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的是，1959年西藏叛亂導致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魯的看法的根本轉變。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西藏問題本質上是在中國大陸上最后一場激烈而嚴重的階級斗爭，“印度也有錯覺，以為我們害怕民族主義國家”。周恩來1959年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西藏叛亂事件同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政府在幕后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中共中央領導人相信，尼赫魯和印度上層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對改革，甚至說改革不可能?！斑@就發生了他們干涉我國內政和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問題”。他們希望西藏長期保持落后狀態，成為中印間的“緩沖國”。這是他們的主導思想，也是中印間的爭論中心。因此，這次斗爭，在國內是由西藏叛亂集團、在國際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資產階級挑起來的。因為尼赫魯認為達賴喇嘛在印度人的計劃里將起到巨大的作用，沒有達賴喇嘛西藏會亂。中共中央領導人還強調：“對印度我們一定要反擊，這是他們挑起來的。他們搞冷戰，我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斗爭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節，有團結，有斗爭，以斗爭求團結--……他們可能拋開西藏問題來掀起反共反華高潮，我們思想上要有準備。”毛澤東在平定西藏叛亂時曾說：現在是讓印度當局多行不義，到一定時候我們再跟它算賬。對于尼赫魯，毛澤東明確表示：“要尖銳地批評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鬧翻，要斗爭到底?！?/p>

邊界問題是導致中共中央重新認識尼赫魯外交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鑒于中印在邊界問題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來致函尼赫魯，闡明中國對中印邊界問題的基本立場，并提出解決問題的首要措施。周恩來強調，中印邊界從來未經正式劃定，中方建議通過友好協商，全面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在全面解決之前，雙方維持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對于已經發生的局部爭執，可以商談臨時性的解決辦法。3月22日尼赫魯復信，不同意周恩來上述信函中有關中印邊界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說法，要求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英國統治印度時期所形成的邊界線，并強調印度地圖上所標明的邊界線，“是沒有懷疑的余地的”。為此，中國12月26日照會印度駐華使館，再次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照會明確指出中印雙方當前亟待解決的兩個關鍵問題是：兩國之間的整個邊界確實從來沒有劃定過，有待于通過談判來解決；在邊界正式劃定之前，必須有效地維持兩國邊界的現狀和確保邊界的安謐。對這一照會，毛澤東曾經指示，通知“全黨全團各級組織，都閱讀及討論一次。”

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不僅導致了中共中央領導人重新認識尼赫魯的外交政策，更為重要的是導致中共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對“中間地帶”理論以及民族主義國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同50年代中后期“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相適應，中共中央確立了對印度和尼赫魯的方針政策，由此直接影響了中國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政策方向。

中共中央領導人相信，中印邊界問題的爭吵是印度挑起來的，“假如我們對尼赫魯采取讓步的辦法，不僅他會更反動，會讓他覺得他對了，我們錯了，粉飾他的反動的一面，并且也會使他更得勢，我們不能采取這種方針。我們采取的是批評他，然后求團結；揭露他的錯誤和反動的一面，使廣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種可能是他緩和一下，收縮一下，繼續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好?！痹谥泄仓醒腩I導人看來，“在亞洲所有的民族主義國家中，印度尼西亞的立場最好，這從印度尼西亞對待西藏事件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來。”而印度則開始變成“反動的民族主義”。為此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現在兩個陣營之間出現的中間地帶的國家，可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由壞變好，一種是繼續和平中立，一種是由好變壞。尼赫魯想利用中印邊界問題作為一張牌，對國內的右派進行控制，控制國大黨內部，對左派進行打擊，同時向美國要求援助，也向蘇聯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決問題?！澳岷蒸敯缪莸哪_色在印度人民中間逐步的被認識，反動的就是他?！标愐?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華東組發言時強調：“大量事實說明我們同肯尼迪、赫魯曉夫、尼赫魯聯合戰線的斗爭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的斗爭又是有分寸的、有約束的，不能說已經斗過分了?！F在我們的外交政策是正確的，它有助于我們爭取時間，克服暫時的困難。如果采取機會主義的政策，不僅會影響對外斗爭，而且也會影響國內局勢?！?/p>

在上述理論思想的指導下，1962年9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相信“國際范圍內的階級斗爭正在激烈的進行著”，因此中國外交長期的主要任務就是，“堅決而徹底地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危險修正主義，堅決而徹底地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至此，中國“革命外交”的特點更加明顯和突出。

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和中蘇分歧

蘇聯在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之前就非常關注這個問題，沖突的爆發無疑使蘇聯處于一個非常復雜的處境。首先，在蘇聯領導人看來，中共中央一直把中印邊界問題看作是國際范圍內的一場階級斗爭，因此試圖得到兄弟黨的支持。而蘇聯并不同意中共的這個觀點，并希望自己可以同印度保持友好的關系。其次，蘇聯認為，中國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好戰方式”，不僅同“和平共處”的政策背道而馳，而且還將可能會影響中國處理其他有爭議的邊界問題，特別是中蘇有爭議的邊界。1959年9月8日，蘇聯外交部向蘇共中央遞交了一份題為《蘇中邊界問題》的詳細報告，表明蘇聯決策部門已意識到同中國可能產生的邊界問題。最后，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向蘇聯通報感到非常不滿。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后，蘇共中央領導人通過外交渠道告訴中共中央：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以蘇聯為中心加強團結互助合作，交流經驗，統一步調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會主義最可靠的保證。因此蘇共領導人表示，希望中國對各社會主義國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統一步調的愿望能進一步了解，各社會主義國家也希望中國在這方面發揮更多的作用，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團結與發展的一個強大的因素。中國方面也曾在1958年年底向蘇聯承諾，“今后不會草率從事”。

至于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蘇聯只是在沖突爆發后“很長時間”才收到中國方面的通報，鑒于“中國同志承認并反復強調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世界輿論就會形成如下印象：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采取的強硬路線和外交政策，是得到蘇聯同意的?！币虼?，蘇聯領導人感到有必要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表明蘇聯的立場，這一立場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聲明中。1959年9月8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對中國的做法提出異議，認為中印邊界是山區，難以劃出準確的邊界線，并指責中方在沖突中造成印方的人員傷亡。第二天，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約見陳毅，遞交一份準備在10日發表的塔斯社聲明。聲明稿寫道：中印邊界沖突是“可悲的”，西方某些集團企圖利用這一事件，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使國際局勢復雜化。蘇聯不能不對這次事件表示遺憾，希望中印雙方考慮相互的利益，解決發生的誤會。陳毅當即表示希望蘇方暫緩發表這個聲明，指出中印邊界沖突不一定會對赫魯曉夫訪美帶來消極影響。中國還把周恩來9月8日致尼赫魯信的副本交給安東諾夫。9月8日晚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面告安東諾夫，中國方面已公布了周恩來的信，請蘇聯政府考慮這封信的態度和立場，不要發表塔斯社的聲明。

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的聲明，發表在赫魯曉夫開始和艾森豪威爾進行戴維營會談的同一天。對于這一聲明，尼赫魯在9月11日表示：“考慮到方方面面，對蘇聯政府而言，這個聲明是公正的和不同尋常的?！币驗檫@是蘇聯領導人第一次明確表示，要和平解決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糾紛。10月23日在拉達克再次發生邊界沖突后，《真理報》同時發表了中國和印度有關沖突的政策聲明。10月30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佐林(ValerineZolin)在安理會會議上呼吁印度接受中國的三點建議；赫魯曉夫在10月3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對中印邊界沖突表示遺憾和痛心，希望尼赫魯接受?；?，同中國談判和平解決問題。12月22日，蘇聯報紙打破慣例，第一次首先發表了印度對中國的照會，并沒有等中國方面做出相應的反應。

對塔斯社的聲明和蘇聯的立場，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蘇共中央，批評蘇聯政府“在重要的原則問題上采取遷就和妥協的立場”，指出塔斯社的聲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蘇兩國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的分歧，這就使得印度資產階級和英美帝國主義者感到興高采烈，因為他們正想方設法在中蘇兩國中間打入楔子。[61]在致蘇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強調，尼赫魯政府的內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們相信，如果對尼赫魯和印度政府采取無原則的妥協和讓步，這不僅不能使他們的立場變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國對他們日益進攻的立場不進行抵制并譴責他們，那只能鼓勵他們的暴行。那樣做不僅對中印友誼是不利的，同樣也不利于使尼赫魯和印度政府有所改進，只能進一步使他們倒向西方。”中共中央的這封信還猛烈批評蘇聯對中印邊界沖突的政策，認為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的聲明是赫魯曉夫“偏袒印度反動派”，是“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而“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

中印邊界問題成為1959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期間同中共中央領導人發生激烈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其結果對中蘇關系產生了嚴重的損害。從1959年年底到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爆發之前，中印邊界問題成為中蘇之間激烈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其中既包含國家利益的沖突，同時更重要的體現了中蘇兩黨在涉及意識形態的重大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首先，中共中央認為，中印邊界問題的癥結在于印度和尼赫魯的反動政策，使中共中央領導人堅信自己對尼赫魯和印度外交的正確性。1960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同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S.Chervonenko)會談時突出表明了中方的立場變化。在會談中，鄧小平強調，周恩來最近對印度的訪問完全證實了“我們先前對尼赫魯的看法和立場”。尼赫魯是印度反華陣營的核心人物，他并沒有處在右派和其他反動分子向他施加壓力的處境，他自己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來達到他的目的。同時周恩來的訪問證實了尼赫魯不想解決邊界問題，他的行動是以對內和對外的利益作為基礎的。尼赫魯公開聲稱反對印度共產黨，解決同中國的邊界問題不能使他得到好處。從外交政策的角度看，解決邊界問題也不能使他得到好處。鄧小平強調指出，同這類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斗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的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

其次，中共中央批評蘇聯的“中立”政策，反對蘇聯把中蘇分歧公諸于世的做法。1959年12月10日，周恩來和陳毅在接見契爾沃年科時指出，對尼赫魯無原則的讓步，只會使他更加向右轉。周恩來強調，中蘇兩黨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爭論，可以在內部交換意見，但不應該公開分歧，讓資產階級輿論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這無助于局勢的緩和，并請契爾沃年科將中共中央的意見轉達給蘇共中央。契爾沃年科認為，從赫魯曉夫的講話中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同意將中方的意見轉達。1月21日，契爾沃年科拜會陳毅，說他已經將1月19日同周恩來會談的情況報告蘇共中央。契爾沃年科強調，蘇共中央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將嚴守中立，反對第三國干預，他們一直堅持這種立場，今后也將堅持這種立場。契爾沃年科表示，中國方面的擔心使他們感到有些驚訝，委托陳毅將蘇聯的上述立場轉告周恩來并中共中央。

對蘇聯的上述立場，周恩來和陳毅在1960年1月26日接見契爾沃年科時表示驚訝。周恩來申明，在社會主義陣營里，一個兄弟國家在邊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的欺侮，而另一個兄弟國家卻表示中立，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關系中是個新的現象，這實質上是替印度辯護，是支持了民族主義國家的觀點。周恩來強調：“蘇聯不應當公開表明我們兩黨之間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分歧。為了分清是非，我們不能不對蘇共中央的答復做出全面的分析?！敝芏鱽磉€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魯讓步的辦法來防止尼赫魯向右轉。1月27日，應蘇聯大使的要求，周恩來和陳毅同契爾沃年科會談。契爾沃年科解釋說，“中立”一詞是他口頭傳達時用詞的錯誤。周恩來明確表示，取消“中立”一詞并不能改變昨日談話的實質，在中印邊界糾紛問題上，中蘇是有分歧的。1月30日，周恩來和陳毅同契爾沃年科會談時再次指出：蘇共中央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確的。[67]在1960年9月20日同蘇共代表團的會談中，中共代表團團長、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尖銳地責問道：我想問問你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你們究竟指望得到誰的幫助，是指望艾森豪威爾、尼赫魯，或者是類似的人物，還是指望社會主義的兄弟國家，指望中國？針對蘇方在會談中宣稱一旦中國遭到侵略，蘇聯“將會盡一切力量保衛中國”的說法，鄧小平指出當中印之間發生邊界沖突時，蘇聯并沒有采取行動；同時鄧小平也不同意蘇聯所說的印度對中國沒有構成威脅，他強調：你們說在中印邊界沖突中采取中立立場，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聞，你們居然能夠在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的印度發生沖突時，采取中立立場。

此時中共中央無疑已經相信，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分歧的公開化，起源于1959年9月戴維營會談和塔斯社對中印邊界爭執的聲明；毛澤東堅持認為蘇聯的行為就是反華，他在1960年7月18日北戴河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從去年以來反華就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聲明發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義必自斃，“多”是數量，“斃”是質量，到一定數量他就垮臺了。

最后，由于中蘇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蘇聯內外政策的看法發生根本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對赫魯曉夫及其政策的評價。毛澤東在1959年12月的杭州會議上指出，赫魯曉夫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大懂馬列主義，比較膚淺，不大懂階級分析的方法，有大國主義，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毛澤東感到不能理解的是，赫魯曉夫是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硬是迷信帝國主義。在國際問題上，赫魯曉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不支持被壓迫民族、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還幫助帝國主義進行恫嚇，說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會引起世界大戰，必須馬上撲滅。他美化帝國主義，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世界人民，實際上助長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政策。對“世界為什么不和平？怎樣才能和平”的問題，“赫魯曉夫同我們的看法不一樣。對這樣的事情，我們不能再保持沉默。”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的這種思想體現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就是“不惜犧牲盟友的利益來討好一些民族資產階級”，在西藏叛亂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上都是如此。這樣，到1960年年中，中共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認為，“我們跟赫魯曉夫的分歧，根本問題是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這是兩條路線分歧的根本問題。赫魯曉夫是代表老板階級，代表資產階級，不要革命，不要繼續革命，不要共產主義?！焙蒸敃苑颥F在是修正主義的代表，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向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攻。對于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他表示很親熱，同他們站在一起。到1961年，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赫魯曉夫的評價更加明確。毛澤東在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我們同赫魯曉夫的斗爭是階級斗爭，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無產階級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在國家關系上是國際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斗爭?！敝泄仓醒腩I導人完全相信，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套理論已經形成了。

而蘇聯在這一時期對中共中央政策的反應和批評，突出表現在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MikhailSuslov)1959年12月18日向蘇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有關蘇聯黨和政府代表團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告》，報告全面而尖銳地批評了中國的內外政策，其中特別表明了蘇聯在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上同中共中央的根本分歧。蘇斯洛夫首先對中國外交的基本路線提出尖銳的批評，他指出：“聯系到中國領導人的言論，人們不得不感到驚訝的是：他們是如何理解有關和平共處的列寧主義原則的，他們是否把和平共處視為社會主義陣營外交政策的總路線，他們是不是認為有必要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爭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蘇斯洛夫強調：“我們正得出這樣的印象，即中國同志在贊同兩種不同制度之間和平共處的原則的同時，他們傾向于認為這個原則僅僅是暫時的策略手段?！?/p>

有關西藏問題，報告指出，帝國主義者策略的目的就是使西藏問題成為“中印兩國產生爭論的一個原因，使亞洲兩個大國相互爭斗，惡化南亞地區的局勢，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在那一地區的影響，削弱共產主義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地位”等。報告指責中國沒有考慮帝國主義的上述策略，而對印度和尼赫魯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中國的這一政策“毫無疑問會不可避免的導致同印度關系的進一步的惡化?！庇嘘P中印邊界問題，報告認為，印度非常有影響的反華勢力力圖在這個問題上惡化同中國的關系，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同志的立場便于印度反動派動員國內的輿論反對中國，使印度的進步力量處于困惑不定的境地”。報告反對中國所采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強調中國的行動“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威信在亞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亞洲的地位，增加亞洲許多國家同西方強國、同美國結盟的趨勢，盡管亞洲國家的人民對他們的長期的敵人殖民者有著強烈的仇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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