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伊斯蘭國”經常補貼主要商品——特別是面包——的價格，也一直在限制房租價格，這一點人所共知。比如說，2014 年 7 月奪取代爾祖爾省的大部分控制權之后，“伊斯蘭國”撥款出資，將面包價格從 200 敘利亞鎊降低到 45 敘利亞鎊，同時強制要求面包店為窮人提供扎卡特（zakat，伊斯蘭教的一種慈善義務）。

在摩蘇爾，“伊斯蘭國”在攻占該城的前一天便建起一座免費醫院，后來又將房屋月租價格限定在更加負擔得起的 85 美元。

“伊斯蘭國”經常開設民用公共汽車，并且往往免費提供服務。該組織還修復電力線路、道路、人行道和其他重要基礎設施，設立郵政服務，為兒童提供醫療保健和預防接種，為窮人施粥送飯，為建設項目提供貸款，為男孩女孩開辦以學習伊斯蘭教為主的學校。在拉卡，“伊斯蘭國”甚至成立了保護消費者權益辦公室，讓出售劣質商品的店家關門歇業。

簡言之，“伊斯蘭國”力圖提供一個民族國家為其公民提供的同等服務，不過用該組織的話來說，是以一種更加合乎道德的方式。

“伊斯蘭國”宗教和政治統治的另一項關鍵要素就是宗教教育和宣教。除了推出新的學術課程，該組織還經常舉辦公開達瓦（da’wa，宣教）活動，“教育”民眾生活在“伊斯蘭國”統治之下有種種益處。

孩子們時常在這些場合收到免費的餐點和禮物，偶爾也會被當地部落首領或其他政要當成慶祝拜阿宣誓的道具。根據阿布·杜賈納所言：“當 ISIS 開進霍姆斯省時，人們都非常怕我們，不過四五個月以后，大多數村長都宣誓效忠我們，幾百位村民都自愿加入到我們的隊伍里來。……我們教育了人民，教會了他們讀書識字，給孩子們開了接種疫苗的診所，阻止了盜賊和強盜，還讓交易活動恢復了正常。”

“伊斯蘭國”制訂了近乎完備的治理模式，結合該組織龐大的財政資源，這一模式大體上維持城市正常運轉，得到了人們的默許。在沖突和不穩定的大背景下出臺這些治理措施，使遜尼派平民更容易被迫接受其苛刻的規范準則。這項要素是“伊斯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

本文摘自查爾斯·利斯特著《“伊斯蘭國”簡論》（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12月版）。查爾斯?利斯特（Charles R. Lister），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多哈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曾任倫敦HIS簡氏公司（IHS Jane’s）恐怖主義與叛亂中心中東與北非地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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