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移民在一些歐美國家,為什么那么難融入當地?
昝濤:這有一個歷史原因。因為穆斯林來的時候,當地已經是世俗化的文化了。必然有一部分愿意過傳統穆斯林生活的人無法融入,感到被排斥。有些嚴格的世俗化政策并不寬容那些傳統生活方式。這樣矛盾自然就產生了。
這是一個緩慢的融合過程,特別是年輕人到當地主流社會的世俗學校里去接受教育,可能會慢慢就融入當地生活了,他們可能會成為政府或企業里的穆斯林精英人物。但肯定還有相當一部分人由于各種原因暫時難以融入當地社會,甚至結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社區,成為當地社會治理中的問題。
我覺得移民社會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歷史上發生的融合是非常緩慢的過程,說不定需要上千年的時間。現在太著急也沒有用。
土耳其裔的穆斯林移民就沒有出現難以融入的問題,這是為什么?
昝濤:德國有好幾百萬土耳其移民。土耳其人移民德國是在二戰結束之后德國勞動力短缺時代。土耳其移民是在凱末爾主義世俗化時代教育出來的一批國民。另外,那個時候,德國百廢待興,大家都在一起蓬蓬勃勃建設社會。土耳其人對德國的復興有自己的貢獻,所以,土耳其裔穆斯林對德國有認同感,而不完全是一個移民的心態。
伊斯蘭世界的發展,人們不可避免地談到“土耳其模式”,土耳其轉變契機是什么?
昝濤:轉變的契機是伊斯蘭主義者或者對傳統保持一種保守主義傾向的人,他們在政治上獲得了更多的權力;除此之外,還有伊斯蘭的傳統的慈善機構,伊斯蘭的企業協會等,都在現代社會發揮了積極作用。越來越多的媒體也有彰顯其傳統價值的一面,但總體上,土耳其的穆斯林對現代價值基本上是持開放態度的,不排斥的,這個跟土耳其的現代化進程有關系。
土耳其當然有伊斯蘭復興,但是這個復興并不是要建立一個伊斯蘭國。他們是希望對伊斯蘭的人性、道德等價值和主張的復興。這跟中國一樣,過去是激進地進行世俗化、現代化,排斥傳統。現在生活好了,人需要有精神價值追求了。精神價值追求你不能完全學外國人的,我們有自己的傳統價值。穆斯林當然是他們珍惜和復興他們自己的傳統了。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傳統的復興。
土耳其經過這個轉變,經歷了多長時間?
昝濤:實際上從1923年土耳其建國以來,一直是處于激烈的碰撞當中。首先是很積極的世俗化,后來也有伊斯蘭政治的興起,然后又對伊斯蘭政治進行打壓,是軍隊保障了世俗體制,然后伊斯蘭主義再興起,一直持續到現在。
在穆斯林移民占到一定的比例的歐洲國家中有一股伊斯蘭化的擔憂,因為歐洲國家自身的生育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穆斯林的生育水平比較高。你如何看待這種擔憂?
昝濤:實際上,這種統計的意義不大,因為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穆斯林社會。我們姑且使用這個劃分。從外部來看,穆斯林人口的絕對數量是在增加的。但穆斯林里的中產階級的生育率也在下降。我覺得生育率是動態的,并不是只要是穆斯林就一定生的多。在土耳其也會分化,比如說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這些地方,生育率相對比郊區和東部就低一些。
這也是人類社會普遍的情況。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育率會有下降的趨勢,這跟婦女解放、城市生活的成本增加都有關系。穆斯林也分群體,有的是中產階層的,有的是農村或郊區的,所以,很難說世界上所有穆斯林生育率都高。這里面要有所區分,而且,生育率也應該會隨著穆斯林世界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應該要動態地觀察。現在看起來,歐洲右翼肯定擔心歐洲被穆斯林化了,煽動這些東西也很容易獲得大家的響應,獲得自己的某種政治利益。穆斯林移民歐洲,大部分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因為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高。但隨著人口比例的改變,歐洲的文化也確實會發生變化,現在很難預測。
像經過這一次,歐洲接受敘利亞難民的態度,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昝濤:對,他們也在協調中。老歐洲和新歐洲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新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很少有跟穆斯林群體接觸的歷史經驗,他們有一種排外情緒,不愿意接受難民。另外他們本身的經濟狀況也不如老歐洲好。所以歐盟提出難民分配方案的時候,他們是拒絕的。德國還是一如既往地在堅持接受最大多數的難民,現在難民也最愿意往德國去。
最重要還是,誰也不愿意拋家舍業當難民。從根源上說,難民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盡快地解決敘利亞問題。
大家經常將穆斯林跟極端主義者混為一談,這種情況加劇了原本就存在的對穆斯林的偏見。現在大家的偏見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昝濤:第一,把一部分穆斯林做的事情,當作是伊斯蘭教的,或者是全部穆斯林的,忽視了伊斯蘭和穆斯林社會的多樣性;第二,把伊斯蘭教等同于極端主義或排外;第三,伊斯蘭世界和穆斯林世界,這些概念是有些局限性的,也是忽視了它內部復雜的特點。當然還有一些很小的偏見,比如穆斯林的飲食、穿著、婚姻等,大部分是出于無知吧。
實際上,我們需要重視的一點是,總體看,非穆斯林世界(雖然這里我沿用了籠統的對非穆斯林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劃分,但我并不非常贊同這個劃分)對穆斯林世界是缺乏基本的了解的。
我們沒有足夠的合格的師資,沒有足夠的稱職的傳播者,大部分是網上的以訛傳訛,甚至互相敵視。對一些問題的理解,我們應該避免文化決定論或宗教決定論,一個社會的進步或落后,有多種原因,很復雜。不難看到,穆斯林跟非穆斯林一樣也在努力地適應這個現代世界。只有更多了解了,才能做評判。全世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都可能有問題,雙方可能都有問題,不是單方面的。一次次極端事件的出現,恰恰是刺激我們,到了應該去好好了解別人的時候了。
本文系網易新聞《路標》欄目對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昝濤的訪談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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