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見CNPolitics】國內改革,尤其是經濟改革對外交事務是否有影響?
【金駿遠】國內事務比任何外交事務都更重要。我猜想,習近平、李克強早上醒來的時候,想的第一件事不是國際關系,而是國內的改革。反腐是其中一件大事,還有中國經濟的再平衡、環境問題……這些都比外交事務重要。每當我的中國朋友說美國意圖遏制中國的時候,我就會回應說:美國沒辦法遏制中國,唯一能遏制中國的國家是中國自己。
不過,這些國內事務的確和外交事務有聯系。現在,國際社會對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其他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有期待,他們期待中國挑起更多的擔子,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當中國忙于處理國內事務的時候,就不太容易在國際上做更多事情。
【政見CNPolitics】我們知道,在美國研究戰略問題和中美關系的專家不少,也有很多大家。但似乎中國領導人和外交部門只認識基辛格、布熱津斯基、斯考克羅夫特。也有人感嘆,倘若這三位去世,美國再無“懂中國的人”。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怎樣才能讓更多的美國學者聲音傳遞到中國領導層,并發揮作用?
【金駿遠】我想,一個明智的中國領導層會意識到,你剛才提到的這些人在一段時間后都會不在了。實話說,他們在美國已經沒那么有影響力了。有不少其他學者或在華盛頓的智庫工作的人,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影響力,他們可以講自己的觀點介紹給白宮和國會。我想,對于中國人而言,他們需要建立起聯系,讓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進入中國。但不幸的是,從我在報紙上讀到的和從其他人那里聽說的情況來看,中國對培育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學者的交流已經越來越不感興趣了。中國的智庫被告誡:不要和國外學者進行太多的合作。這不是一個好主意。美國同樣應該邀請更多的中國學者來美國分享他們的觀點。我想隨著這類交流的建立,在中美關系研究方面有影響力、受尊敬的新的領軍人物會自然地出現。
在美國這邊,當他們看中國的時候,他們也在想:有哪些學者是中國的基辛格和斯考克羅夫特?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王輯思,不過他已經是半退休的狀態了,所以要尋找更多的人。也有一些四十多歲的新人出現了。美國這邊的年輕學者比如:Evan Medeiros,他現在任職于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前在蘭德公司;Tom Christensen,現在在普林斯頓,此前是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Taylor Fravel,現在在MIT……不過,只是關注美中關系的學者還不夠,還需要是對參與政策制定感興趣的學者。比如基辛格,他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就希望去華盛頓工作了。不是所有學者都想要那樣。我想Evan Medeiros是這樣的,Tom Christensen可能也會在某個時候回到政府。還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他是廣受尊敬的學者,也曾經在克林頓政府任職。但是很多學者對參與實際政策活動沒有興趣。
五、十字路口的中國
【政見CNPolitics】要研究中美關系,是不是要和兩國政府都有聯系?
【金駿遠】我和中國的官員有過互動。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能和研究者聯系。我去過外交部、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等。但我見過真正的高層領導人嗎?沒有。不過我們可以見到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詢的學者和分析人士。
【政見CNPolitics】缺乏和領導人的聯系,會不會給研究帶來問題?
【金駿遠】不會。實話說,大多數美國學者也不需要跟拜登副總統或奧巴馬總統談論美國的政策。有低于那一級的人可以接觸,也有學者們需要的資源可以利用——不是僅僅指和個人的聯系,而是對信息的獲取。當然,獲得美國政策制定的信息,要比獲得關于中國政策制定的信息要更容易。所以我們研究中國時確實受到一些影響。
從1990年代開始,我就經常去中國。現在我們在智庫和大學(包括軍方智庫和大學)里遇到的中國學者,要比過去更加了解情況、更加有經驗、教育程度更高。從這個角度說,情況比之前好很多。
【政見CNPolitics】說到智庫,中國正在推動“新型智庫建設”。
【金駿遠】跟“新型大國關系”類似,“新型智庫”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它指的是鼓勵智庫獨立思考、自由地進行國際交流,那很好。如果只是說人人都應該建智庫,那就是浪費資源和時間。我希望習近平和他周圍的人意識到,像社會科學院這樣的機構近來并沒有發揮太大作用,我希望他們不想再要這種舊的智庫,而是要新的、更好的、更可靠、更有效的思想。我想,政府可能對舊智庫所作的預測感到失望。比如,朝鮮處決金正恩的姑父,讓中國政府非常驚訝。他們可能在想:為什么智庫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問題?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是:與其說這些智庫在做研究,不如說他們在努力取悅黨。
【政見CNPolitics】您是如何對中國產生興趣的?
【金駿遠】偶然。大學時,我并沒有對中國產生特別的興趣,也沒有準備成為一名教授。不過,我選修的最后幾門課之一是跟隨一位教授做獨立學習,他正好對中國感興趣,給了我一堆關于中國的書。我發現這些書非常有意思,不過并沒有馬上讀研。我在費城一所學校當了老師,當我知道城市在準備裁員,而我可能失業的時候,我想:“好吧,我對中國感興趣,為什么不申請研究生呢?只要我能被錄取且得到獎學金,我就去。”然后我就真的錄取了,也得到了獎學金。我去了伯克利,但我的研究興趣發生了一些變化。本來我想研究中國國內政治,但受那邊教授的影響,我對國際關系產生了很大興趣,所以我結合了自己對中國和對國際關系的興趣。
【政見CNPolitics】能用簡單的語言介紹您的研究方法嗎?
【金駿遠】在美國,吸引人們當教授的原因之一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時間,并且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主題。不過這也有風險:如果你選擇的主題是其他人都不感興趣的,你可能就拿不到終身教職,會失業,或者你的工作會被其他人忽略。
我的研究興趣始終是被我認為重要的問題驅動的。不是所有的政治學學者都采用同樣的路徑,但我個人的興趣一直是:我在提出所有人都應該關心的問題嗎?幸運的是,通常當我考慮和中國及國際關系相關的問題時,有理由相信這些問題是每個人都需要關心的。
研究生畢業后,我做的第一個項目是關注核武器在國際關系中的潛在角色,以及從中美兩國的經歷中吸取經驗教訓。此后,我又研究了亞洲的安全秩序,及中國的角色。這些都是重大、重要的問題。
我接受的訓練并不是形式建模和博弈論,也不是統計分析——在研究中國外交時,統計分析并不一定有用,因為沒有足夠的數據。我用的方法主要關注與分析文件資料的內容、對美中兩國有個人觀點的人進行訪談,并將他們的觀點和文件資料進行對比。我所做的研究,所收集的證據或數據,總是被我的研究問題所引導的。而這些問題則是建立在各類國際關系或政治學的理論框架內的,這些理論有助于我們尋找研究問題的答案。
【政見CNPolitics】能否用簡單的語句描繪今日的中國?
【金駿遠】我想今天的中國站在十字路口。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嚴峻,但都是可以解決的。不過,我認為今天的政權只有五到七年的時間來著手解決這些問題——經濟、環境、族群……如果沒能在近期內解決這些問題,將會有可能非常嚴重的后果:中國進入發展停滯期。我想,習近平和這屆領導層是最后一批有機會嘗試成功改革的了。如果沒有取得進展,下一屆領導層,第六代,將面臨巨大的壓力,也沒有決定改革方式的自由——改革的過程將被此起彼伏的事件推著走,而不是被領導層的決定推著走。
【政見CNPolitics】您能否推薦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以及他/她的作品?
【金駿遠】說實話,我覺得過去五到十年內關于中國的最好作品(除了學術期刊上那些非常技術化的論文外),大部分都是由大學學者之外的人完成的。比如,歐逸文(Evan Osnos)的《Age of Ambition》就是一部介紹今日中國的精彩作品。
在理解中國經濟方面,Nicholas Lardy和Barry Naughton是我信任的兩個人。而在中國外交方面,最優秀的學者可能是Iain Johnston和Taylor Fravel。
來源: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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