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個不算太成功的“發展型國家”

如今的中國，從上到下都在談“中國特色”、“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可事實上，中國只是“發展型國家”俱樂部的一員，甚至也不是最成功的一員。如果我們不能從“發展型國家”的角度來理解中國業已取得成就和目前面臨的困難，中國的現代化或者說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確實有可能因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夭折。

何謂“發展型國家”？

“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由美國中國問題和日本問題專家查默斯·約翰遜（Charlmers Johnson, 1931-2010）在他1982年的名著《通產省和日本奇跡》提出。

不過，“發展型國家”的知識脈絡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費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的《政治經濟學的國家體系》（1841）和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1904-1978）的《歷史視野中的經濟落后》（1962），甚至美國著名的開國元勛之一Alexander Hamilton（漢密爾頓，1755-1804）在《聯邦黨人文集》（1787-1788）中所闡述的某些觀點。

《通產省和日本奇跡》出版后，對整個學界和政策界產生了極大影響。歐洲對“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視部分源于重新發現李斯特的“國家體系”，以及查默斯·約翰遜對日本產業政策的推崇。美國克林頓第一屆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勞拉·泰森（Laura Tyson）就是“產業政策”和“戰略貿易”的忠實信奉者，并且警告美國如果學習日本，制定戰略產業的政策，就將在新的產業競爭中失敗。直到今天，“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依舊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話題，每隔幾年就會有重要的作品出版。

時空中的“發展型國家”

“發展型國家”都是后發國家，而且通常都遭受過先發國家的欺凌甚至侵略的國家。這些國家通常會有特別強烈的“趕超”情結。

世界上最開始的幾個“發展型國家”出現在歐洲，其中最典型的是面對英國屢戰屢敗的法國（1700之后），在拿破侖的大軍面前顯得不堪一擊的普魯士（1806）。盡管法國最后發生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但是法國的科技和工業的趕超基本是成功的。普魯士可能更為成功：普魯士用了大約一個世紀（1800-1890）的世紀便成功趕超英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化國家，在當時的世界僅次于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是歐洲大陸之外的第一個比較成功的“發展型國家”。自明治維新起，日本就是普魯士的積極效仿者。比如，日本明治憲法的起草過程幾乎全程都有就普魯士憲法專家參與，而日本的產業政策在二戰之前就有許多地方是模仿普魯士。但是，真正讓日本成為約翰遜筆下的典型意義上的“發展型國家”無疑是日本在二戰后的“經濟奇跡”，盡管日本在二戰后的產業政策制定和二戰前是一脈相承的。

繼日本之后，第二批“發展型國家（地區）”都集中在東亞，是“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中的主要成員，包括中國的臺灣地區（1954年開始）、韓國（1962開始）、新加坡，以及后來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

顯然，中國在1840之后是有機會成為歐洲大陸之外的第一個“發展型國家”的。但是，清廷從上到下都試圖守著傳統而搞點“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而不可能徹底再造中國。再加上清朝的國家能力日漸萎縮，即便有心也無力。中國成為“發展型國家”的必要條件一直到1911-1927年的中國革命之后才逐漸開始具備。

“發展型國家”的基本要義

按照約翰遜的闡述，“發展型國家”的必要條件大致有兩個。首先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而這樣的國家通常由革命或者半革命造就。其次是這個國家是一個從上到下都基本相信現代化的國家。這里需要特別強調，后一個條件常常被人忽視。但事實上是，確實有一些國家（比如中東地區的某些穆斯林國家）的核心問題之一恰恰是，它們的許多精英和平民并不相信現代化，而是將現代化視為“西方的精神污染”，因此想通過回歸傳統來抵御現代化。

但是，具備以上的兩個必要條件仍舊是不夠的。一個比較成功的發展型國家還需要具備以下幾點（這幾點加起來大致構成一個“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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