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七年，國府遷都武漢，曾召開軍事會議，研討對敵戰法，于戰略上國軍采取消耗持久戰，于戰術上，我曾于大會中提議一應采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后游擊，擴大面的占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于點線之占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面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效”。當時，蒙委員長采納，通令各戰區加強游擊戰。至第一次南岳會議，委員長指示“游擊戰重于正規戰，政治戰重于軍事戰”。迨民國二十八年，改訂戰斗序列，遂設立冀察、魯蘇兩游擊戰區，將正規軍開至敵后游擊，且規定各戰區應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戰區內擔任游擊任務，化敵后方為前方。是時，淪陷區民眾聞風而起，紛紛加入游擊隊，發展至為迅速。當時，淪陷區之面幾大部為我占領，使僅控點線之敵人，窮于應付。

當我正開軍事會議于武漢時，適遇太原失守。當時會議中即曾討論第二戰區失守，大本營應如何指示問題。是時，第二戰區隊伍已紛紛準備渡河，離開山西，我立即建議：“以閻長官統率所有隊伍即于戰區內擔任游擊，不論任何部隊不得退過黃河，否則以軍法從處。”是時閻長官擬將長官部撤離黃河，我認為長官部應為部屬之表率，豈能例外，故極表反對。當時，我更從山西地位之險要與閻長官在山西之深厚關系，說明此命令之貫徹，絕無問題，故此案遂作定論。而我此建議，關系全局很大，直至抗戰末期，山西一直控于我手。

當我提出游擊戰建議時，曾有人指出，國軍未演習游擊戰，此議是否可行？尚需考慮。我表示說，以打游擊起家之中共，亦為中國人，中共可以打游擊，國軍當亦能打游擊。再者，又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做法，殊不知于敵后游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勵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游擊戰不打無把握之仗，此與孫子所云：“合于利者動。”唐太宗所云：“見利速進，不利速退。”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在民國二十八年冬，為適應游擊戰需要，于軍訓部任內曾收集游擊戰資料，由軍學編譯處編成《游擊戰綱要》一書，分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研討游擊戰之張本與實施游擊戰之依據。

軍訓部為頒發《游擊戰綱要》一書，曾有一訓令，茲將全文錄之如下：

查游擊戰為長期抗戰，消耗敵人兵力，爭取主動地位，富有彈性之戰法。年來，各戰區因地實施，頗收成效，山西方面，尤為卓著。茲根據作戰最高指導方針，適應現階段之需要，應在敵側后發動較前規模更大更堅強有力之游擊戰，庶可使敵深陷泥淖，窮于應付，而予致命之打擊。惟國軍干部對此尚欠普遍與深刻之研究，且苦無正確之完備教材可資參考，本部遂搜集有關游擊戰之資料及各區實施經驗與心得，加以整理，編成《游擊戰綱要》一書，隨令頒發，各部隊學校一體研究，俾利實用，而殲敵寇為要。自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滬抗戰至二十七年六月之武漢會戰，國軍均使用正規戰術，因裝備較敵為劣，火力不及敵人，且制空權操于敵手，故每一會戰，我軍均傷亡慘重，元氣大傷。

敵自發動侵略以來，我海岸線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皆為其占領，港口亦為其封鎖，而華中、華南之陸上重要城市，均為其控制；且平津、平漢、津浦、隴海(東段)、京滬杭等重要鐵路，亦悉為敵所占。惟敵占地愈廣，兵力愈分，敵僅能控制點線，不能控制全面。當時，敵之前線，于華北進至包頭、太原、風凌渡；于華中進至開封、信陽、岳陽；于華東進至杭州；于華南進至廣州，遂于此時停止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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