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讓人出奇憤怒的是，他們投資的鐵路不僅不保，而且在日后的善后賠償上，也被區別對待。次年，已經升任郵傳部尚書的盛宣懷，“對兩湖、廣東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國有化方案。湖北、湖南由于張之洞管理得宜，資金損失不大，盛宣懷提出用‘國家保利股票’1∶1按原股面值置換；而四川因資金虧損中有300萬系‘橡膠股災’虧空，盛宣懷認為不應‘慷國家之慨’，決定不予承擔” 。
義正詞嚴之下，意味著7000萬“被股東”的四川人要承擔這些虧空。也就是說，他們的投資，只能自認打水漂了。
上頭犯錯不嚴懲，板子卻打在群眾身上。
無疑，這一處罰就像湯壽潛被離職一樣，再一次幫了革命黨人的大忙。
引發帝制中國轟然倒塌的多米諾骨牌，就此推倒。
辛亥年6月，四川省諮議局議長，同時當選為川漢鐵路川省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的蒲殿俊，帶著因川漢鐵路被收歸國有而破產的一干“股東”，走出茶館來到街頭，抱著寫有光緒圣旨的兩塊木牌上街示威。這兩塊木牌一寫“庶政公諸輿論”，一寫“鐵路準歸商辦”。此前，它們一直掛在蒲殿俊租來的大房子門口。
只是，這種游行和抗議跟死去的光緒一樣，沒有影響力。
他們繼而成立了一個名叫“保路同志會”的組織。
“6月17日，在保路同志會成立大會上，時任四川諮議局副議長的羅綸慷慨激昂，‘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話中有無盡的悲憤。一場本是事關利益和經濟的爭端，意在‘保路權，爭路款’的運動，頓時有了濃郁的火藥味……”當“盟友”變成了對手，就像情人變成了敵人，原先愛有多深，此時便恨有多深。清政府也開始感受到某種威脅，這種威脅被發酵得越來越大，“全川142個州縣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市民紛紛投身于保路運動之中，保路同志會的會員不到10天就發展到10萬人。此刻，黃花崗起義中幸存的吳玉章也悄然潛回了四川，開始醞釀點燃川人怒火”。沒多久，“一份名叫‘自保商榷書’的傳單，開始在川漢鐵路股東大會上散發，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時局之危’。《自保商榷書》中噴涌而出的獨立意識，讓時任四川總督的趙爾豐驚駭不已，趙爾豐稱此文‘儼然共和政府之勢’‘逆謀日熾’” 。
趙爾豐決定用暴力回答。
清宣統三年農歷七月十五，即1911年9月7日，趙爾豐將川漢鐵路公司和省咨議局的首領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等人誘至督署內拘捕，同時下令搜查鐵路公司，封閉鐵路學校和股東招待所。消息傳來，參與保路運動的數千名請愿的民眾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內向總督請愿。趙爾豐面對手無寸鐵的群眾，竟然下令開槍鎮壓……
是為“成都血案”。
當對話的渠道被徹底堵死，可以對話的對象又被逮捕，乃至被肉體消滅，川人只有以武裝起義來回應。
清政府的維穩升級。這次，它們從湖北派兵入川鎮壓保路運動。
這一動，便動一發牽全身。
本文參考：秦亢宗，《寧波幫百年風云錄》，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譚洪安，《“橡膠風潮”挽狂瀾》，《中國經營報》2013年1月18日；黃艾禾，《1911那一年》，《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8月4日；雪珥，《辛亥：計劃外革命》，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年版；章立凡，《大清災官蔡乃煌》，《新世紀周刊》2011年1月；李冬君，《辛亥革命：導火索與“投名狀”》，《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吳比，《革命與生意》，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