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解十一：民主主要是指協商？
任何民主都包含了協商，任何協商都包含了“民主”的成分。有一種觀點認為，現代民主就是票決民主。其潛在含義是，現代民主制下的人事、預算與公共政策的重大問題，無須經過協商過程，而主要取決于投票機制，獲多數票者勝出。這也是對現代民主的誤解。實際上，幾乎所有重要的人事、預算與公共政策都會經過一個反復協商的過程，其基本形式包括政黨內部協商與提案、黨際磋商、議會辯論、電視辯論等。在很多國家，某些特定議題還會跟工會、行業協會、貿易團體、環保組織等進行磋商。所以，協商是現代民主運轉的內在機理之一。另一種觀點認為，民主主要就是協商，這是另一種誤解。各個主要政治團體和利益集團通過協商達成共識、形成決策，是很多人對現代政治的美好期待。這種決策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分歧，實現雙贏。但問題是，人們并不總是有共識。由于利益和觀念的不同，人們常常無法達成共識。比如，高稅收與低稅收、高福利與低福利這樣的政策問題，從來就沒有過全體選民的共識。所以，協商未果、共識難成時，只能依靠投票機制，由多數規則決定政策的取舍。在意見不一致時，如果一味強調協商，回避投票機制，最后的結果就是既有權力結構下的強勢集團單方面決定政策。這樣，協商就淪為廉價的裝飾品。
誤解十二：民主不僅指政治民主，而且指經濟民主？
自19世紀末以來，工業民主的概念開始興起，與此相關的還有經濟民主，兩者都已成為流行的學術概念。甚至連著名政治學者羅伯特·達爾也是經濟民主的倡導者。但是，筆者堅持認為，這兩個概念是對民主的誤讀。民主就其基本方面來說只能指政治民主，是指公共領域的一種治理模式。
有人將經濟民主或工業民主與政治民主作為對等概念來看待。他們認為，既然政治民主是值得追求的目標，經濟民主與工業民主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標。那么，果真如此嗎？通常，經濟民主是指一個經濟體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較為平等地參與經濟決策，并較為平等地分享經濟成果。工業民主一般是特指在工廠或生產場所員工的參與式管理以及對經濟成果較平等地分享。因此，經濟民主或工業民主的主要內涵是兩個：一是普通員工對經濟決策的參與，二是較為平等地經濟分配。就后者而言，它們的含義與經濟平等是相似的，所以不如直接用經濟平等這一概念。
但是，如果這組概念著重強調的是普通員工對于企業或工廠經濟決策的參與，恐怕會帶來很多問題。眾所周知，企業或工廠乃是資本主導的市場空間，不能算是公共領域（除非是國有企業）。企業的股東與管理層通常是根據績效原則來決定實施何種管理模式的。比如，更加強調個人創造力的互聯網高科技企業與創意產業，通常更注重員工參與和自主管理，有的甚至還推出了股權激勵方案；但更加強調標準化操作的普通制造業與運輸行業，幾乎無一例外地采用嚴格執行指令的管理系統。
因此，如果把經濟民主或工業民主作為一種企業管理的理念來提倡，并無大礙，因為是否采納這種管理理念的決定權在不同的企業手中。但是，如果把經濟民主或工業民主作為一項公共政策來追求，則很有可能會侵犯市場領域的經濟自由與財產權利。這種做法幾乎注定會帶來可怕的后果。
誤解十三：民主會導致多數暴政？
民主思想史上，多數暴政是最著名的概念之一。這個概念由于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和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的論述而廣為流傳，深得人心。盡管多數暴政被保守主義思想家視為民主可能的弊害之一，但在近現代歷史進程中，嚴格意義上的多數暴政情形并不多見。較為著名的例子恐怕要數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群眾政治。比如，他們未經審判就把不少貴族和政治活動家送上了絞架。而對古典自由主義者或自由至上論者來說，一國內部具有“民粹化”取向的公共政策都可以被視為多數暴政的情形。比如，過高的稅收與過高的福利相結合的公共政策，在他們看來有可能構成窮人對富人的變相掠奪。當然，這是否屬于多數暴政肯定會存在爭議。
盡管多數暴政是民主條件下可能出現的一種極端情形，但現代民主政體已經發展出了抑制多數暴政的兩種主要機制：一是民主與法治的聯姻，二是民主內部的權力制衡。法治所崇尚的法律至上原則，不僅確定了政府權力的邊界，而且規制了民主決策可能的邊界。此外，現代民主制下政治權力不會集中在一個人或一個機構手中，無論是美國式的總統制還是英國式的議會制都有分權制衡機制。所以，作為一種制度組合，現代民主政體不惟獨強調政治參與和多數決定，還強調法治與權力制衡——后者通常是多數暴政的剎車片。
從人類政治經驗來看，嚴格意義上的多數暴政非常罕見，但歷史長河中的少數暴政則比比皆是。為所欲為的君主、肆無忌憚的統治家族以及不知節制的權貴集團在貪婪地滿足私欲的同時，往往制造了大量的人間悲劇。所以，過度強調多數暴政的可能性，實際上冒著滑向少數暴政的巨大風險。
誤解十四：民主必然導致善治？
對民主的部分苛責來自于這樣的信念，認為民主必定能夠實現善治。這樣，當民主無法實現善治時，很多基于工具視角的民主信仰者會質疑民主的價值。但實際上，民主并不必然導致善治。比如，民主既可能因為抑制政府權力、提供更好教育而促進經濟增長，又可能因為高稅收高福利、消費傾向過高而限制經濟增長；民主既可能因為人民監督、分權制衡而抑制腐敗，又可能因為非法政治獻金、政黨分肥而加劇腐敗；民主既可能因為制度化機制而緩解社會與政治沖突，又可能因為政治動員而激化社會與政治沖突。
從全球范圍看，民主并不必然導致高質量的公共治理。民主能否帶來高質量的公共治理，主要取決于該國的政治家與選民如何運作民主。與其他政體類型相比，民主猶如一部設計性能更為優良的機車。但這部機車實際的運轉效果不惟獨取決于它的設計原理，更取決于實際操作者如何操作。一群糟糕的操作者完全有可能讓這部機車無法發揮應有的設計性能，甚至讓這部機車的實際表現尚不如那些設計性能更低劣的機車。因此，一方面要打破民主必然導致善治的迷信，另一方面則不應該將一些低質民主治理的個案作為矮化民主本身的理由。
事情的另一個面是，盡管對一個具體的國家而言，民主并不必然導致善治，但全球治理的總體經驗卻是：在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的政治體中，除了石油國家和小型城市國家，其他所有政治體都是以民主治理為基礎的。這意味著，民主并不一定能實現優良治理，但倘若想邁入最發達國家的行列，民主作為一種治理模式卻是必要條件。
總之，如何理解民主是一個關鍵問題。在中國語境下，對民主的諸種誤解既可能源自理論與經驗的匱乏，又可能源自帶有政治意圖的有意“引導”。從結果上看，民主謬見的流行可能極大地敗壞一國民眾的民主常識。盡管一個世紀之前陳獨秀就大聲呼喊“德先生”，但在很多人眼中，“德先生”至今尚無一幅完整、清晰、準確的畫像。在國內公共輿論場上，民主通常被當做政治口號來使用——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然而，民主的實踐細節、民主的全球經驗、民主的轉型難題、與民主有關的諸多嚴肅議題，并未引起學界和媒體的足夠關注。只有借助這些可靠的知識，才能破除對民主的誤解。
這樣，健全理性的民主常識才能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