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發生的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長期不為人知，究其原因，一則當時危機很快就平息下來，沒有造成重大影響，二則事后各方都對此緘默不語，很少對外人談起，三則有關的檔案文獻一直秘密封存，研究者很難了解實情。實際上，這次事件在朝鮮勞動黨歷史和中朝關系史中都是一件大事，甚至在國際共運史上也是值得書寫一筆的。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特別是赫魯曉夫推動的非斯大林化運動，引發了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陣營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場大動蕩，隨后發生的1956年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1957年中國的反右運動和蘇聯的反黨集團事件，都對所在國的社會發展道路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系產生了極大影響。同期在朝鮮發生的“八月事件”，就其對國內的震動特別是中朝關系的影響而言，絲毫不亞于上述歷史事件，而且從當時的情況看，很有可能演變成一次東方的“匈牙利事件”。
1 非斯大林化與勞動黨三大
蘇共二十大因推出非斯大林化而聞名世界。赫魯曉夫首先在政治報告中提出要重建和加強 “列寧主義的集體領導原則”，并嚴厲“譴責個人崇拜”，繼而召開秘密會議，親自做《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長篇講演。二十大為共產黨國家提供了一種改弦易轍的可能性，一個擺脫斯大林模式束縛的歷史機會。然而，赫魯曉夫的驚人之舉卻在共產黨世界引發了一場大地震。
對于金日成來講，蘇共二十大的沖擊波是災難性的。批判個人崇拜的消息不脛而走，而且與一些朝鮮黨內干部及社會上知識分子的“思想火花”產生了碰撞，大家開始進一步思考朝鮮自己的問題。 金日成既沒有斯大林數十年領導革命的資歷，更沒有斯大林那樣萬眾追隨的威望，赫魯曉夫在蘇聯發起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簡直就像是在朝鮮拋出了一篇聲討金日成的檄文。這不僅僅是因為斯大林成就了金日成，也不僅僅是因為金日成把“斯大林萬歲”的口號喊得最響，最重要的是，幾年來，金日成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在朝鮮大樹個人權威，標榜自己，在黨內大開殺戒，排除異己。黨內南方派、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主要干部相繼遭到清洗。 他的確得罪了很多人，在勞動黨干部中積怨甚深?，F在莫斯科號令批判個人崇拜，豈能不讓金日成感到萬分緊張。
其實，早在1955年針對蘇聯籍朝鮮干部開展批判的時候，金日成就擔心受到莫斯科的干預，對蘇聯人避而遠之。可能是出于一種不好的預感，他甚至在政治委員會上否定了樸正愛的建議，以訪問東德為由拒絕率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大。 而后來出席蘇共二十大的蘇聯衛星國黨的代表團，除了朝鮮勞動黨，都是由第一把手率領的。 金日成已經意識到他與莫斯科之間有了一定距離。
蘇共二十大召開的時候，金日成在平壤如坐針氈。除了秘密報告，在大會的公開報告中，赫魯曉夫和米高揚談到了個人崇拜問題，米高揚甚至點名批評斯大林的著作。
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勞動黨中央向黨內所有機構和組織下發一封秘密信件，專門講述有關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一些問題，其基調是“蘇共二十大所揭露的蘇共本身所具有的那些錯誤在朝鮮勞動黨的活動中并不占有任何地位”。信中多次強調，集體領導原則是朝鮮勞動黨在自身活動中所堅守的最高原則，朝鮮勞動黨中央從來也沒有放棄過這一原則。關于蘇聯出現過的個人崇拜現象，在朝鮮只是與樸憲永有關。至于黨的思想工作中的缺陷，就是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信中特別激烈地抨擊了一些人迷信外國的奴性思想。
金日成還在一次內閣會議上發表了2個小時的激情講演，嚴厲指責文化部門在宣傳中忽視了朝鮮的民族特點，電影里一味反映的都是蘇聯和其他外國的東西。金日成還譴責一些人懷疑黨的政策的正確性，胡說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閉眼不看朝鮮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這些成就是“社會主義陣營許多其他國家無法取得的”。 在此期間，朝鮮黨和政府想方設法封閉來自蘇聯的消息，消除蘇聯的影響，以避免非斯大林化的“瘟疫”傳播。根據中央的指示，撤銷了郡級朝蘇文化協會及其印刷廠；從各劇院的演出節目中取消了蘇聯藝術家的表演；蘇聯的朝鮮語廣播節目從每天4次減少到2次；關閉以俄語專業為主的外語學院，將學生轉入金日成大學；所有大學縮減俄語授課的時間，而4-5年級學生的俄語課程則全部停止。
金日成甚至想到了對樸憲永執行死刑的問題。朝鮮曾兩次向蘇聯國家安全總顧問了解蘇聯對執行樸憲永死刑問題的看法，大概是蘇方的答復不明確或朝鮮人不滿意，4月19日，金日成親自到蘇聯使館向伊萬諾夫大使詢問。伊萬諾夫解釋說，蘇聯檢察機關認為，不應該執行對樸憲永的死刑。理由是，樸憲永在政治上已經失敗，對他的宣判也過去了很長時間，現在突然執行死刑，可能會引起國內外的不良反應。金日成聽后，“顯得不安和惱怒起來”。他態度強硬地說，就目前的局勢來說，應該執行對樸憲永的死刑。蘇聯檢察機關并沒有介入樸憲永案件的審理，有人去問蘇聯顧問的意見，那只是個人行為。對樸憲永的審判沒有任何不妥，朝鮮人民一致贊成執行判決。如果蘇聯檢察機關有不同意見，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將再行討論這個問題。 這件事情的結果尚無史料說明，但金日成這樣提出問題，很可能是擔心在社會和黨內思想如此動蕩的情況下，樸憲永會死灰復燃。當然，要想穩定局面，最重要的還是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不僅解決思想問題，還要解決組織問題。
1956年4月23日，朝鮮勞動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金日成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報告洋洋萬言，基調如同以前的黨內文件，還是對成就重裝濃墨，對缺點輕描淡寫，黨的工作原則是集體領導，個人崇拜問題只發生在樸憲永身上，今后思想戰線的主要任務是批判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等等。 除了金枓奉的發言，所有報告人基本上都是“自吹自擂”，“報喜不報憂”。 整個大會沉浸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正如蘇共中央代表團團長勃列日涅夫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所說，會議的大部分發言都是夸夸其談，內容空洞，完全是華麗辭藻的堆砌。剛剛進入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崔庸健和樸金喆在發言中高度評價勞動黨，明顯地暗示其成就高于蘇聯共產黨，還說朝共中央不僅沒有忽視集體領導的原則，而是相反，“成功地發揮了集體領導的作用”。教育相韓雪野的發言則“流露出民族主義腔調和對金日成個人崇拜的無限吹捧”。 做到這一點很容易，因為會前已有充分準備。金日成本人及其支持者在多次會議和談話中給大會發言定了調子，統一口徑，對有不同意見的干部則施加壓力，進行威脅。大會代表的所有發言稿，事先都必須經過中組部和中宣部的詳細審查，并不經作者同意進行任意修改。大會期間，駐蘇大使李相朝曾兩次給大會主席團遞條子，建議討論勞動黨內部的個人崇拜問題。中央副委員長金昌滿便找其談話，指責他在政治上太不成熟，崔庸健等人還以撤銷職務相威脅。在政治上頗感失意的樸昌玉準備在大會上發言，檢討自己的錯誤，但遭到拒絕，理由是不能在兄弟黨面前顯示勞動黨內部的分歧。 建設相金承化的發言稿也因審查沒有通過而退還本人。 大會期間，朝鮮報刊，首先是《勞動新聞》，對于轉載《真理報》和《人民日報》批評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編輯部文章實行了嚴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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