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回想，完全清楚的是，“沈陽事變”是向以華盛頓會議條約為代表的戰后亞太地區國際體系的首次嚴峻挑戰。一伙決絕少數派的反抗，挑戰了這個體系及支撐它的國內領導班子，并最終斷送了兩者。1931年時，幾乎無人洞明形勢，但人們普遍認識到，地區未來的穩定取決于華盛頓體系在何種程度上經受住了挑戰。如果中日兩國軍隊能恢復9月18日前的狀況，或兩國及其他各國政府能以某種方式，將新的事態變化納入既有的條約體系，那么也許能克服挑戰。否則，密謀者們另建國際事務機制的決心或將得逞。

危機后立即舉行的東京內閣會議表明，恢復原狀已不可能。盡管在9月19日的會議上，“不擴大”敵對行動的原則得到一致認可，但這是措辭含糊的套話，陸軍事實上置若罔聞。參謀本部的高官們決定抓住機會，“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他們中有人暗中參與了密謀。這里的“最終目標”，也許非指控制中國東北全境，但肯定意味著日本要在中國東北維護權利。在軍部看來，恢復9月18日前的狀況不在討論之列。陸軍高層達成一致，如果內閣執意于此策，他們就撤回對其的支持，“哪怕政府就此倒臺也絕不顧惜”。

文官政府的大權還如何能維持？9忠于內政外交既定體制的個人或團體，本可毅然行動起來。不幸的是，沒有足夠的有力行動。我們可舉幾個明顯的例子：天皇和宮廷圈子、外交文官和文職官僚、某些政黨領袖、財界主管以及知識分子。可是，他們并沒有團結起來反對軍部，他們中只有為數不多的人確信有必要維護國內外現狀。

天皇據說在9月23日向若槻首相表示，他更希望不擴大敵對行動，但對駐朝日軍分兵一部越過鴨綠江支援關東軍，彼時內閣已給予了事后批準。日本駐華外交官對事件的經過大為光火，并懇請其官長——外相幣原喜重郎阻止軍部一意孤行。不幸的是，幣原卻發現自己越來越孤立。當他在結束這場危機的戰斗中敗下陣來時，他內閣中的文官同僚幾乎無人前來救助。這既是因為官僚所受的訓練不許其插手戰略決策，也是因為在他們當中，為軍人在中國東北以無畏的進攻“快刀斬亂麻”鼓掌叫好的人不在少數。毫無疑問，他們受到了日本政治普遍氣氛的感染，在這種氛圍中，外交政策已成了黨派問題。反對黨政友會先前宣布聲援關東軍，并要求政府支持后者的意圖，嚴厲處置中國對本國權益的侵害。

形勢受到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報紙和電臺立即對“滿洲事變”觸動大眾、增加讀者和擴大聽眾的潛能心領神會。從一開始，專題報道就被印制廣播，繪聲繪色地描述英勇的日本士兵如何讓中國“侵略者”得到應有的懲罰（關東軍的陰謀只有一小撮人知情，所有的官方公報都譴責中國人炸掉了鐵路）。當時新聞短片剛剛出現，而在9月21日，朝日新聞社就已上映了一部關于日本士兵攻占沈陽的片子。大肆渲染的新聞標題使公眾輿論燃燒起來。閱讀這樣的報道，觀看這樣的宣傳影片，日本人必然會對正在發生的一切形成極其簡單的看法，政府無法對此事視而不見。但這些嘩眾取寵的新聞報道也表明，日本記者們甘愿把官方宣傳照單全收，并衷心擁護單方面使用武力。這或許又和當時的思想氛圍有關。甚至早在1931年以前，日本的一些重要知識分子就已覺察到日本政治的危機。10他們相信，無論是西方式的議會民主還是資本國際主義，都不曾幫助創造一個穩定繁榮的國家。他們認為，普羅大眾依舊貧無立錐之地，離心離德，且有一股莫名的頹靡之風四處彌散。幾位主要知識分子對他們所見危機的反應，是轉向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和右翼獨裁。盡管還只是少數人的觀點，但這種思想無疑有助于欣然認同像占領沈陽這樣的大膽軍事行動。

不過，即使是關東軍最為狂熱的支持者，也未必贊同要根除現有國際事務體系的革命性外交。盡管這是幣原外相及其同僚最為擔憂的，但起初要這么干的人寥寥無幾。事實上，媒體、政客和知識分子，將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粉飾為對中國人冥頑不化的“懲罰”，這表明，他們沒有將這起事件視為對華盛頓體系的破壞；相反，他們認為，日本果斷處置中國人對條約權利非法而不負責任的侵害，是在為鞏固華盛頓體系出力。日本的文官政府也是用這一套來描述中國東北的局勢，并向列強保證，這一切其實是警察行動，是在維護而非觸犯九國公約及其他條約。

眼見日本的軍事行動不斷擴大，這種態度極難服人；沒過多久，日本就被指責違反了九國公約。而日本的外交最初未起作用。如果要說服列強相信日本所為是為華盛頓體系著想，日本就應主動和簽約國溝通，以求得支持和理解。相反，從一開始，東京就堅持要雙邊解決和中國的爭端。內閣先是責成外務省開啟和中國政府的對話，以化解敵意。顯然，在日本看來，如不保證日本居民在中國東北經商的權利，任何解決都是不可接受的。日本認為，關東軍將繼續攻城略地，確保實現這一目的。不知為何，日本人相信中國人會接受這些條件，相信兩國依照這些原則迅速平息事端，就能阻止事件升級為國際危機。同時，列強會贊同這個解決方案，因其有利于在中國東北的所有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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