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路破障行動差異極大，甚至有天壤之別。在上蘇計和下蘇計（演練場地名，下同）這兩個方向，開辟通路相當順利，卻沒有多少部隊從這里通過，在上蘇計，一條通路僅通過了1輛坦克和2輛步戰車。而在主攻方向榆樹溝高地，通路遲遲不能打開，1個工兵連“報銷”了也沒打開，而部隊卻擁擠在這個方向等待通過。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咄咄怪事？指揮所干啥吃的？其實，你也怪不著他們，為啥？在“藍軍”的電磁干擾下，指揮所一下變聾了，變瞎了！下面的情況報不上來，根本不知道上、下蘇計通路已開，雖然規定了“哪路順利預備隊就從哪路進入”，但預備隊一般要從主攻方向加入戰斗，現在因為得不到指示，便按第一預案往榆樹溝高地這個主攻方向靠了。

榆樹溝高地好不容易打開一條通路，“紅軍”爭相通過，隊伍密集，“藍軍”抓住機會，冷不丁來了一次伏擊，可憐“紅軍”的坦克、裝甲車一臺接一臺地“冒煙”……“紅軍”的戰損，絕大多數損在這里。坦克六連班長孫長峰外號“瘋班長”，以訓練狠、作戰猛著稱，戰友們甚至覺得沒有他完不成的任務，沒有幾個人是他的對手。然而，窩在這里的他還沒有施展開“拳腳”，就“光榮”了。他說：“當時，我腦海里一片空白，淚水模糊了雙眼。那一刻，我恨不得自己能倒在真正的戰場上，那樣的話，我會使出最后一絲力氣，向敵人射出槍膛里的所有子彈。但根據演習規則，我只能待在原地……”

如果信息通暢，情況將完全是另一種樣子，但戰場沒有如果，只有現實。

裝步三營營長陳亞健帶著縱深攻擊群向“藍軍”核心陣地攻擊，遭敵奇兵突襲時忘了呼喚火力支援（前已述），硬碰硬地攻擊前進，最后攻到了離“藍軍”核心陣地800米的地方，這時，只要一個突擊就可能把陣地拿下來。清點人數，全營僅剩40余人；清點彈藥，已經幾乎為零。這時，他清醒了，趕緊要求補充人員、彈藥，然而“藍軍”電磁干擾卻讓他死活聯系不上上級和友鄰，不得已，只好將剩下的40余人隱蔽在一條溝里，等待后援。他們在溝里等了1個多小時，既沒有等到彈藥，也沒有等到援軍。一次寶貴的進攻機會就這么失去了，而且還增加了傷亡。

營長在檢討自己的失誤，專家組成員卻說，這不光是你的失誤，更是指揮機關的問題。部隊放出去了就聯系不上了，信息主動權被“藍軍”掌握了。這個問題，在今后訓練中要下真功夫解決。

在演練中，誰是子彈打死的，誰是炮彈、導彈炸死的，最后都可以統計出來，“無形殺手”沒有直接殺死一個人，但是它能引導火力殺人，大面積的集中傷亡，許多都與它有關。因電磁干擾而信息不通，因信息不通而指揮控制失誤，因指揮控制失誤而被動挨打，造成大面積集中傷亡。因此，不拿出對付“無形殺手”的辦法，就等于沒有取得現代戰爭的入場券。

“犧牲者”講“犧牲”的教訓

D旅“慘勝”，“慘”到近一半的官兵“傷亡”了。雖然是模擬的，但旅首長的心情十分沉痛：這個代價太高昂了，如果真是打仗，我們將怎么向這么多烈士的親人交代？

他們回到沈陽戰區后沒有開慶功會，而是進一步接著復盤檢討。旅黨委組織全旅開展“是什么讓我丟掉了性命”的大討論。“死”的教訓，活的教材，聽“犧牲”者講“犧牲”的教訓，刻骨銘心。

裝步三營七連上等兵鄒延東在縱深戰斗中“犧牲”。他講起了“犧牲”的經過：戰斗打響后，營長陳亞健確定了“多點攻擊，點點協同推進，線形突破，層層躍進殲滅”的戰術，對扼守要點之敵發起猛攻。為保證側翼安全，營長適時派出偵察警戒哨。營長在帶領20余人沿著雨裂溝向毗鄰核心陣地的一個高地偷襲時，派我執行左翼偵察警戒任務。一會兒，我發現200米外有一個“藍軍”摸了過來，于是一面用電臺向營長報告，一面出槍瞄準。心想，我一定要一槍斃敵，得等他靠近一點，瞄得更準一點。就多瞄了幾秒鐘，正準備擊發，一顆子彈飛來，把我打“爆了頭”。現在看來，之所以要多瞄幾秒鐘，是因為平時訓練不扎實。班長以前就說過我，平時訓練刻苦一分，戰場勝算就多一分，要努力做到尋敵快、隱蔽快、出槍快、瞄準快、擊發快，不僅槍要打得準，更要有敵情，懂戰術。這次，我敵情觀念太差，瞄的時間太長，腦袋抬得老高，不是等著挨槍子嗎？說罷，小伙子連連搖頭，要是真打仗，這個教訓就該別人替我講了。

對鄒延東講的教訓，排長劉亮評論說：“在戰場上，時間就是生命，一秒鐘可決定人的生死；時間就是勝利，一秒鐘可決定成敗。這一秒，是靠平時的刻苦訓練贏得的。每個人都得有這種‘讀秒’意識，都要從我做起，贏得這寶貴的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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