出，30年代民國海軍部竟然曾為空軍刊物上的一篇文章所激怒，將空軍司令部訴諸公堂，理由就是對方過分地抨擊、黑化海軍先烈。
現代以來，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面對著重新走向大海的國家戰略思考時，有關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海軍——北洋海軍的議論，又逐漸升溫。這一輪討論輿論的制造和參與者，更不是北洋海軍時代之人，但對于北洋海軍的議論進入了更廣闊的方面。其中，將北洋海軍作為甲午戰爭失敗，乃至近代中國失敗的致敗之源的觀點，仍然有大量信者。
為了證明這一觀點，在綜合過往關于北洋海軍的各種負面化記錄的基礎上，憑著新的想象力，又衍生出了很多穿鑿附會的新罪證。例如鄧世昌在艦上養狗代表著軍紀敗壞、丁汝昌不是海軍出身因而具有原罪；北洋海軍黃海海戰的陣型錯誤等等。加之從90年代初開始，甲午戰爭中因臨陣脫逃而被處死的將領方伯謙的旁支后人在慫恿下，發起了為方伯謙翻案，要將方伯謙樹立為民族魂的活動。為了洗脫方伯謙的罪名，翻案者又編造了一系列的虛假故事，諸如李鴻章、丁汝昌搞派系斗爭，打壓方伯謙；鄧世昌有勇無謀，與其沖鋒損失一艘軍艦，不如方伯謙逃跑保全一艘軍艦等等，使得原本就已被輿論慣性影響得混亂不已的社會對北洋海軍的印象，變得更為雜亂。
新時代出現的這種黑暗化北洋海軍的現象，很多時候其用意和百年前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在于借古喻今。為了說明一個現代的道理，在尋找負面典型時，可以將任意的歪曲故事嫁接在北洋海軍身上。說腐敗問題時，可以拿北洋海軍作為證據；說軍人沒有戰斗精神時，也可以拿北洋海軍作為證據；說軍隊走私問題時，還可以拿北洋海軍為證據。
一百多年來出現這種幾乎一脈相承的黑化北洋海軍的現象，骨子里的原因首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勝者為王、敗者寇，以及非忠即奸的簡單思維，還有至今在輿論中根深蒂固的古舊的歷史觀，即勝利者從降生時開始，必定就是天現祥瑞，少年英俊，此后一輩子都不會有任何的錯誤，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后來勝利的必然導引。而失敗者追溯起來，其從降生開始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描述為是導致其最后失敗的原因。
國人從甲午戰爭失敗時就開始思考失敗之因，但捫心自問，除了一代代將北洋海軍越描越黑外，真正的失敗之因是否有過思索，是否已經找到？當甲午戰爭這場舉國、全民族性的大失敗的責任落到一支具體化的軍隊頭上后，實際上真正的罪魁禍首已經逃脫事外，甚至于洋洋得意地扮演起對這支具體化軍隊的道德裁判者的角色。
在封閉黑暗的清末時代，北洋海軍實則是照亮了通向近代化之路的一盞微弱火光，最終不幸熄滅，但他所指向的那個通往世界、擁抱世界、融入世界的方向，實際是正確的方向。走過120年，這個方向應該能夠看得更為清楚。
原載于《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7月上 作者：陳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