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信念。雖然美俄學者對其軍事改革滿是詬病,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的深入推動都會涉及多個既得利益集團,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許多改革措施的成功推行都需要一種對改革必勝信念的支撐。美軍在國防采購領域的很多做法受到他國的稱贊,但對飛機僅僅“先飛后買”的簡單提議,是經過部門內部不停地斗爭才能得以實施的。倡導在真實條件下進行武器測試的普萊爾測試改革提案,更是經過了數年甚至數十年的背后工作,才在國會獲得通過。而其先進的作戰理論,有些也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歷程才得以確立。在對越南戰爭進行反思時,美國軍事理論研究者就提出在未來戰爭中反叛亂作戰的重要性。1986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對美國特種部隊地位的正式認可,被看作通過特種作戰實施“反叛亂”作戰的重要標志。當時,有學者甚至認為這將對美軍的戰爭方式產生深刻影響。但當2004年7月喬治·凱西將軍接任駐伊拉克美軍及聯軍司令,命令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參謀人員召開一次與司令部反叛亂專家們的見面會時,駐巴格達的美國陸軍司令部竟然找不到一名反叛亂專家。而此時美國軍事當局已于認定的叛亂分子們打了一年多的仗。直到對兩場戰爭再次進行深刻反思后,美軍才真正認識到反叛亂作戰的重要性,開始出臺相關規定。很多在今天看來非常有效的改革措施都是在許多改革的堅定推行者們不斷嘗試,不斷推動下,才得以成功實現。
第三是共識。美俄軍事專家認為,軍事改革第一看重的就是這種縱橫于軍隊之中的信任和理解。這種信任和理解在高層更多的是共識。從俄軍事專家對葉利欽時期軍事改革進行的反思可以看出,如果信任和理解遭到破壞,則越是在高層影響就越大。這一時期俄國防部長走馬燈似的的更換,類似將導彈太空防御兵與戰略火箭兵合并的糟糕的改革舉措,嚴重破壞了高層對改革的共識。改革沒有科學性可言,更為嚴重的是當戰爭發生時,總統面臨失去軍隊支持的危險。俄羅斯第一次車臣戰爭時,在決定出兵后一些高級將領堅決反對動用軍隊,國防部3名副部長為此辭職,陸軍第一副總司令拒絕擔任前線指揮,11名將軍給議會寫信要求討論軍事行動的合法性。2006年,美國許多陸軍將軍要求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辭職,而這一時期美軍的改革也乏善可陳。美國軍事理論家認為,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對改革分歧,導致雙方極度缺乏信任。
這種信任和理解在基層更多的是團隊的凝聚力。這甚至是很多作戰指揮原則的重要支撐。美軍軍事理論學者指出,下達“任務式命令”體現出指揮官對下屬的信任。如果指揮官事無巨細地什么都管,那么他的部下也無法適應戰場上不斷變化的情況。“任務式指揮”也就無從談起。
可見,責任、信念和共識對改革的推動作用巨大。責任,即對國家、民族、軍隊的擔當。正因為國家面臨著威脅,正因為民眾的安全受到挑戰,軍隊才應該做好準備。信念則是對軍事改革充滿信心。而共識則是對改革正確方向的一致認可,是彼此間的信任和理解,是推動軍事改革的動力。
五、幾點思考
1.如何看待美軍的技術優勢?
技術是軍事改革重要的推動因素。美軍非常重視軍事技術的發展,也一直處于世界軍事技術的最前沿。盡管從海灣戰爭到兩場戰爭,美國許多軍事理論研究者對美軍在改革中對技術的偏重提出尖銳的批評;盡管美軍一直有研發經費高昂,但又不利于部隊使用的裝備研制項目下馬,但依然不能使其放棄對技術的“狂熱追求”。2014年,美軍又發布以顛覆性技術為核心的國防創新發展戰略——“第三次抵消戰略”。美軍為什么要追求軍事上的技術優勢?為什么能追求軍事上的技術優勢?
分析其“第三次抵消戰略”可以看出,這其中絕不僅僅是技術。其實施舉措除技術發展計劃外,還包括改進“更優購買力”計劃,建立高效靈活的采辦體制;推動國防教育和創新計劃,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領導者;完善兵棋推演系統,改進戰略分析工具;積極創新,孕育新的作戰概念等方面。因此,在分析美軍技術優勢時更應該關注技術創新牽引作用的內在機理,及其如何用先進技術牽引部隊建設和作戰的發展。同時,有些顛覆性技術并不具有“顛覆”性,可能代表未來“顛覆”的方向。以美軍提出的顛覆性技術中的隱身技術為例,運用隱身技術飛機可以很“隱身”,但飛機掛的導彈是不“隱身”的,作戰時不打“機”可以打“彈”,這是隱身飛機的一大缺陷。
在美軍最新公布的五大關鍵技術,包括自主學習能力的機器、人機協作、人類作戰行動輔助系統、先進有人/無人作戰編組、針對網絡(攻擊)和電子環境進行加固的網絡賦能自主武器。這五大關鍵技術的一個重要指向就是人機的結合。沒有高素質的人員,是無法考慮人與機的結合問題。不可否認的是,在不斷反思中,美軍已經建立了適合本國國情先進的人才培養制度。每當有重要的計劃或指南出臺,美軍就會出臺或更新人才培養政策,以支持計劃或指南的實施。如美軍的《軍官職業軍事教育政策》就隨著美軍重大政策的出臺不斷更新,對其人才培養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梢哉f,美軍最大的優勢不是技術而是人員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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