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這次出國，行走國家多（蘇聯、東歐及蒙古共9國），出訪時間長（6月1日至7月19日），但收效甚微。根據東德駐朝使館的報告，朝鮮代表團此行得到的援助包括：蘇聯提供3億盧布的無償物資援助，并將到期債務延長2年償還；民主德國提供軋鋼機數臺；羅馬尼亞無償提供價值2500萬盧布的貨物，外加60輛拖拉機和10輛卡車；捷克斯洛伐克只答應將到期貸款的償還期延至1960年，并許諾盡快提供1954年已答應的5000萬盧布的產品和設備；保加利亞同意追加3000萬盧布的物質援助及其運費；匈牙利只保證750萬盧布的無償援助；阿爾巴尼亞咬牙答應無償供給1萬噸瀝青；蒙古則援助8萬頭牛羊和5000噸谷物。 除了牛羊和瀝青等實物沒有計價，以上八國向朝鮮真正提供的新的無償援助最多不超過4億盧布，波蘭沒有提供任何援助。這與恢復及三年計劃時期蘇聯和東歐國家向朝鮮提供22億盧布的無償援助相比，差距甚大，與五年計劃的宏偉目標相比，更是杯水車薪。實際上，蘇聯此時考慮給予朝鮮的，不是經濟上的援助，而是政治上的幫助。
關于蘇聯領導人在莫斯科與金日成會談的詳細情況，俄國的有關檔案尚未解密。 不過，從一些間接材料看，可以確認此事的確存在。金日成乘火車這次出訪，6月4日到達莫斯科，幾天后去東歐數國，7月6日又返回蘇聯，直到12日離開莫斯科。在此期間，6月19日，蘇聯副外長庫爾久科夫接見了李相朝大使，并向他轉交了接待朝鮮代表團的計劃草案。在會談中李相朝提出，如果這次兩國領導人會談除經濟問題外，還有黨的和政治方面的內容，他建議應該讓代表團中的勞動黨黨員都參與討論，以便使更多的朝鮮領導人了解蘇聯的建議和意見，而這一點對幫助金日成改正錯誤十分重要。 此外，9月10日李相朝與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談話時透露，蘇共中央在7月曾與金日成、樸正愛、南日舉行會談。 9月18日米高揚在北京與毛澤東會談時提到，金日成在莫斯科的時候，蘇共中央領導人與他談過一次話，蘇共中央聯絡部也同他討論了一些具體問題。波諾馬廖夫插話說，金日成當時表示接受我們的意見和批評，將在今后工作中改正錯誤。 還有，1960年5月21日金日成訪問北京時對毛澤東說，他在莫斯科的時候，赫魯曉夫向他提出了3個問題：在朝鮮沒有傳達蘇共二十大決議；黨的書記和首相應該分開（擔任）；搞好與蘇籍朝鮮干部的團結。 這些材料盡管零散、粗略，但由此可以做出判斷，蘇聯領導人（很可能就是赫魯曉夫本人）與金日成進行了會談，并對他提出批評，而金日成表示接受蘇共的意見，時間應在1956年7月上旬。這次會談，特別是其內容的泄露，對于朝鮮黨內政治斗爭的重啟，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金日成悻悻回國，卻遇到了更麻煩的事情——黨內反對派正在醞釀一場直接針對他的領導地位的風暴。金日成一定會想到黨內有人對他不滿，也可能會估計到有人在暗中反對他，但沒有想到的是誰會站出來向他挑戰。從1954年底到1956年初黨內的斗爭情況看，基本上針對的都是蘇籍朝鮮干部，因為那時南方派已不復存在，延安派的實力人物也早已離開權力中心，而金枓奉只是一個不問世事的象征性代表，所以此時如果有人跳出來，應該是莫斯科派的干部，而蘇共二十大的沖擊波恰好就是他們的動力。 但金日成萬萬沒有想到，最初出來活動的竟是原來延安派的干部，而且是他在打擊蘇籍朝鮮干部時利用過的人——崔昌益。
崔昌益是延安派的元老，1946年8月北朝鮮勞動黨成立時就是政治委員會委員，1948年9月朝鮮政府成立又擔任財政部長，后升任內閣副首相，在三大中央常委中排名第八。從崔昌益在黨內地位穩中有升的情況看，應該是得到金日成賞識的，特別是他又在批判蘇籍朝鮮干部的運動中為金日成立下汗馬功勞。 金日成與崔昌益的矛盾起于何時，現在看不到史料，俄國檔案中唯一的記載是，三大開過以后，在5月29日的中央常委會議上，金日成對崔昌益有一番評議，使他感到遭受了侮辱。崔昌益對樸義琓傾訴說，他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現在的處境，與其在黨內擁有一定地位，但內心深處卻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人，還不如去死。 根據現有的材料判斷，很可能是金日成過河拆橋，因為去蘇聯訪問前要做出對蘇籍朝鮮干部的友好姿態，把崔昌益推出來當替罪羊。
金日成剛一離開平壤，6月5日，崔昌益就來到蘇聯使館。在與伊萬諾夫的談話中，崔吞吞吐吐地表示，希望蘇聯領導人在與金日成會談時能涉及黨和政府領導的政治問題，因為關于朝鮮的集體領導制是否得到了充分發展，目前是有不同看法的。伊萬諾夫看出崔昌益有話要說，約他6月8日再到自己住所見面。 6月7日崔昌益通過金承化告訴蘇聯大使，會談期間不要有翻譯在場，只有金承化可以參加。 在6月8日的單獨會見中，崔昌益詳細講述了他對朝鮮黨和國家領導層出現的不健康情況的看法：領導干部的選拔和任命存在著任人唯親的路線和派別之爭；黨的領導者（顯然是指金日成）不愿承擔責任，把一切組織工作的過失都推給許嘉誼；對蘇籍朝鮮干部許嘉誼、樸昌玉的批判和斗爭是不公正的；現在中央常委會的干部大多是素質底下、經驗不足、阿諛奉承之輩；黨內不能正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的會議上不能暢所欲言；朝鮮領導人從來不提蘇聯在解放朝鮮中的作用，以批判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作掩護取消蘇聯文化，等等。最后，崔昌益希望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議。 這顯然是一種試探。幾乎所有朝鮮干部都知道，只有蘇聯的意見才能促使金日成改正錯誤，沒有莫斯科的表態，所有對金日成的批評都無濟于事。
由于不了解莫斯科的態度，反對派沒有采取進一步行動，平壤依然平靜如水。此時，莫斯科召伊萬諾夫大使回國（很可能就是商議蘇聯領導人與金日成會晤的一事）。臨走前，伊萬諾夫于6月19日特意拜訪了正在朝鮮主持工作的崔庸健，詢問有何事情向朝鮮代表團轉達。崔庸健回答，這段時間沒有發生任何重大事情，一切都按照金日成出國前夕的指示在進行。 如果上述關于7月上旬蘇聯領導人會見并批評金日成的判斷正確，那么接下來的合理推論就是，李相朝把這個消息傳遞給了在朝鮮境內的老戰友，于是，反對派干部在7月中旬采取了進一步更為明確的政治行動。
根據一份十分重要但尚有爭議的俄國解密檔案，1956年7月14日，建筑材料局局長李弼奎來到蘇聯大使館。李弼奎也是延安派老干部，他自我介紹說，16歲參加中國革命，回到朝鮮后在蘇聯民政府負責安全部門工作。1948-1950年在蘇共中央下屬黨校學習，回國后曾任人民軍副總參謀長、內務省第一副相。因同樸一禹關系密切，受其牽連，調離內務省，改任化學省副相，后貶為建材局長。因大使回國，彼得羅夫作為代辦接待了李。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中，李弼奎滔滔不絕，并直接把矛頭對準金日成。他直言不諱地抨擊了“無法容忍”的對金日成個人崇拜的種種現象，其結果就是黨中央和內閣集結了一批專會給金日成拍馬屁的齷齪小人，18名內閣相中有一半人存在歷史陰影。李弼奎透露，現已有一批干部組織起來，認為有必要盡早對金日成及其親信采取某些行動，目的是更換現在的黨中央和政府領導層。行動的方式有兩種，或者在黨內開展尖銳而果斷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估計金日成不會接受，或者強行改變政治格局——估計將會付出犧牲。目前這些干部正在進行準備。盡管回避了蘇聯代辦關于這個組織都有哪些成員的問題，李弼奎還是談到了他對一些干部的看法，從中大體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崔庸健——最近表現出對金日成的作為不滿意；崔昌益——有豐富的革命經歷，如果斗爭開始，他會站在金日成的對立面；金枓奉——安于現狀，但不會盲目追隨金日成；樸昌玉——過去曾是金日成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現在想要彌補自己的過失；樸義琓——是個好人，在領導干部中享有威望。其他人如金一、樸正愛、樸金喆、金昌滿、韓雪野，不是壞人，就是小人，或者根本不值一提。最后，李弼奎要求對談話內容嚴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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