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 伊斯蘭圣戰分為兩種, 一種是為主道和信仰而戰的小圣戰, 一種是同與生俱來的內在邪惡進行不懈斗爭的大圣戰。本文主要論及前者。
圣戰, 是阿拉伯語“吉哈德” (JIHAD)的意譯, 即“奮斗” 。從狹義上說, 它原指先知穆罕默德與麥加多神教徒進行的戰爭, 后來指在伊斯蘭教旗幟下為宗教而進行的一切戰爭。① 從廣義上說, 它是指傳播伊斯蘭教教義的一切活動, 即為促進和保衛伊斯蘭事業作出的任何努力, 既包括說教的方式, 也包括武力的方式。如巴基斯坦學者賽義德·阿布杜拉·毛杜迪在其所著的《伊斯蘭生活方式》一書中所說:“吉哈德即盡自己最大努力, 無論是通過嘴或筆或劍, 傳播安拉的話。” ②
伊斯蘭圣戰是伊斯蘭教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伊斯蘭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伊斯蘭教的兩大重要經典《古蘭經》和《圣訓》都指出圣戰的重要性, 號召穆斯林為信仰而戰。《圣訓》將圣戰視為伊斯蘭教最重要的部分。《圣訓》中曾記載穆罕默德的話說:“我豈能不把事情的尖頂、支柱和最重要部分告訴你們? 事情的尖頂就是伊斯蘭;支柱就是祈禱;它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吉哈德。”③ 《古蘭經》用大量篇幅論述圣戰, 規定“戰爭已成為你們的定制” (2 :216 )④;為主道而戰的人將永遠獲勝, 將得到真主的獎賞;為主道而戰陣亡的信徒, 比其余的信徒得天獨厚, 他們用不著等到世界末日, 就可以馬上進入樂園。樂園是一幅誘人的圖景:“有水河, 水質不腐;有乳河, 乳味不變;有蜜河, 蜜質純潔。” (47 :15)
伊斯蘭教經典對圣戰的種種規定成為穆斯林投身于圣戰的原動力。托馬斯·李普曼就此評論道:“《古蘭經》中作出的那些在同異教徒的戰爭中身亡的人進入樂園的許諾, 是鼓勵穆斯林采取政治和軍事行動的一種力量。” ① 這一見解不無道理。
伊斯蘭圣戰也有其教義方面的理論基礎和淵源。根據傳統的伊斯蘭教義, 整個世界被劃分為兩大部分:伊斯蘭區域(DAR AL-ISLAM)和敵對區域(DAR AL -HARB)。前者指接受伊斯蘭統治的地區, 包括穆斯林居住的地區, 以及接受穆斯林當局統治的非穆斯林地區;后者指伊斯蘭區域之外, 由異教徒統治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區。從理論上講, 伊斯蘭的目標是把伊斯蘭教傳播到世界各地, 讓所有人都承認和信仰獨一的安拉。因此, 伊斯蘭區域和非伊斯蘭區域之間一直處于一種經常性的戰爭狀態, 伊斯蘭教將這種戰爭稱為“圣戰” 。在圣戰間歇期間, 允許穆斯林和異教徒通過共同邊界, 雙方可以建立外交、貿易關系, 但在非伊斯蘭區域變為伊斯蘭區域前, 雙方不可能有永久性和約。在伊斯蘭教上升時期, 一些穆斯林思想家提出了“伊斯蘭國家與非伊斯蘭國家不能永久共存” , “伊斯蘭教的最終目的是將全世界都改變為伊斯蘭領域” , “穆斯林必須不斷通過`吉哈德’ 使非伊斯蘭地區轉變為伊斯蘭地區” 等原則。② 這些原則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決定了伊斯蘭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并使穆斯林不斷向外擴張, 用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向外傳播伊斯蘭教, 實現了整個西亞北非的伊斯蘭化。
馬克思曾就伊斯蘭圣戰的這一教義基礎和淵源寫道:“《古蘭經》和以它為根據的伊斯蘭教法律把各個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歸結為一個簡便的公式, 即把他們分為兩種國家和民族———正統教徒和異教徒。異教徒就是`哈爾比’ , 即敵人。伊斯蘭教宣布異教徒是不受法律保護的, 并在穆斯林和異教徒之間造成一種經常互相敵視的狀態。” ③ 這樣的“人文學” 從理論上論證并鼓勵了具有神圣意義的征服戰爭。正如克雷維列夫所說, 正是這種人文學思想將各個不同社會集團的群眾組成一個有紀律的、志同道合者的陣營, 在共同的宗教口號下進行遠征。④伊斯蘭教經典及教義對圣戰所賦予的崇高地位及其相關規定, 無疑是伊斯蘭圣戰不絕于史, 伊斯蘭信徒視死如歸為主殉身的一個重要因素。
伊斯蘭圣戰是伊斯蘭教的典型特征, 為圣戰效力是每個穆斯林的義務。那么, 伊斯蘭圣戰的實質到底是什么? 要探討這個問題, 就必須追溯伊斯蘭圣戰的緣起和形成, 因為它的實質就隱含在其中。
伊斯蘭圣戰首先起源于伊斯蘭教誕生時期阿拉伯民族精神之中, 它是阿拉伯民族性格的體現。正如王治心先生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一書中所說:“一民族的宗教, 正是其民族精神的表現:有強毅的阿拉伯民族, 便會產生出富有團結和抵抗的回教。” ⑤ 關于阿拉伯人的民族特性,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以為, 阿拉伯的民族性格基調應在其賴以形成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狀況特征中去尋找。
阿拉伯半島是阿拉伯人的故鄉, 是伊斯蘭教的搖籃。阿拉伯半島自然條件的突出特征是沙漠廣闊, 少雨缺水, 干燥炎熱。這種特殊的自然環境, 形成了阿拉伯人迫于生計而四處奔波的沙漠型生活方式和特性:他們熱愛那無路可尋的沙漠和寸草不生的禿崖, 可是又渴望離開這一切, 向肥沃富庶的地區遷移, 四處征戰。阿布·泰馬木在《堅貞詩集》中形象地揭示了阿拉伯人的這一特性:“你拋棄自己的故鄉, 不是為了尋找天堂, 卻是那面包和椰棗, 把你吸引到了遠方。” ①
就社會狀況而言, 當時的阿拉伯半島尚處于原始部落氏族制向階級社會過渡時期, 即恩格斯所說的以大規模掠奪戰爭為特征的“英雄時代” 。阿拉伯人的“英雄時代” 深深打上了游牧社會獨具的烙印, 因為當時阿拉伯半島大多數居民是游牧民“貝都因人” 。為了爭奪牲畜、牧場、水源和抗御外來侵襲, 游牧部落之間經常互相攻擊, 戰火連綿不絕。沙漠游牧民中盛行尚武精神。劫掠被奉為一種民族風俗, 是一種自然而合乎邏輯的行動, 是一種標志強盛的風尚。搶人駝馬, 擄人妻女, 搶劫商隊,被視為謀生的途徑之一, 是經濟上調節余缺的一種方式。倭馬亞王朝早期的詩人顧托密曾以四句詩形象地揭示了阿拉伯人的這種早期生活原則和特性:“我們以劫掠為職業, 劫掠我們的敵人和鄰居。倘若無人可供我們劫掠, 我們就劫掠自己的兄弟。” ②
“英雄時代” 特征和游牧社會特征的結合, 使阿拉伯人養成了勇敢善戰、爭強好勝的民族心理。
阿拉伯半島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狀況決定和造就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 這種性格表現出巨大的復雜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們能夠克制和忍耐, 另一方面又表現出暴躁和易怒;一方面注重自由、直爽、強悍、信義、勇敢、慷慨、抗暴、扶弱, 另一方面又喜好掠奪、爭斗、復仇。
圣戰不僅意味著征服、爭斗, 而且意味著反抗迫害、反對邪惡, 這是阿拉伯民族雙重性格合乎邏輯的反映, 是阿拉伯民族稟性最富凝聚力的外化。③ 穆斯林歷史上的伊斯蘭圣戰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圣戰不僅是阿拉伯民族性格的充分體現, 而且與伊斯蘭教的產生、傳播息息相關, 是伊斯蘭教和阿拉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6～7 世紀, 阿拉伯半島正處于新舊社會交替的歷史大轉折時期, 氏族部落之間的矛盾, 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 外族入侵導致的民族矛盾等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 使阿拉伯半島陷入不堪重負的內憂外患之中。各種基本矛盾的不斷激化, 孕育著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實現阿拉伯半島政治上的統一, 已成為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共同愿望, 成為歷史進程的客觀要求。這一統一要求反映在意識形態上就是用一種新的一神教取代四分五裂的各部落的多神教。穆罕默德順應歷史發展潮流, 挑起了阿拉伯半島統一重擔, 創立并傳播新的一神教———伊斯蘭教。一神教的主張觸犯了麥加貴族的政治、宗教、經濟利益。穆罕默德和穆斯林遭到了殘酷的攻擊、刁難和迫害, 最后被迫離開麥加, 遷居麥地那。麥地那遂成為發展伊斯蘭教、與信仰多神教的麥加貴族相抗衡的堡壘。穆罕默德在麥地那宗教公社初步鞏固、條件成熟后, 鑒于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大勢, 旋即組織穆斯林大軍, 進行了一系列圣戰,其中他親自帶兵出征的達27 次。631 年, 阿拉伯半島基本統一, 政教合一的國家初步形成。從此,圣戰使伊斯蘭教迅速傳播, 成為一種震撼世界的力量。
《古蘭經》反映了這一圣戰形成的大致脈絡。麥加時期, 是穆罕默德艱苦創教的時期, 因此麥加章的口氣是溫和的, 號召信徒要避開多神教徒和不信道者, 或者以地獄的苦難告誡世人, 以天堂的享樂許諾信道者。這是由當時穆斯林的處境決定的。但是, 麥地那章的語氣較之麥加章的語氣就大不相同了, 充滿了信心和勇氣。麥地那章對所有反對信仰伊斯蘭教的人表示了極大的憤怒, 號召穆斯林同他們斗爭并殺死他們:“你們要與他們戰斗, 直到迫害消除, 一切宗教全為真主!” (8 :39) “你們當為主道而戰!” (4 :84)這類號召對異教徒進行圣戰的詞句在麥地那章中大量出現, 并越來越占有重要地位, 成為伊斯蘭教的重要組成部分。法茲勒·拉赫曼曾指出, 在麥地那強盛時期, “除了禮拜和完納天課, 大概沒有什么事情比圣戰更受到重視了” ④ 。
可見, 圣戰是伊斯蘭教產生、傳播和阿拉伯社會歷史進程的必然產物, 是反抗多神教徒迫害、侵犯, 并戰勝多神崇拜, 完成阿拉伯半島統一, 加速阿拉伯社會發展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
從上述伊斯蘭圣戰緣起和形成過程的追溯中, 我們可以看出, 伊斯蘭圣戰的實質就是維護和傳播伊斯蘭教, 它所針對的:一是不信教者, 二是壓迫者即邪惡。這一實質表現出明顯的雙重性:一是擴張征服, 二是抵御邪惡, 亦即一方面體現出進攻性, 另一方面體現出防御性。這種雙重性和阿拉伯民族性格的雙重性是一致的。
綜觀穆斯林的歷史, 有兩類性質不同的圣戰:一類是早期擴張征服的圣戰;另一類是反抗迫害和侵略的圣戰, 即多齊所說的“圣戰只有在伊斯蘭教的敵人發動進攻時才進行;如果有誰按別的意思來理解《古蘭經》的規定, 那么, 肯定是錯誤的”① 。四大哈里發時期和阿拉伯帝國時期的伊斯蘭遠征、奧斯曼帝國的征服等, 屬于前者;穆罕默德對麥加貴族的戰爭、薩拉丁對十字軍的抗擊、阿富汗對前蘇聯入侵的抵抗等, 屬于后者。
從伊斯蘭教產生到現在, 伊斯蘭圣戰從未停止過。可以說, 一部伊斯蘭歷史就是一部圣戰史。在漫長的歷史演化過程中, 伊斯蘭圣戰早已超出純宗教的意義和范疇, 它不僅是征服擴張的代用語, 而且是反抗邪惡的同名詞, 既是文化傳統, 也是伊斯蘭精神的體現。它融合、沉淀于穆斯林的潛意識中, 不時顯露出來, 活躍于人類歷史舞臺上。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對中東實行政治、經濟、軍事全面控制和滲透, 從而對伊斯蘭傳統文化構成空前威脅的今天, 伊斯蘭圣戰自然不會保持沉默。
文/尚勸余《西亞非洲》2003 年第2 期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伊斯蘭圣戰的理論淵源與實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