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組織利用敘利亞、伊拉克亂局迅速崛起，已構成國際恐暴勢力主干，不僅威脅敘伊兩國政權，而且催生“溢出效應”，對地區和全球安全構成挑戰。“伊斯蘭國”的崛起打亂了美國的中東戰略部署，迫使美國調整地區議程，將遏制“伊斯蘭國”擴張作為優先事項。但是，美目前出臺的相關舉措局限性明顯，恐難遏制“伊斯蘭國”擴張勢頭，打擊恐怖主義亟需擴大國際合作。

一、“伊斯蘭國”已構成國際恐暴勢力主干

自2014年6月以來，極端恐暴組織“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或ISIS，以下簡稱“伊黎”)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攻城略地，迅速擴張，既直接危及伊拉克政府的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敘利亞戰亂的性質，并產生域外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斗爭目標不斷升級

“伊黎”前身是“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AQI)，成立于2004年初，只招募遜尼派極端分子，異教徒皈依遜尼派原教旨主義教義后也可加入，[1] 首任領導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斗爭目標是將美軍趕出伊拉克。2006年6月，扎卡維遭美軍空襲身亡后，“基地”伊拉克分支選舉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達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Baghdadi)為埃米爾，擁戴阿布·阿尤布·馬斯里(Abu Ayyub al-Masri)為首席伊斯蘭法學家， 并將“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ISI)，斗爭目標擴展為在趕走美軍的前提下，推翻親美“傀儡政權”，將伊拉克變成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 [2] 2010年4月18日，巴格達迪和馬斯里二人遭美軍和伊政府軍突襲，同時陣亡。“伊拉克伊斯蘭國”于5月16日再次選舉，阿布·巴卡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以絕對優勢勝出，成為埃米爾并兼任首席伊斯蘭法學家，大權獨攬。[3] 巴格達迪自詡“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在“伊拉克伊斯蘭國”組織內樹立了絕對權威。在他的指揮下，該組織同時襲擊美軍、伊政府軍和什葉派“邁赫迪軍”，并策劃和實施了對遜尼派清真寺的汽車炸彈攻擊，隨后“留下物證”嫁禍于什葉派，借此為教派沖突火上澆油。2011年底，美國從伊拉克撤出作戰部隊后，“伊拉克伊斯蘭國”所面臨的軍事壓力驟減。2013年初，巴格達迪決定抽調部分主力挺進敘利亞，將敘戰亂演化為“伊斯蘭圣戰”，政治目標是推翻巴沙爾政權，在敘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義統治。同年4月8日，巴格達迪將“伊拉克伊斯蘭國”擴展為“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阿拉伯語為“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4] 該組織擴名標志“伊斯蘭圣戰”變為升級版，既要在伊拉克建立“伊斯蘭國”，也要在黎凡特地區建立“伊斯蘭國”，其中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滅亡背后有美國鼎力支持的以色列。巴格達迪稱，不能因為美國是以色列的后盾，伊斯蘭圣戰者就不去滅亡以色列，“伊拉克伊斯蘭國”已經在兩河流域同美軍較量過了，美軍拿伊斯蘭圣戰者毫無辦法，否則他們就不會從伊拉克“滾蛋”。[5]

“伊黎”宣布成立后，重創敘政府軍和“敘利亞自由軍”(世俗主義反政府武裝)，控制了敘北部和東北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使巴格達迪野心膨脹，要求在敘作戰的“支持陣線”(al-Nusra Front)歸順“伊黎”。“支持陣線”頭目賈拉尼請求“基地”總部掌門人扎瓦赫里進行仲裁。扎瓦赫里裁定，“伊拉克伊斯蘭國”擴名違背伊斯蘭法，試圖吞并“支持陣線”更不會得到真主同意，責令巴格達迪將本組織活動范圍嚴格限定在伊拉克境內。巴格達迪拒絕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命令所屬各部解除“支持陣線”武裝。2014年1月，“伊黎”發起德爾祖爾和拉卡兩大戰役，造成“支持陣線”被逐出拉卡省，80%的武裝人員投降。為此，扎瓦赫里宣布“基地”總部斷絕與巴格達迪的一切關系。

德爾祖爾和拉卡兩大戰役，確立了“伊黎”在敘利亞的根據地。鑒于這種形勢，巴格達迪決定打通伊拉克和敘利亞兩大戰場的聯系。從2014年6月開始，“伊黎”抽調半數主力，東進伊拉克，攻克摩蘇爾、提克里特、費盧杰等重鎮，控制尼尼微、薩拉赫丁等省的大部地區，逼近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并控制伊敘、伊約邊界的全部過境點。6月29日，巴格達迪在摩蘇爾宣布，“伊黎”更名為“伊斯蘭哈里發帝國”(簡稱“伊斯蘭國”)，疆域不僅包括伊斯蘭會議組織(OIC)所有成員國，還包括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國新疆。巴格達迪自封為“哈里發”，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從他的統治。巴格達迪號召追隨者“征服羅馬和西班牙”，[6] “把真主的旗幟插上白宮”，“幾年內占領新疆”，進而“獲得全世界”。 [7]

(二)極端和兇殘程度超過其他恐怖組織

自2004年成立至2014年8月底，伊拉克境內發生的絕大多數針對平民的恐暴活動，都是剛改名的“伊斯蘭國”所為。從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敘利亞境內半數以上針對百姓的恐暴襲擊，也是“伊斯蘭國”所為。為了打造和傳播“伊斯蘭圣戰”的威懾力，該組織重視以血淋淋的行動來擴展影響，旨在從精神上摧毀對手和民眾的意志，盡快成為“易卜拉欣哈里發”(Caliph Ibrahim，即巴格達迪)的順民。例如，2014年6月15日，“伊黎”攻克尼尼微省塔勒阿法爾市，將被俘的1700名伊軍官兵“以殘忍方式”集體處死，并將視頻傳播到網絡上;[8] 7月17日，“伊斯蘭國”占領敘利亞霍姆斯省沙爾天然氣田，將270名敘軍官兵集體處死，盡管一些官兵求饒，但未能喚起劊子手的惻隱之心;[9] 7月28日，齋月結束之際，“伊斯蘭國”在網絡上播出長達半小時的錄像，內容是摧毀摩蘇爾和巴格達郊外什葉派清真寺，以及大量處死什葉派百姓的血腥鏡頭;從8月5日開始，“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辛賈爾地區對亞茲迪人展開種族清洗，對拒絕皈依伊斯蘭教的男子一律斬盡，女子則一律變為性奴，“分配”給恐暴分子，約5萬亞茲迪人被迫逃往山區;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蘭國”在網絡上公布美國記者弗利和斯蒂芬被斬首的視頻，要挾美國停止空襲，否則“還將處死美國人”。

(三)躍升為全球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恐怖組織

從2014年6月開始，“伊斯蘭國”在三個多月的時間內，其武裝人員由1萬余人擴編到9萬多人(敘境內5萬多人，伊境內3萬多人)，[10] 控制區域達26萬平方公里，暫時“定都”敘利亞的拉卡。

從“伊斯蘭國”武裝人員構成看，骨干來自原“基地”伊拉克分支和車臣伊斯蘭武裝，后來吸納了來自世界幾十個國家的“圣戰者”，這部分人的數目大約3000人，包括具有歐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以及皈依伊斯蘭教的幾十名歐美“純種白人”，還包括幾十名“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恐怖分子。自2013年7月以來，“伊斯蘭國”劫持了多座監獄，除了能夠從伊斯蘭法角度提供“特殊理由”者，所有囚犯都被要求成為“圣戰者”，否則格殺勿論。[11] 另外，“伊斯蘭國”接收了數千名原薩達姆時期的軍政人員和嘩變的敘軍官兵。

從財力看，沙特、卡塔爾等國的一些伊斯蘭基金會為“伊斯蘭國”提供長期資助，為此時任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公開指責沙、卡等國，而沙、卡王室不承認“有官方資助”。[12] 實際上，來自沙、卡等國的資助已無法滿足“伊斯蘭國”擴張的需要，該組織主要運行資金來自“戰場創收”，包括每攻占一座城鎮，都要將銀行和珠寶店洗劫一空，同時倒賣文物;在所控區域征稅，拒絕交稅者將被處死;設關卡向過往車輛收“買路錢”;占領敘伊油氣田和電站后，轉而向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國出售石油、天然氣和電力而獲利。伊拉克情報機構估計，“伊斯蘭國”目前資產約20億美元，包括搶劫摩蘇爾銀行所獲得的4.3億美元現鈔和大量金條。

從裝備水平看，“伊斯蘭國”在伊敘奪取了十余座政府軍武器庫，獲得大量軍事裝備。就其擁有的坦克、裝甲車、大口徑火炮、防空武器等的數量和打擊力而言，已經超過“基地”總部、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車臣伊斯蘭武裝等其他激進武裝。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國”占據了敘利亞塔布卡空軍基地和伊拉克摩蘇爾機場，獲得了十余架“黑鷹”直升機和幾十架米格—23戰機。巴格達迪稱，受“9·11”事件啟發，“伊斯蘭國”將讓這些飛機“派上用場”。[13]

(四)引來全球恐暴勢力效仿

“伊斯蘭國”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崛起和壯大，令世界各地恐暴組織刮目相看，一些組織已表示服從，另一些組織表示“愿借鑒成功經驗”。例如，車臣伊斯蘭武裝主力之一“遷徙者支持軍”(JMA)頭目阿布·奧馬爾·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于2013年11月宣布該組織效忠巴格達迪，在“伊黎”擴名為“伊斯蘭國”后，希沙尼又宣布車臣為“伊斯蘭哈里發帝國”的組成部分。2014年7月，尼日利亞“博科圣地”(Boko Haram)頭目阿布巴卡爾·舍考(Abubakar Shekau)宣布，該組織效忠巴格達迪，尼日利亞、喀麥隆、尼日爾、乍得等國將并入“伊斯蘭哈里發帝國”的疆域。2014年7月8日，巴基斯坦恐怖組織“哈里發運動”(Tehrik-e-Khilafat)宣布效忠巴格達迪，并宣稱南亞次大陸和呼羅珊地區將成為“伊斯蘭哈里發帝國”的組成部分。[14]

與此同時，“基地”各分支及伊斯蘭世界另外一些恐暴組織，如印尼“伊斯蘭團”、菲律賓阿布薩亞夫武裝、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等，雖未表示效忠巴格達迪，但都承認“伊斯蘭國”的斗爭經驗值得借鑒。另外，“伊斯蘭國”與“基地”總部、巴格達迪與扎瓦赫里之間的反目，造成“基地”系統的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島、馬格里布、西奈、索馬里等分支都拒絕宣布與“伊斯蘭國”為敵，說明“基地”總部和扎瓦赫里對各分支嚴重失控。

二、“伊斯蘭國”崛起產生“溢出效應”

“伊斯蘭國”在敘伊兩國崛起，打破了西亞北非地區原有的政治格局，強擰地區形勢偏離原有走向，并對域外產生“溢出效應”，主要表現為：

(一)同時損害各攸關方的利益

“伊斯蘭國”樹敵很多，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包括異教徒、無神論者及其政權，美歐俄等屬于異教徒范疇，中國屬于無神論政權。根據這一劃分，世界上大多數人口和國家都屬于“伊斯蘭的敵人”。當然，對敵人并不是要殺絕，只要皈依伊斯蘭教，就可以變成“自己人”。第二類主要指伊斯蘭教的“叛徒”，包括叛徒個體和叛徒政權。由于“伊斯蘭國”是遜尼派原教旨主義極端思潮與運動，篤信“圣戰薩拉菲”教義，因此什葉派教理教法被視為異端邪說，什葉派必須皈依遜尼派，否則就將被視為伊斯蘭教的“叛徒個體”。什葉派掌權的國家是“違背伊斯蘭法的”，屬于“叛徒政權”，必須予以推翻。根據這一劃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國家政權均必須推翻。按照馬斯里和巴格達迪的宗教解釋，不但什葉派個體和政權是“伊斯蘭的敵人”，且遜尼派中也存在大量“叛徒個體”和“叛徒政權”。除了尼日利亞博科圣地、埃及和東南亞的“伊斯蘭團”(Jemaah Islamiah)、“基地”阿拉伯半島和馬格里布分支、菲律賓“班薩摩洛伊斯蘭解放斗士”(BIFF)、索馬里青年黨(al-Shabaab)等思潮、運動和組織外，余者均為“離經叛道政權”，是伊斯蘭圣戰的對象，因此伊斯蘭世界亟待拯救和改造。

“伊斯蘭國”以伊敘兩國為依托擴展疆域，首先挑戰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因為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區建立伊斯蘭國，將使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地緣政治和“民主改造”成果化為烏有。該組織決意滅亡以色列，也是美國所不能允許的。“伊斯蘭國”開展的伊斯蘭圣戰，直接擠壓“什葉派新月地帶”，挑戰了伊朗的地緣戰略利益。“伊斯蘭國”致力于推翻巴沙爾政權，挑戰了俄羅斯在中東的“勢力范圍”。“伊斯蘭國”發誓占領新疆，對中國主權和國家統一構成潛在威脅。

(二)打亂美國中東戰略部署

其一，迫使美國推遲更迭巴沙爾政權的時間表。2013年9月以來，美國利用俄羅斯“化武換和平”倡議，迫使敘交出化武并參加了涉及“政治過渡”的日內瓦會議。美國的算盤是，一旦敘同意排斥巴沙爾的“政治過渡”安排，則低成本“政權更迭”就實現了。如敘拒絕，則以2013年“8·21化武事件”等為由，推動海牙國際法院向巴沙爾發出含有相關指控的逮捕令，限期答復，逾期便實施外部武力干預，支持“敘利亞自由軍”等推翻巴沙爾。目前，由于敘軍與“伊斯蘭國”正在較量，美國希望“借刀殺人”，因此“政權更迭”事宜推遲。2014年6月巴沙爾啟動大選并“蟬聯總統”，挑戰了日內瓦“政治過渡”進程。

其二，廢除伊朗“核武功”一事推遲，代之以與伊朗尋求妥協和利益交換。2013年11月24日，伊核問題六方與伊朗達成第一階段措施協議，伊朗承諾停止5%濃度以上的鈾加工，不再增加離心機。作為交換，美歐承諾部分解除對伊制裁。六方與伊朗同意從2014年1月24日起落實協議，并同意為達成最終協議展開談判。截止7月24日，六方與伊朗遵守了承諾。2014年5月，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達成協議，同意采取5項措施，以增加核計劃的“透明度”。2014年9月1日，伊朗外長扎里夫與歐盟外交代表阿什頓會晤。扎里夫稱，他對在2014年11月24日前與六方達成最終協議“持樂觀態度”。另一方面，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和總統魯哈尼呼吁“開展國際合作”，打擊“伊斯蘭國”恐怖武裝。與伊朗積極態度相比，阿拉伯國家除口頭譴責“伊斯蘭國”暴行外，囿于內外因素制約，不愿為打擊“伊斯蘭國”做出實質性貢獻，特別是軍事貢獻。在伊朗有能力和意愿打擊“伊斯蘭國”的情況下，與伊朗開展“有限合作”就成為奧巴馬政府最終選項之一。伊朗通過支持阿巴迪組閣一事，已經向美示好，而交換條件就是徹底解除美歐制裁和對“和平利用核能”持寬容態度。從種種跡象看，美伊在打擊“伊斯蘭國”和核問題最終協議方面的妥協空間在增大。

其三，遏制“伊斯蘭國”擴張成為地區政策優先。美國已要求阿拉伯國家表明對“伊斯蘭國”的態度，堵截本國極端分子與“伊斯蘭國”的聯系，并向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等國允諾，將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支持這些國家阻隔“基地”阿拉伯半島和馬格里布分支與“伊斯蘭國”的勾連，支持它們取締本國穆兄會和其他宗教極端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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