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美兩國金融交往的角色和地位的微妙變化。記得08年以來中美金融問題的諸多討論主要圍繞美國經濟與金融動向展開。由于當時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且是危機的發源地，復蘇跡象緩慢，因此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美國金融市場動態，其QE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美國經濟復蘇態勢究竟何時能夠走出危機等等。
當時中國與新興市場方面被寄予厚望，美國政府更是希望中方能夠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出資美國企業，并拉動美國出口需求，而當時中國也推出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不僅短期內帶動國內經濟反彈，而且增加了海外需求，引領新興市場高速增長，一度成為全球復蘇的中心。可以說，金融危機之時，得益于一枝獨秀的經濟高速增長，中方在中美兩國經貿關系中也一度占據主動位置。
然而，當前中美兩國雙邊關系在經貿領域卻伴隨著美國經濟復蘇與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回落產生了變化。如今中美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中國經濟與新興市場國家是否會陷入危機，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維持金融市場穩定等等。盡管中方反復表示對7%的增長仍有信心，但美方則表示擔憂。簡言之，多年之后，中美兩國經濟背景的反差變化使得雙邊金融關系出現再平衡，此時的美國似乎對中方依賴需求弱化，如對中國拋售美國國債也能淡然視之，態度與危機之時大相徑庭，雙邊關系中更為強硬。
中美研討會期間，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演講中提到了一個例子，巧妙地描述了中美兩國所處環境的微妙變化。朱光耀提到，2008年美國投行雷曼兄弟倒閉后不久，一天中國凌晨3點多，美國前財長保爾森辦公室就打來電話，提出要與中國領導人通話，通知美國可能出現的金融危機，就中國如何反應做以交流。而近期，中方也曾美國時間凌晨3點多，與美方溝通。上述不為人知的例證在筆者看來，一方面說明了中美兩國在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穩定方面協作程度之密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方在兩國關系中又回到守勢。
第三，對人民幣匯率態度變化顯著，相比于往年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操縱的指責，此次習主席訪問與中美金融研討會，關于人民幣匯率低估的討論幾乎只字未提。相反，對于人民幣是否需要干預保持不貶值，美方認為市場有貶值壓力時順勢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
這與前些年情形明顯不同。盡管早在2012年，IMF便下調中國經常項目占GDP比重，動搖了人民幣大幅升值的理論基礎，但回想去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六輪中美戰略對話，以及去年6月在深圳召開的第十一屆中美金融研討會上，人民幣匯率問題仍舊是美方的焦點，人民幣低估論與美方對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指責有增無減。
當下，美方對中國股市和匯市波動感到擔憂，淡化了對匯率是否合理的指責，反而要求人民幣對美元保持穩定。諸多海外人士對8月11日中國央行啟動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改革缺乏了解，認為人民幣存在巨大貶值壓力，也有觀點認為一次性貶值可以幫助中國釋放貶值壓力。
但習近平主席此次出訪美國，便表示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值的基礎，今后人民幣將在一個合理且平衡的水平保持基本穩定，顯示中方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決心。正如筆者在上篇專欄文章《中國如何防止亞洲金融危機重演？》中所提，一次性大幅貶值的建議過于理想化。當前全球經濟疲軟，新興市場國家動蕩，投資者預期混亂，此時貶值并不是好時機，其不僅短期內對出口提振有限，反而會加劇恐慌，引發國內資金外逃和多國競爭性貶值，最終導致貶值幅度超出預期，資本流出重創中國經濟，還有引發新一輪亞洲金融危機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