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原名林祚大，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井岡山時期先后任營長、團長、軍長、軍團長等職。參加了紅軍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五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等職，指揮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等重大戰役。解放后歷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文化大革命”中組成反黨集團，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1971年9月8日，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在其妄圖策劃反革命政變、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后，于9月13日與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從山海關機場強行乘飛機外逃，凌晨3時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處機毀人亡。

禍起蕭墻，周恩來運籌帷幄禁航令下達后，又從北京沙河機場跑了一架直升飛機。周恩來感到情況嚴重，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力勸他搬到人民大會堂暫住。毛澤東住到了大會堂的北京廳。林彪乘飛機叛逃，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十分擔心，當時都估計是逃到蘇聯去了。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做了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的準備。周恩來親自通過電話向各大軍區負責人、省市自治區主要領導人通報了情況，并發布命令：“廬山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叛國逃跑了！從現在起，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周恩來講得既含蓄又清楚，各地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很快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情。

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立即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到人民大會堂開會，通報情況，商量對策。9月13日凌晨3點多，許多政治局委員是從睡夢中被叫醒，來到大會堂的。周恩來環視了到會的人，說：“今晚發生的事，你們幾位不會感到突然吧？”本來就不安的會場氣氛更覺緊張。周恩來接著宣布林彪乘飛機叛逃的消息。大家都被這突然的消息震懾住了。最先反應過來的是演員出身的江青，她尖聲叫喊：“林彪是個鎮壓我的人！我一向是同他作斗爭的……”周恩來在會上還講了林彪歷史上的問題，說林彪在井岡山時就懷疑紅旗能打多久，受到毛澤東的著文批評。

周恩來立即通知外交部等有關部門的領導人，林彪已經外逃，密切注意外電報道，研究并提出在各種可能情況下的應對措施。周恩來還通知各主要新聞單位的負責人，確定近期內關于林彪的宣傳策略。9月13日，各有關部門緊急磋商，部署應付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的一切準備。毛澤東、周恩來一天都沒休息，觀察事態的發展，緊急安排各項應急措施。但一整天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14日上午，外交部黨組召開緊急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研究林彪出逃后可能出現的四種情況：一、由林彪出面公開發表叛國聲明；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過外國廣播或報紙發表講話；三、林彪及其追隨者暫不露面，也不直接發表談話，由外國通訊社客觀報道林彪等已到達某國某地；四、暫不發表消息，以觀國內動靜。緊急黨組會還討論了在各種情況下對外交涉和如何表態的問題。

中午12點20分，外交部收到駐蒙古共和國大使館通過封閉兩年的專用電話線路報來的特急報告：今天上午8時半，蒙古副外長額爾敦比列格約見許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國噴氣式軍用飛機于13日凌晨2時30分左右，在肯特省貝爾赫礦區10公里處墜毀。機上共9人，全部死亡。蒙方向我提出抗議，許大使已向對方提出到現場勘查的要求。這時，外交部緊急黨組會還在緊張討論對付最壞情況的措施，報告馬上送到代部長姬鵬飛手里。姬鵬飛看后，面露笑容，額手稱慶，說：“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

正絞盡腦汁謀劃如何應付林彪外逃后對策的會場頓時活躍起來。

外交部決定馬上把報告呈報給毛澤東、周恩來。周恩來兩天兩夜沒合眼，14日中午午飯后服用了安眠藥剛剛入睡。下午2點，秘書把周恩來叫醒，送上外交部的特急報告。周恩來看了后，立刻要汪東興報告給毛澤東。下午5點多，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報告了林彪機毀人亡的消息。事關重大，連年事已高、一般不參加會的董必武也來了。

林彪機毀人亡的消息傳來，毛澤東、周恩來及政治局的多數同志心里都一塊石頭落地了。這是出人意料的最理想結果了！

汪東興給毛澤東報告這一情況時，毛澤東似乎也有些意外。

他問汪：“這個消息可靠不可靠？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墜下來？是不是沒有油了？還是把飛機看錯了？”他還問道“飛機上有沒有活著的人？”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事先對林立果“小艦隊”圖謀不軌，要謀害毛澤東，發動政變的陰謀活動一無所知。林彪一家的突然逃跑，禍起蕭墻，是人們絕對意想不到的，毛、周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大為震驚。林彪叛逃未遂，機毀人亡，是歷史提供給黨中央一個從容處理事件的良機。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從現在起，指定專人譯辦駐蒙使館來的電報，密封后送總理親啟；今天的報告，凡經辦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絕對保密。

為進一步核實情況，查明事實真相，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要駐蒙大使館，詳細勘查現場，為慎重起見，要大使偕員親自前去。駐蒙使館立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周恩來還指示有關部門，要把事件保密得盡可能長些，要盡可能贏得時間處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測。為把這一突發事件處理得更穩妥，讓證據更確鑿，事實更準確，以便為黨內外做好承受這一突發事件的心理準備，所以，在林彪事件發生后的一段時間里，在宣傳輿論方面沒有做很大改變，頌揚林彪的語言還依然如故。在審慎地保持社會穩定的同時，對林集團的追查和清理在日夜緊張地進行著。

13日，李偉信被抓獲后，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連夜對他進行突擊審訊，李供出了林立果“五七一”的陰謀計劃，吳忠極為震驚。根據李偉信的口供，在他們的據點里查獲了大批材料。在12日深夜轉移到原空軍第二高級專科學校待命的空軍司令部技術情報處副處長王永奎、空軍辦公室外事秘書陳倫和、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副部長許秀緒、空軍司令部管理局副處長兼汽車隊隊長王琢等人，等了一夜，杳無音信，認為林立果他們已經到了廣州，便于13日下午上了去廣州的火車。15日早上，他們到達廣州。但到處打聽不到林立果等人的消息。傍晚，他們得知部隊要抓他們的消息，便到一個基層單位躲了一夜。第二天，他們弄到空白介紹信，偽造姓名、身份，準備乘火車到上海。在廣州源潭車站，他們被抓獲了。

幾天時間里，“聯合艦隊”成員、空軍政治部黨委書記江騰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空軍情報部長賀德全、空軍司令部二處處長朱鐵錚、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軍務部裝備處副處長鄭興和、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程和珍等相繼被收審。13日，組織上找江騰蛟談話，他在還不知道林彪逃跑機毀人亡的情況下，就交代了謀害毛澤東的陰謀罪行，寫了《謀害毛主席陰謀事件的經過》等書面材料。同日，魯珉等人也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們12日深夜開會商定的南逃編組名單被查獲。

9月20日，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被收審。9月25日，南京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被收審。9月30日，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兼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被收審。“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沒有立即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采取措施。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看他們10天，叫他們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老同志，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交代了就行。”

10天來，這些與林彪關系極不尋常的將領們，既沒有揭發林彪的罪行，也沒有交代自己的問題，反而偷偷銷毀與林彪密切往來的證據。黃永勝焚燒材料，把燒紙用的瓷缸都燒裂成兩半。10天后，毛澤東讓汪東興找來周恩來，問對黃永勝他們的處理情況。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說，他們在拼命燒材料。毛澤東說：“是啊，那是在毀滅證據嘛。這些人在活動，是要頑抗到底了！”周恩來說：“我馬上辦，今天晚上辦不成，明天早上一定辦成。”從毛澤東處出來后，周恩來對汪東興說：“你不能離開中南海，要嚴加保衛主席的安全。”

24日上午，周恩來把黃、吳、李、邱召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向他們宣布中央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當他們進門時警衛進行檢查，看他們是否帶有武器。周恩來對他們說：“出事10天了，你們幾個一言不發、一字不寫，不知是為了什么？”“今天早晨3點鐘，主席最后下了決心，你們幾個暫時離開工作，給你們找了幾個住的地方，你們分別去寫材料。軍委辦事組的工作，由葉帥暫時負責。”

不久，10月6日，空軍學院小樓里的一份最關鍵的罪證材料被清查出來，送達周恩來的手中。這就是1971年3月22日至24日，林立果、于新野等人搞的《“571工程”紀要》。這份由于新野潦草地記在一本小活頁本上的陰謀政變計劃，同林彪的“九八手令”、給黃永勝的親筆信等罪證材料一起，成為了林彪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最有力證據。

林彪事件事發突然，事件結果又有著某種歷史的偶然性，在迷霧重重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帶有撲朔迷離的神秘色彩，容易使人們產生種種的猜測，許多假想臆說流傳至今。

256號三叉戟飛機在13日凌晨1時55分從414號界樁上空進入蒙古境內后，很快降低高度，中方雷達跟蹤飛機進入蒙古國200多公里處消失。半小時后，2時27分，蒙古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西北70公里處的依特爾默格縣蘇布拉嘎盆地突然響起巨大的爆炸聲。爆炸聲和隨之燃起的大火，驚動了附近的人們。一位正在當地炸藥庫值班的女士聞聲拿槍沖了出去，發現一架墜落的飛機，飛機的發動機上正噴著熊熊烈焰。256號飛機在緊急迫降時機毀人亡。準確方位是東經111度17分，北緯47度41分。9月15日下午6點，剛出任駐蒙大使不到一個月的許文益，奉命帶著大使館二秘孫一先，隨員沈慶沂、王中遠來到了飛機失事現場。蒙方陪同前往的有外交部領事司司長高陶布、二司專員古爾斯德、邊防內務管理局桑加上校，還有一些航空、法律、法醫等方面的專家。

飛機失事現場蘇布拉嘎盆地是一個沙土質盆地，地勢開闊平坦，遍地都覆蓋著三四十厘米高的茅草，南北長約3,000米，東西寬約800米，北、東、南三面被高低不等的土包環繞，西面則是一個斜坡。飛機著陸點正好在盆地的中央，墜毀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燒面積長800米，寬度由北面的50米擴展到南面的200米，呈倒梯形。舉目望去，周圍是秋風蕭瑟一望無垠的荒原，燃燒過的焦黑色草地上散落著大大小小的飛機殘骸，覆蓋著白布的尸體，在殘陽斜照下觸目驚心，悲切凄涼。

盆地中央的飛機著陸點以南，約30米長的草皮被機腹擦光，西側平行處，是右機翼劃出的一道深約20厘米的槽溝。再往南，擦地痕跡消失了，進入燃燒區。飛機的碎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散落面越來越寬。機頭燃燒區距著陸點530米左右，火勢最猛，只剩下鑲嵌儀表的空架子和大堆殘缺機件，機殼都已化為灰燼。它的正東20米左右有一大段機翼，上有“民航”兩字，其根部有一個直徑約40厘米的大洞，洞孔形狀不規則，邊緣外翻。機頭以南80米處有一個起落架。機頭西北60米處是斜臥著的機尾，上面的五星紅旗和機號“256”等標記清晰可見。這些標志明白無誤地顯示，這就是林彪乘坐的民航256號專機。機頭以北50米范圍處散布著9具尸體，中間有一炸壞的方形食品柜，旁邊堆有蒙方收集起來的死者遺物。尸體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開，頭部多被燒焦，面部模糊不清，難以辨認。現場遺物中有林立果的空軍大院0002號通行證。中國大使館人員把尸體從南向北編為1至9號，從各個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鑒別確認。

根據事后查證：1號尸體是林彪座車司機楊振剛，2號尸體是林立果，3號尸體是劉沛豐，4號尸體是特設機械師邵起良，5號尸體是林彪，6號尸體是機械師張延奎，7號尸體是空勤機械師李平，8號惟一女性尸體是葉群，9號尸體是256號飛機的駕駛員潘景寅。

所有尸體都沒有任何搏斗的痕跡，沒有發現任何彈孔。這些尸體和一般飛機失事的尸體不一樣。他們并非個個都是焦骨殘骸，而是軀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等碰撞外傷，大部分的傷勢并不重。這是在飛機著陸的摔撞毀壞過程中造成的。但他們的皮膚都燒灼得厲害，多數尸體難以辨認，而且個別尸體，如林立果、潘景寅等人，似有火中掙扎狀。據此似乎可以推測出，在飛機爆炸的瞬間，他們有些人只是被摔昏而并未完全死亡，是被繼而燃起的草地大火燒死的。由于大火燃燒時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體皮下均呈櫻桃紅色。加之當中國大使館人員去時，尸體已經停放達80個小時之久，個個僵硬腫脹似蠟人，看上去顯得比較年輕。特別是葉群的尸體，看上去只有30歲左右。最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體的腕上都無手表，腳上沒著鞋子，這是為避免飛機緊急迫降的沖撞扭傷而預先采取的措施。看來，這架飛機的迫降是有準備的。

中國大使館人員，詳細勘查了現場，拍了幾十卷現場照片，草繪了飛機失事的現場圖。在逐個查看完尸體后，即按蒙古的習俗進行了入殮埋葬。最后把飛機機尾炸掉的發動機進口環放到墓頂作為標志，舉行了簡單的致哀儀式。中蒙雙方對飛機失事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蒙古方面認為：飛機是在沒有外來影響的情況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進行緊急降落，飛機著陸失敗，右翼撞地折斷，引起爆炸燃燒而失事的。據蒙方提供的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臺報告，在9月13日兩點鐘時，肯特省依德爾默格縣上空有2至4級的風，無風沙，無霧，能見度50公里，飛機失事地點無危險的氣象情況。因而，可以排除由于自然現象導致飛機失事的可能性。

中國大使館給國內寫的飛機失事報告中的分析是：從周圍無高大目標，迫降地點選擇合理，著陸點到燃燒區有幾十米距離，以及死者軀干燒傷不重，無高空摔折等情況看，飛機不像是空中著火爆炸，而是著地后爆炸起火。

9月21日，勘查墜機現場的中方人員，駐蒙大使館二秘孫一先帶著現場拍攝的膠卷、失事現場示意圖和有關材料回到北京匯報。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聽取了孫一先和外交部主要領導的匯報。凌晨2點多時，根據周恩來指示，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外交部負責人符浩、民航總局負責人鄺任農、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楊德中、公安部長李震、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及尚未被羈押的空軍司令吳法憲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一起研究駐蒙使館送來的照片和材料，分析飛機墜毀的原因。最后一致同意李際泰的意見：飛機因燃料將要耗盡，被迫做緊急著陸的準備，駕駛員不熟悉較大區域的地面情況，最好的選擇就是找一塊平坦的地方，冒險以飛機腹部擦地降落。看來，飛機著陸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傾斜，觸及地面，與沙石沖磨，驟然升溫引起油箱起火，從而導致全機爆炸。從當時的特殊情況來看，駕駛員技術很好，選擇了惟一的處理辦法。他們也考慮到了其他的原因，如機件失靈，或被地面炮火擊傷而墜落，或擊傷后被迫著陸等，但認為這些可能性較小。凌晨4點多，分析結果報送給周恩來。

1972年5月，中央專案組邀請王海（后曾任空軍司令員）為首的空軍技術專家們，對飛機墜落的原因作了系統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256號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了野外降落（迫降）沒有成功而造成破碎燒毀。根據各方面的情況分析綜合起來看，256號飛機墜毀的情況是這樣的：256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油箱存有12.5噸油。飛機飛到溫都爾汗附近共飛行118分鐘，航程1080公里，耗油量要10噸左右。存油量大概還有2.5噸。其中還有一部分油是油泵抽不上來的，不能使用。所以，飛機在低空最多還能繼續飛20多分鐘。這就促使飛機駕駛員急于尋找著陸地點。但是，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又沒有導航，并且是夜間飛行，就是潘景寅這樣的飛行老手也難能判斷出當時飛機的準確方位。由于油耗限制，他不敢擴大飛機的搜索半徑。其實溫都爾汗市就有一簡易機場，離飛機墜毀地點僅70公里，去那里降落的油是足夠的。

潘景寅是個技術熟練、富有經驗的飛機駕駛員，他選擇的降落場地是一片平坦的草地，應該說是比較理想的。在降落前，機上人員已經做好了野外迫降的準備，手表和鞋子都取下來了。而且，從現場飛機機械師們的尸體在林彪尸體旁邊來看，似乎他們在迫降前是圍繞著林彪保護他的。駕駛員也是做了野外迫降的動作，飛機的前開縫翼已經打開，沒有放起落架。起落架是在機場堅硬跑道上使用的，而在野外軟地面的降落，要依靠飛機機體與地面接觸的摩擦來完成。而飛機的實際降落是尾部先著地，形成地面的滑痕，說明操縱還是得當的。

迫降沒有成功，主要有四個原因：第一，從操作上講，降落的動作沒做完全，飛機的減速板沒有打開，減少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裝置也沒有使用，造成飛機著陸接地的速度大。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動作是由副駕駛完成的。但256號飛機倉皇起飛，副駕駛未能上機。而駕駛員似乎疏忽了，沒完成這些動作。第二，從飛機結構上講，三叉戟是下單翼飛機，設計是以有機場條件為前提的，這種結構不利于野外降落。三叉戟飛機的兩翼安放在機身下部，機翼和機體腹部都有較大的油箱，在飛機不使用起落架降落的情況下，它的著陸是機翼和機腹同時著地，極易造成機翼折斷，油箱破裂，引起燃燒。第三，從地形條件上講，降落點雖然是地勢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是凹凸不平，這也容易造成飛機降落后跳躍。第四，從迫降慣例上講，飛機沒有釋放完剩油，這在迫降的劇烈摩擦和沖撞中，極易造成燃燒。

據此可見，飛機是以較大速度在盆地中央迫降，先以尾部著地，形成30米長的摩擦帶，同時右機翼劃地，然后飛機反彈跳躍，在空中翻滾，折斷兩翼，機身呈圓筒繼續帶著慣性前沖，破碎解體，機上人員被甩出。在此過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積燃燒。那個讓人疑惑的飛機右翼根下約40厘米的洞，就是油箱爆炸造成的。飛機殘骸形成長800米、寬50至200米的梯形散布面。在這一連串的瞬間動作中，最為關鍵的是空中翻滾，如能保持正面著地，飛機當會在幾分鐘內放下充氣滑梯，人員可以緊急滑出。

當時，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一度緊張的中蒙關系正在改善，蒙方對這次飛機失事事件的態度比較理智，雖然提出抗議，但口氣和緩。在協助中方到現場勘察，處理死者遺體遺物等方面都給以了友善的幫助，這使得中國使館能夠及時掌握第一手資料，為中央處理林彪事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但在9月25日以后，蒙方對于中方提出的將死者遺體、遺物運回中國的請求，在態度上卻表現出了某種程度的強硬，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真實身份。因而使得這一交涉陷入僵局。

在雙方彬彬有禮的外交辭令后面，都是大有文章。無孔不入的蘇聯克格勃機關，已經從各種細微的跡象中敏銳地嗅出了中國政局的新變化，認為中國在蒙古境內失事的這架飛機不是尋常的民航飛機事故，空難者身份神秘。在9月下旬，中蒙雙方對飛機失事性質的外交認定上正在唇槍舌劍的交涉時，他們就已經秘密派出了專業調查人員前往蒙古，挖掘出林彪、葉群的尸體，進行解剖研究，確定了死者的身份。調查結果被作為克格勃的絕密資料，只有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和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清楚。

多年來，林彪的神秘死亡——這個被稱為亞洲最大疑團的事件，一直引起了無數東方人和西方人的極大興趣。盡管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已經說明了林彪事件的真相，但仍有許多眾說紛紜的猜疑，也不乏向壁虛構者。進入到90年代后，國際環境更加趨向和諧，許多塵封了多年的事件都逐一被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一個年輕的美國人、29歲的自由撰稿記者漢納姆，懷著強烈的好奇心，開始了對林彪神秘死亡的追蹤探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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