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斯洛夫的報告對尼赫魯的評價同中國截然相反。報告認為尼赫魯是一個著名的政治家，雖不能排除他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針對中國的陰謀，但尼赫魯極其富有遠見，他承認印度同中國、同蘇聯以及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保持友誼，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而這些行動毫無疑問招致印度國內同英美陣營有聯系的極右翼資產階級集團對尼赫魯的攻擊，指責他對中國“優柔寡斷”和“妥協退讓”。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趕尼赫魯下臺，改變印度中立的外交政策，使之朝著極右的方向發展，并走上同西方強國結盟的道路。如果印度的反動勢力成功地實現了上述目標，那將對社會主義陣營和整個和平事業造成嚴重的損害，因為尼赫魯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外交路線是加強和平的斗爭中的一個積極的因素。

蘇斯洛夫在報告中為蘇聯的政策辯解，他指出，如果蘇聯也卷入這場沖突之中，并產生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成聯合戰線反對尼赫魯的印象，帝國主義分子就會更加欣喜若狂。事實證明，在蘇聯提出贊成和平解決印中沖突之后，帝國主義分子的喧囂就大大降低了。蘇聯領導人還無疑把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視為中國在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和進行戴維營會談之前“蓄意破壞緊張局勢的緩和”的重要證據。報告認為，中印邊界沖突發生在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的前幾天，“敵人的宣傳機器竭盡全力利用中印沖突來達到破壞蘇聯和平倡議的目的，將中國的行動歸咎于蘇聯，由此引起我們和印度之間的爭吵”。

為此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得出兩個極為重要的結論：第一，中國領導人既不能正確評價自己在處理同印度關系上的錯誤，也不能正確評價蘇共中央在調解中印沖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第二，中國領導人對印度局勢的估計以及對尼赫魯對沖突的反應的評價是錯誤的和武斷的。對于蘇聯的這一判斷，蘇聯駐華大使館在1959年的政治報告中也指出，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蘇聯領導層一直試圖影響中國采取更為溫和的立場并同意同印度達成妥協；但蘇聯官員相信，“只有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從總體上修正其外交政策立場的結果”，中國的行為才會發生變化，但“這在短時間內是絕對不可能的”。

蘇斯洛夫報告中所反映的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內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體現在蘇聯的外交政策和蘇聯對華政策的方方面面，蘇聯開始公開批評所謂的“左傾修正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批評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大國沙文主義”。1960年2月，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召開的華沙條約首腦會議上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指出，中國的行為“違背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中印邊界沖突“給印度共產黨造成困難，使得印度共產黨在喀拉拉邦競選失敗，又使尼赫魯更加右傾，使得南亞和東南亞各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不信任。”2月5日，蘇共中央通過正在莫斯科參加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的中方代表康生向中共中央發出了口頭通知，進一步公開批評中共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表現反映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情緒”，因為在蘇聯看來，事實上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不存在印度對人民中國的任何現實的軍事威脅”。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在布加勒斯特舉行。赫魯曉夫在會議期間代表團之間的秘密討論中批評中國的政策，稱毛澤東是“一個極左分子，極端教條主義者，徹頭徹尾的左傾修正主義者”，認為中國在中印關系的做法是“大國沙文主義”。1960年8月26日《真理報》發表文章，為蘇聯對民族國家的政策進行辯護；文章指出，盡管印度、印度尼西亞、阿聯和伊拉克等采取的“基本的民主措施”可能不是“社會主義的”，但是，以這些措施是民主的性質而非社會主義的性質為理由，以教條主義的立場來低估和輕視這些措施的進步的重要性，也是錯誤的。

對于赫魯曉夫上述的一系列講話以及赫魯曉夫隨后對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訪問，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說明他為著追求跟西方達成妥協，他要遷就西方，要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同時他還要把中國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國不能夠反對他準備對西方所做的讓步。因此中共中央認為，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對赫魯曉夫的反華也要準備必要的反擊。其結果就是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1960年4月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列寧主義萬歲》的發表被俄羅斯學者認為是中共猛烈攻擊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及其“對帝國主義者的綏靖”的開始，是中共對蘇聯人在解釋馬列主義的理論方面的壟斷地位的第一次公開的挑戰。因此在蘇共中央看來，中共發表三篇文章，“對1957年莫斯科會議宣言中極其重要的理論觀點進行了批判”，“采取了兄弟黨關系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開分裂的新行動”。蘇聯方面很快做出了反擊，《蘇維埃俄國》1960年6月10日發表文章指出：“現代左傾分子把實現和平共處、停止軍備競賽及加強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人民友誼的政策看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國際形勢的任何一點兒惡化都被他們用來證明他們觀點的正確性。”中蘇公開論戰的帷幕由此拉開。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爆發以前中蘇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政策立場清楚地表明，中蘇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矛盾和分歧已遠非是如何對待邊界和領土的政策問題，而是中蘇兩黨在如何對待“和平共處”、對印度這樣的民族主義國家采取何種政策的戰略問題，雙方的政策立場顯然難以調和。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對冷戰的影響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的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體現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革命外交”的理論和實踐，而非簡單的邊界問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非一些國家的反應更使中共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堅信這一理論的正確性，由此對中國外交和中蘇關系的破裂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共中央無疑相信，“西藏、新疆邊境的部隊在前線同尼赫魯和修正主義作斗爭。”毛澤東后來也總結說，中印邊界沖突打了一場政治軍事仗，或者叫軍事政治仗。因此在邊界沖突的背后，所顯示的是中國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國際戰略問題上同蘇聯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為中蘇論戰的重要內容和中蘇分裂的重要標志。這種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首先，在如何認識和實踐“和平共處”路線的問題上，中國全面抨擊蘇聯的指導思想和外交政策。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中印邊界問題“是我們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重要原則性分歧之一，蘇共領導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完全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蘇聯領導人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全部立場和政策充分地表明，他們背叛了中國人民，背叛了蘇聯人民，背叛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背叛了印度人民，背叛了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赫魯曉夫“支持印度反動派對社會主義的中國發動武裝進攻，同美國一起，用軍事援助，去鼓勵和幫助印度反動派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這樣，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中蘇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矛盾和分歧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問題，同時也涉及到中國重大的國家利益。

在1963年7月同蘇共中央代表團的會談中，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反復強調：你們使美好的社會主義陣營陷入多么混亂的境地！在處理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的關系時，你們完全沒有考慮社會主義陣營的整體利益，而是從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來行事。當你們認為自己的事情進展順利的時候，當你們相信自己抓住一根由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尼赫魯或諸如此類的人遞給你們的某種稻草的時候，你們就興高采烈。對那些不跟著你們的指揮棒轉、不受你們擺布的兄弟黨和兄弟國家，你們就暴跳如雷，你們就宣布社會主義陣營根本就不存在。當由于你們自己的錯誤政策而處境不妙、遭受挫折的時候，你們就遷怒于那些堅持原則和真理的兄弟黨和國家，把它們當作出氣孔和替罪羊，你們甚至犧牲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來迎合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便尋找出路。中共中央認為，赫魯曉夫“一味宣揚帝國主義已經承認和平共處的必要性，并且把社會主義國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看作是同和平共處政策不相容的”。因此中共中央認為，“正是按照這種邏輯，赫魯曉夫把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堅持正確的立場，把中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印度反動派的武裝進攻實行自衛反擊，叫做‘破壞和平共處’”。為此中共中央強調，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觀點，正是他篡改列寧關于和平共處原則的突出表現；“蘇聯領導人所說的和平共處，實際上是投降主義。蘇聯領導人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不僅背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而且也說不上是中立的。他們同美帝國主義一起，援助印度反動派反對社會主義中國、反對印度人民。他們不僅背叛了社會主義陣營，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鎮壓印度人民的，是尼赫魯政府。大力支持尼赫魯政府、并且從各方面為尼赫魯政府的反動政策進行辯護和粉飾的，是蘇聯領導人。蘇聯領導人背叛印度人民的革命事業，這筆帳總有一天是要算清楚的。”

其次，對待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的政策立場。中蘇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的不同政策，反映了兩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同戰略，體現了中國的“革命外交”對民族主義國家的新的認識。中共中央堅持相信，“有些新獨立國家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隨著國內社會矛盾和國際階級斗爭的尖銳化，越來越投靠帝國主義，實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這就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堅決反對這種反動政策。一般地說，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無產階級政黨在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時候，應當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對于資產階級反帝反封建的進步傾向，實行聯合的政策；對于他們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妥協和勾結的反動傾向，實行斗爭的政策。”因此，“如果不同反動的民族主義進行必要的斗爭，反而同情、附和和支持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的反動行為，成為他們的伙伴，那就同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道而馳，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道而馳，墜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泥坑。”

具體到尼赫魯的政策，中共中央認為，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挑起中印邊界事件，直到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武裝侵犯，正如他們干涉中國西藏一樣，都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同帝國主義利益密切結合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這種擴張主義的反動思想，正是尼赫魯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應付國內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困難和危機，尼赫魯政府除了加強對人民的鎮壓和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外，主要辦法就是進一步投靠帝國主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尼赫魯在國際事務中，實際上拋棄了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旗子，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需要，成為替美帝國主義奔走呼號的代言人，甚至使用印度軍隊公開充當美帝國主義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國際警察。”“總之，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為了自己的需要，也為了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要，充當了國際反華運動的馬前卒。這就是中印邊界糾紛的根源和背景。”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思想在這一問題上的表現就是“同那些不管采取什么反動政策的民族主義國家合作。”

最后，對不結盟運動在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認識和態度。鑒于印度在不結盟運動中的影響和地位，通過中印邊界沖突，中共中央對此有了新的認識，不再強調不結盟運動在中國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領導人相信，尼赫魯政府搖擺不定，他們已經不再是中立國家，雖然他們聲稱自己屬于不結盟國家，實際上卻干著侵略擴張的事。印度現在變得更加依賴美國的援助。印度自稱是所謂的中立國家，但實際上早已離經叛道。領土問題的實質是印度政府企圖兼并西部邊界地區更多的土地，他們在破壞印度共產黨和印度人民革命斗爭的同時，也迫不及待地攻擊社會主義事業。因此，“當前的頭等大事就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印度反動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陰謀，如果我們不徹底揭露他們的反動言行，他們就會進一步投靠美國，這樣對整個社會主義事業將造成更大的危險。”

文/戴超武 原載于《歷史研究》 , 2003(3):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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