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日本一系列誤算中的頭一次，這些誤算將使日本在世界上陷入持久的孤立。選擇直接與中國交涉而非通過多國合作體系處理，日本正使自我標榜的國際主義顯得言行不一。而中國乘機將自己說成是國際社會蒙冤受屈的負責任成員。從一開始，中國的領導人就稱沈陽事件為日本對和平、文明和國際道德的侵犯。9月22日，蔣介石在對國民黨官員的演講中指出，日本已經違反了“國際道德、國聯盟約和（1928）宣告戰爭為非法的條約”。參謀長榮臻將軍在其有關“滿洲沖突”的報告中堅稱，中國是在捍衛國際秩序，反對日本的非法行徑；一國僅因缺少自然資源就奪占他國領土，或如日本人稱呼“滿洲”那樣，將鄰國土地稱為“國防線”，是有悖國際法的。既然如此，中國人相信，“世界公論”將譴責日本的野蠻行為，嚴斥其對“國際公義”的違反。他們絕不答應和日本作雙邊交涉，因為這正中其下懷，無異于接受日本的主張，即這起事件只是牽涉他們條約權利的小事情。

因此，從一開始，中國就投奔國際法律和秩序，試圖通過其他國家和世界輿論的支持，來獲得解救。一個在20世紀20年代大部分時間里四分五裂，動蕩不安，大鬧革命，挑戰既有國際事務秩序的國家，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和平與秩序的擁護者，并對抗另一個直到不久前還堅定地融入現存體系，而如今可被指為藐視它的國家。這一闡述危機的方式不只是高明的宣傳，它還反映了國民黨領導層清醒的決定，即同其他大國合作，借其力迫使日本人放棄侵略。盡管蔣介石明白，最終——也許十年之后——中國可能不得不戰斗，但目前來說，寄望于世界的壓力，尤其是國聯來約束日本，是最好的選擇。中國還遠未統一。事實上，國民黨還在進行剿共作戰，更要命的是，北方省份遭遇毀滅性洪災，導致嚴重的糧荒。面臨如此形勢，蔣介石在10月宣布，救國的上上之策，是國家的“和平統一”。中國人應先集中精力實現政治統一和經濟發展，然后再和日本較量，同時依靠全世界的力量來懲罰日本。具體說來，駐外的中國外交官奉命向所在國政府通告日本的侵略行為，而國聯則被要求召集一次理事會緊急會議（中國剛當選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日本是常任理事國）。

對中國而言不幸的是，它所強烈認同并向之求助的國際體系本身，正遭遇另一場重大危機：世界大蕭條開始了。建立并維護國際體系的列強——各個發達工業經濟體——正危機深重。從1929年到1931年，工業產出、就業率、商品價格、購買力——所有這些關乎經濟健康的指標都大幅下滑，美國、德國等國的國民收入幾乎減少了一半。這種形勢嚴重影響著各國的經濟交往，自然也影響到整個世界經濟。國內危機促使這些國家制定保護主義措施，以減少進口，限制黃金輸出和管制外匯交易，所有手段都趨向于損害金本位制以及作為世界貿易和投資活動之基的可兌換原則。到1931年秋，列強中只有法國和美國還保持金本位制，但它們正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不愿幫助受損更嚴重的國家。在這種時候，唯有資本主義國家同心協力，才能重振信心并再次穩定局面，但當各國選民——勞工、農場主和失業者認為國際合作危害其利益時，要實現它是極其困難的。各國政府在為恢復世界經濟體系展開認真談判前，不得不迎合他們的要求。

換言之，“滿洲事變”發生時，國際合作已開始破裂。事后可以清楚看到，“滿洲事變”在政治上的影響，恰如大蕭條在經濟上的影響，即令國際主義聲名掃地——尤其是大行于20年代的國際主義。聚集在日內瓦來關注中國抗議的國家，都參演了這一幕劇。諷刺的是，正當中國成為世界秩序更自覺的參與者時，整個體系卻在崩塌。

它雖在瓦解，但尚未滅亡。事實上，“滿洲危機”和中國向世界輿論的急切呼吁，使列強很快采取了嚴肅行動，嘗試以某種方式維護體系。倘若它們能幫助恢復中國東北的和平，則它們不僅將成功讓兩個亞洲國家和解，還將促成和平機制的鞏固。對國際主義的信心將重新燃起，中國將成為亞洲事務中的保守力量，而日本也將留在國際社會。因此，此事關系極大。

美英都對嘗試這種可能表現出濃厚興趣。雖然前者未加入國聯，但它和國聯理事會成員國保持著密切聯系，成員國們在沈陽事件后，應中國之請舉行了數次會議。不過，令中國大失所望的是，理事會最初未能以嚴厲手段制裁日本，而是在規勸兩國勿使中國東北局勢惡化后，于9月30日休會。不力挺中國，反映了華盛頓和倫敦官員們的看法，即最好讓日本人在最少外來干預下擺平事端，好看清這是否真是涉及條約權利的小小糾紛。也就是說，堅持華盛頓體系的東京文官政府，應得到一次在體系下行動的機會。因此，無論是美國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還是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都不愿在當時譴責日本的軍事行動違反了巴黎條約。這么做就得接受中國的觀點，站在中國一邊。10月以前，美英不愿走這一步棋，而是希望東京的文官領導層采取措施恢復原狀，以證明日本恪守現有的國際事務體系。

初時，對“滿洲事變”之于亞洲國際秩序的影響，蘇聯或許是唯一一個有嚴重關切的外部大國。誠然，它從不是華盛頓體系的一員，事實上還企圖鼓動中國的激進民族主義來破壞它。可是，到30年代初，蘇聯外交政策已對參與國際事務更加開放，正如資本主義國家一向所為。莫斯科已在1928年簽署非戰公約，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展，約瑟夫·斯大林和他的幕僚們已開始重視全球穩定的必要性。他們對國聯的看法——他們曾抨擊它為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工具——正在改變，而他們對改善和美國的關系尤感興趣。同時，在1929年中國人企圖奪回蘇聯經營的中東鐵路后，中蘇關系已經惡化。兩國的外交關系已經斷絕。在此形勢下，蘇聯的政策需要調整，即不再與亞洲的革命力量為伍，轉而強調保護國家的安全及其在亞洲的地位。如何做到這些尚不清楚，但一開始，蘇聯官員們就對日本的軍事行動可能波及北滿表示關切，這會影響中東鐵路和蘇聯國民的安全。不過，“滿洲事變”后最初的數周里，蘇聯政府對東京不擴大敵對行動的保證感到滿意。

所以，當時有可能將“滿洲事變”控制在中日兩軍的小規模戰斗上，避免外部大國卷入。就此而言，日本軍部密謀者們的時機選擇正確。文官們和外國政府都愿把事情看成可在現行條約體系中處理。它們可以容忍軍事行動，視之為誠然不幸但還可理解的反常行為，通過澄清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利和中國在其東北地區的義務的性質，這種行為甚至可以加強華盛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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