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麥克法夸爾寫就“文革三部曲”以來，英語學界普遍將“大躍進”至1965年的共和國政治史視為一部精英與事件交替主導的“宮廷史”。這段廣為人知的故事以大躍進的發動和接踵而來的饑荒為始，承之以劉、鄧、周、陳等政治精英圍繞這一后果的周旋、修正，并最終以毛澤東對階級斗爭形勢放緩的擔憂和不斷涌現的文革動機收束。
不過，英語學界似乎就此止步不前。研究者普遍在相對偏狹的事件視角中探討大躍進對中央-地方關系、基層政治的后續影響，而傾向于忽略麥克法夸爾視作一段連續體的1958~1965年內在的趨勢與變化。相形之下，大量新近涌現的一手史料、領導人傳記和下層視角的中文研究著作，更使視線固定的英語學界捉襟見肘。在精英與事件串聯起來的故事模式之外，1958~196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否有其他在政治維度之內的講法？作者在本文中提供的政治制度化視角，正是對這段政治史的另一種“觀看之道”。
1958~1965年間的制度化進程，可以從三個較之前更為顯著的方面加以呈現：法律制度的應用、精英群體的轉變和社會經濟的軍事化的進展。
關于文革前中國的司法狀況，確有許多法律史研究指出，行政處罰作為當時司法職能的中心目標遠比正式法律程序來得關鍵。但無論當時的司法制度存在多少弊漏，前文革時代的司法訴訟仍遠比我們想象的龐多；其適用范圍與效果，也至少應與勞改和其他行政處罰受到同等重視。1950~1965年間，共有超過2400萬起案件經過法庭正式審理，其中，17%的刑事案件均在反右運動告一段落后的1958年內啟動受理，并且，與通常的認知相反，前文革時期超過三分之一的“反革命罪”指控也正是在同一年進入司法程序，從而扭轉了1950~1957年以勞改和行政處罰為主的直接手段。盡管1958年“反革命”案件的激增，多少可以歸因為公安部在政治風向下核定了過多“反革命”嫌疑人員，“反革命”案件的比例在1958年后的不規則起伏也表明，這項針對“政治犯罪”的司法進程與當時變易的政治背景之間不存在過于顯然的相互聯系。另外，十五年間近14% 的“反革命”涉案者最終豁免處罰或被判無罪，這一期間中國司法制度的懲罰甚至遠沒有同期的美國來得嚴苛。而在民事訴訟方面，超過70%的案件都與離婚爭端有關，它表明，在當時的中國，通過合法途徑終止婚姻關系已成為一項普遍的社會慣例，而正如當時的法律制度在刑事領域中逐漸擴張的適用性，法律及其程序的制度化雖然有限，但仍然取得了可觀進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如果說1958~1965年的司法進程體現了程序性自1949年以來在體制內的持續進展，那么，這一時期精英群體的轉變則是與過往的一次徹底斷裂。1945年，中共七大選舉的中央委員會共有成員77名，截至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已有5人去世，5人被免職，再加上因健康原因無法充分履職者，七大中央委員已有13%的在任缺失率，建國初年的政治運動，更使這班“舊部”損失慘重。
相形之下，八大中央委員的在任缺失率雖較七大僅有小幅上升，但195名正式與候補委員中有57人于在任期間去世、患病或降職。換言之，在“文革”開始前的十年間，已有近30%的中央委員飽受政治或身體問題的困擾，即便“文革”不曾發動，這一屆中央委員會也將難以為繼。不僅如此，八屆中央委員會的變動還導致了高層政治格局的重組。十年內，軍隊的高層領導經受了最大的沖擊。“十大元帥”中，有一位故去，兩人受疾病困擾，徐向前與林彪逐漸喪失政治影響力，而彭德懷則徹底被免去要職。
在如此劇烈的權力更迭中，盡管領導集體相應的代際更迭在十年內裹足不前，衰朽、郁結、飽經風霜的老人仍然占據了文革前中國政治版圖的顯要位置，但另一方面，軍隊高級職位的空缺也導致所剩無幾的高級將領之間圍繞軍隊指揮權的政治斗爭，是它，為精英群體徹底重頭來過敞開了縫隙。而“文革”的驟然降臨發生，只是促使這場醞釀已久的運動進一步升級。
與之相似，社會的軍事化進程也是一條貫穿“文革”前十年歷史的隱藏主線，但這條隱線也因其與“制度化”進程內涵的外部環境緊密聯系，顯得更加曲折與艱辛。1958~1965年間，中國先后經歷了五次戰爭，在中蘇關系波折的影響下試爆了首枚原子彈，并在1964年將國防工業化作為國民經濟的重心。更準確地說，這一進程在“大躍進”發動前就已初現端倪，自第一個五年計劃制訂以來，軍工生產就一直是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但“大躍進”的冒進步伐幾乎導致了軍工生產質量的崩潰。匆促上馬的殲-6戰斗機無法投入戰斗，甚至就連剛建成的成都飛機廠也存在嚴重的建筑質量問題。同時，毛澤東的核優先戰略又必然要求節制常規武器的生產與投入，以至中國的國防工業化在60年代初只能始終蹣跚前進。
軍工資源的有限性也反映在對外政策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空軍力量和蘇聯方面的技術支持，毛澤東在對大躍進的反思中接受了王稼祥的建議，停止對美國偵察機的攔截并盡量避免與美蘇的沖突。然而，伴隨兩極對峙與臺海局勢的加劇，對資源有限性的認識迅速轉化為一系列軍事動員指令，1964年，總參謀部一份關于國防工業對沿海轟炸承受力的評估報告，更加堅定了毛澤東推進軍事化的決心，在“人民戰爭”的指導思想下，以“三線建設”為主軸的戰備經濟計劃隨即在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迅速推行，由軍事化的國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決定性轉變就此完成。
在全民枕戈待旦的情勢下，與國防、軍工分支密切相關的行政管理體系也得到了迅速增強。1961~1965年，分工明確的多個機械工業部門在國務院領導下逐步形成，除卻自50年代初就承擔核武研發的二機部，其他以數字編序的機械工業部涵蓋了航空、電子、船舶、導彈生產等重要軍工職能。國防開支也隨著軍隊擴編的步伐不斷上升，僅1961年一年，維持部隊花去的軍費就占政府一年開支的13.6%，由此帶來的是分布在老撾、越南、巴基斯坦邊境守軍數量超過83%的激增，如果算上1964年以后政府在“三線建設”中的投入，維護這個“軍事工業聯合體”每年付出的消耗，大致在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
種種跡象都表明，1965年底的中國已然成為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社會。和法律制度在政治體系中的“意外”嵌入、代際更迭的若隱若現一樣，它以一種我們今人并不熟悉的方式塑造了我們的今日。司法、精英變遷與戰備社會這三大進程，不僅合力呈現了新中國的國家建構在錯誤與反復中鮮為人知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讓1958~1965年這段“文革史前史”變得更像一部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歷史。
不論是仍然矗立在廣袤的中國西部、或是已經消失了的大型國有工廠，不論是仍然困擾今日男女的不幸婚姻，抑或是某些軍中大佬的倒掉，或多或少，它們都是1958~1965年這段歷史為我們留下的遺產的一部分。
整理自：Aspects of an Institutionalizing Political System: China, 1958-1965
作者：David Bac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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