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網絡政治輿論是伴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而興起的一種輿論現象，它在促進社會良性運行的同時，也可能對政治認同、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產生消極的影響。因此，面對網絡政治輿論中存在的情緒化表達突出、網絡民意的偏頗性、群體極化傾向嚴重和傳播信息失真等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建設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以滿足民眾合理的利益訴求、完善信息發布和反饋機制以正確引導網絡政治輿論、加強倫理道德與網絡立法相結合以規范民眾的網絡行為、增強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良性互動以擴大主流政治輿論的影響力等多種途徑，進行有效的疏導和治理，推動網絡政治輿論的健康發展。
【關 鍵 詞】網絡政治輿論/輿論疏導/輿論治理
隨著網絡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網絡政治輿論在反映社情民意、表達利益訴求、疏導社會壓力和推動民主監督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與此同時，網絡政治輿論也存在著許多不良傾向，諸如“群體極化”、非理性言行泛濫等現象。網絡政治輿論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公眾對現行政治體系的認同度，關系著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正確認識和對待網絡政治輿論，積極探求網絡政治輿論引導的方式方法，推動網絡政治輿論朝著健康有序方向發展，成為實現科學民主決策、維護社會和諧發展的迫切需要。因此，系統研究網絡政治輿論的疏導與治理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網絡政治輿論的形成與傳播
網絡政治輿論是指公眾針對現實或虛擬的政治問題，通過互聯網公開表達的具有一定影響力和傾向性的看法或言論。網絡政治輿論的形成和傳播可以分為政治輿論話題的產生、政治信息的傳播、網民意見的互動和政治輿論的表達四個環節。首先，政治輿論話題的產生并引發網民關注是網絡政治輿論發生的前提。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手機網民日益遞增，人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發布者，網絡成為信息的“集散地”和“爆炸場”。面對海量網絡信息，人們目不暇接，很多信息還未曾被瀏覽就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里。一個事件引起網民高度關注并聚集成網絡輿情焦點，原因在于該事件刺激了網民乃至社會公眾“最緊繃的那根神經”，這集中表現在八個方面：一是政府官員違法亂紀行為；二是涉及代表特權和壟斷的政府部門、央企；三是涉及代表強制國家機器的政法系統、城管隊伍；四是社會分配不合理、貧富分化；五是衣食住行等全國性的民生問題；六是重要或敏感國家、地區的突發性事件；七是涉及國家利益、民族自豪感的事件；八是影響力較大的熱點明星的火爆事件[1]。上述領域多數直接或間接地涉及現實政治系統的各類問題，這說明在社會轉型期的公眾對于權力腐敗、貧富差距、司法公正、城管執法等問題日趨敏感，諸多負面情緒的累積容易經由一個很小事件引發網民的情感共振，形成網絡政治輿論[2]。其次，政治信息的傳播。根據網絡政治輿論的信息來源，政治信息的傳播可以分為網絡發布和傳統媒體報道兩類。一方面，事件的當事人或知情者通過網絡發布有關事件信息，相關網民通過論壇、博客、微博等形式進行轉載，信息傳播呈分子裂變式擴散并引發更多網民的圍觀，專家、“意見領袖”紛紛發表評論，影響的強度和范圍得到提升和擴大，這時，傳統媒體跟進，派出記者深入調查，探求、還原事件真相并進行輿論引導。另一方面，網絡政治輿論話題由傳統媒體報道引發公眾注意，公眾把政治信息上傳網絡并展開討論，引發信息再次擴散，傳統媒體捕捉輿論訴求和輿論走向，更加深入地進行事件報道分析[3]。目前，網絡已經成為熱點事件曝光的主要平臺和輿論源頭，尤其是網絡新媒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其在時效性和參與度等方面的優勢，成為反腐曝光的利器和信息公開的推手。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統計，2011年備選“年度20件熱點事件”的33個案例中，新媒體實現議程設置、影響話題走向的比重超過傳統媒體一成，其中微博爆料數量是論壇、博客的兩倍[4]。再次，網民意見的互動。網絡的虛擬性與匿名性打破了身份、地位和社會交往等外在環境對公眾的約束和限制，網民在虛擬空間里通過“留言、頂、鼓掌、拍磚”等網絡行為立場鮮明地表達出對事件好惡、愛憎的情緒。同時，網絡的交互性又使得網民可以通過虛擬平臺，自由地交換意見，進行辯論，形成虛擬的“廣場政治”和“街頭政治”。網民在不斷地交流、碰撞和互動之中，一方面因為意見的內部張力過大，難以形成政治輿論；另一方面，因為意見較為一致，形成較為統一的政治態度，引發大規模的政治輿論。在網民意見的互動過程中，“意見領袖”在“議程設置”、引導網民觀點和行為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傳播學中的意見領袖為活躍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觀點或建議并對他人施加個人影響的人物”[5]209。網絡時代的“意見領袖”常常是一些關注時事、有廣博知識和深刻見解的網民，他們通過發表有針對性和代表性的話題、評論，影響其他網民的意見走向，從而推動網絡輿論進一步發展。第四，網絡政治輿論的表達。經過個體與群體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意見互動，網民情緒、態度或意見逐漸趨于一致，即政治輿論的形成。網絡政治輿論是廣大網民對現實問題的理解和態度的顯現，代表著網民的某種愿望和利益訴求，一旦形成就會以各種形式表達出來。網絡政治輿論表達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不斷發布和補充事件信息，推動輿情的反彈和媒體的介入，引起更多公眾的關注并加入討論，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進而可能改變事件的發展軌跡；二是隨著網絡政治輿論的升級，卷入其中的網民擁有高度的認同感，他們會設定一個認同度較高的目標，明確提出自己的要求并達成共識，當他們感覺網上的搖旗吶喊無助于事件的解決時就會采取現實行動，參與到事件中去。很多在現實中難以解決的訴求，在經過網絡政治輿論的發酵后，可能會引發網民大規模的線下聚集，產生難以預料的輿論后果。
二、網絡政治輿論中存在的問題
網絡政治輿論的興起既有其深刻的現實背景，又有其特殊的技術成因。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的轉型期，各種矛盾集中凸現，利益訴求不斷增多，負面社會情緒不斷積聚。而網絡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為公眾提供了一個發布信息、討論問題和表達意見的便利平臺，公眾心理期待和利益訴求常會借助于網絡信息傳播呈“爆炸”式聚集，產生蝴蝶效應，進而引發震動性極強的網絡政治輿論。正因為網絡政治輿論的興起有著復雜的背景，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網絡政治輿論中情緒化表達突出
網絡政治輿論的興起，在彰顯公眾訴求、緩和社會矛盾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網絡政治輿論中情緒化現象突出的問題也應引起我們的注意。情緒化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情緒化的言論。一些網民對某些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缺乏自己的理性判斷和正確認知，網絡發言不是立足了事實本身，而是根據自己的主觀臆測，一味地宣泄自己的不滿情緒，致使陰暗心理、悲觀情緒、網絡戾氣在網上滋長蔓延、交叉傳染，消解社會正氣，壓抑人的心理[6]。另外，一些網民在負面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一種“逢官必貶”、“逢富必罵”的定勢思維，只要涉及貧富差距、政府運作不透明、政府決策不科學等敏感話題，就能迅速引發大規模的政治輿論。強烈帶有情緒性的言論，具有極強的煽動性和蠱惑性，在真假難辨的情況下，會誤導普通民眾的判斷，甚至妨礙社會秩序。二是網絡暴力。網絡傳播的匿名性和網絡道德的模糊性，容易使部分網民失去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控制力，他們打著倡導正義、揭露丑惡的名義，用粗俗、惡搞、謾罵的方式對當事人進行評論和人身攻擊。雖然大多數時候網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網民不受約束、泛濫的道德審判和討伐行為往往演變成網絡暴力。其中，“人肉搜索”是網絡暴力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人肉搜索”在通過集合廣大網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時，常常會導致當事人的姓名、身份、家庭地址等個人資料被廣泛公布，直接侵犯當事人的隱私和權利，具有強大的殺傷力。
(二)結構性失衡導致網絡民意存在偏頗性
網絡政治輿論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集中和顯現，重視網絡政治輿論中的民情民意、吸納民智和解決民生問題已成為各級政府一致共識，成為增強官民互動、規范政府行為和加速公民訴求解決的重要力量，但網絡政治輿論中的民意也存在天然的缺陷，特別是網民結構性失衡導致網絡政治輿論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意。截止到2012年12月底，從各省網民規模看，我國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的網民規模雖然均有不同程度增長，但北京和上海的互聯網普及率為70%左右，接近西方高普及率國家水平，而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廣西、湖南、西藏、四川、安徽、甘肅、河南、貴州、云南、江西等省市的互聯網普及率不到40%，顯示了我國不同地區互聯網普及程度存在較大差距；從城鄉網民規模看，我國城鎮居民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達到60%，而農村地區目前只有23.7%，網民農村人口占比為27.6%；從年齡結構看，網民群體以年輕人為主，30歲以下的網民占比為56.1%；從職業結構看，學生群體的互聯網普及率穩居高位，學生占比為25.1%，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僅為3.5%。綜上所述，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等因素的限制，我國網絡發展還存在著地區不平衡、網民結構不合理、“數字化鴻溝”等問題，部分弱勢群體還沒有條件通過網絡表達自己的權益。正如經濟學家樊綱指出的，“網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但中國更大的利益群體在網的外面，多數的農民、民工都不在網上，不是網民能夠代表的，所以網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7]。因此，面對洶涌而來的網絡政治輿論，政府應當善于鑒別，不能簡單地把網絡政治輿論等同于全民的政治輿論。
(三)網絡政治輿論中存在著群體極化傾向
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指出，“群體極化”是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商議后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凱斯·桑斯坦認為，網絡言論自由并不一定必然帶來多元民主社會，也極有可能出現嚴重的“群體極化”現象。“在網絡和新的傳播技術領域里，志同道合的團體會彼此進行溝通討論，最后形式上變得更極端了”[8]50。目前，群體極化趨向在網絡政治輿論中日趨顯現，特別是在涉公、涉富、涉腐等網絡輿論事件中，網民非理性參與高漲，發言不加辨識、不假思索，輿論方向呈現一邊倒。但是，并非所有的網絡政治輿論都會出現群體極化現象，只有在網民討論、互動的過程中意見達成高度一致時，群體極化現象才會產生。群體極化現象通常表現為：不同于主流意見的聲音較少，一旦出現少數意見便會招致群體的攻擊；互聯網上的討論行為有可能延伸至現實世界[9]。群體極化現象是與網民情緒化表達緊密聯系的。群體極化現象的形成原因在于：網絡政治輿論形成之初，話題的產生會引來大量關注事件的網民，這些網民聚集時本身就帶有某種傾向。網絡的匿名性和開放性使得他們敢于表達自己的情緒，找到態度相似的人群，形成自己的輿論群體。在意見討論、互動過程中，輿論群體在輿論領袖引導下，意見逐漸趨于統一，群體內網民情緒因為相互感染會變得極端狂熱，不能接受對立的聲音，少數不同聲音的網民在群體壓力之下往往選擇沉默。這時，多數人的意見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形成群體極化現象。群體極化一方面可能引發網絡暴力，另一方面會作用于現實世界，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
(四)傳播信息失真誤導網絡政治輿論
網絡政治輿論的形成和傳播是以人們對信息的獲取和判斷為基礎的，建立在真實、有效信息基礎之上的網絡政治輿論能夠準確地反映社情民意，促進公共決策的完善和改進，而錯誤、虛假的信息則容易誤導網絡政治輿論，使輿論與事件真相背離。網絡傳播的開放性弱化了信息的篩選和控制，網絡傳播的匿名性、交互性使得網民可以在虛擬網絡空間暢所欲言，自由地傳播各種信息，加之網民主體的復雜性以及人們對事物認知的偏差性等原因，大大增加了虛假信息形成和傳播的機會。網絡虛假信息的源泉在于：一是由于信息來源不可靠、信息數據不權威及信息在傳播過程中被曲解等原因導致公眾對事件真相妄加猜想，產生謠言和傳聞。二是部分網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不負責任地發表偏激言論，故意制造政治謠言，引發網絡政治輿論，例如“網絡水軍”在“網絡公關公司”和“網絡推手”的精心組織下，通過發帖、跟帖、轉帖、評論等方式，為他人虛假造勢，謀取利益。三是西方政治勢力和新聞媒體通過網絡大力渲染和傳播許多未經證實的消息，炮制假新聞，兜售錯誤思想，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網絡虛假信息一方面可能被當做蓄意炒作的話題，引發網絡政治輿論；另一方面，在網絡政治輿論形成和傳播過程中發揮著助燃劑作用，削弱公眾的理性認知，導致社會非理性的集體行為。
三、網絡政治輿論疏導與治理路徑
網絡政治輿論借助于互聯網技術發展所提供的便利平臺，呈現蓬勃興起的態勢，成為社情民意的“風向標”和社會生活的“晴雨表”。網絡政治輿論為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帶來積極作用的同時，亦產生一系列的負面后果。面對網絡政治輿論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應多措并舉，積極應對，進行有效的疏導和治理。
(一)建設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滿足民眾合理的利益訴求
社會轉型期利益格局的變遷所帶來的社會挫折感是導致網絡政治輿論情緒化和群體極化現象問題的現實根源，和諧、健康、理性輿論環境的營造必須借助于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滿足民眾合理的利益訴求，化解民眾在現實中積累的不滿與怨氣。高效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一方面需要轉變政府的管理理念與方式。政府的管理能力和行政方式一向是民眾關注的焦點，也是引發網絡政治輿論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求政府確立善治的治理理念，培養公眾積極參與和合作的意識，致力于服務型政府的構建，以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改善黨群、干群關系，消解負向的社會情緒。另一方面需要加強民生建設，保障民眾合理的利益訴求。階層分化和底層認同使得民意極端化，常常表現出一邊倒的聲音和行為。只有加強民生建設，尊重和保護不同利益群體的合法權益，解決公眾最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使改革開放的成果惠及全民，才能不斷增強人們的滿意度和幸福感，推進社會良性發展。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完善腐敗的懲防體系。腐敗現象的增多直接影響到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是導致民眾偏激心態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加大對腐敗案件的懲處和預防，消除民眾對公共權力部門的抵觸情緒，以減少因腐敗現象而引發的負面網絡政治輿論。
(二)完善信息發布和反饋機制，正確引導網絡政治輿論
網絡政治輿論頻繁出現的政治謠言和虛假信息，往往是由于政府與網民信息溝通不暢而引起的，信息溝通不暢更容易引起人們的集體負面揣測。因此，完善網絡政治信息的發布、溝通和反饋機制，有利于正確引導網絡政治輿論。一是完善信息發布機制。通過建立各級各地政府機關的門戶網站、開設官方微博、設立網絡新聞發言人等舉措，及時、透明、客觀地發布各種政務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同時對政治信息傳播進行正確的引導和規范，化解不同的意見和輿論，避免簡單的封鎖和壓制。二是完善民眾意見表達機制。傳統的民意表達渠道主要有：群眾通過來信、來訪反映某些具體問題；領導通過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了解民眾意見建議；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通過提案、議案等形式來傳達民眾的關注等，但受各種現實因素的制約，這些常規的民意表達渠道運行效果并不理想。隨著網絡的發展，網絡媒體逐漸成為民意表達的重要工具。因此，政府應在繼續完善傳統民意表達渠道的基礎上，不斷推動網絡的均衡發展，解決“數字化鴻溝”等問題，通過在各級黨政網站及大型門戶新聞網站中開設專門信箱、獻計獻策專欄、網友討論區，適時舉辦網上投票、評議等活動，建立民眾輿情收集制度、網絡意見征集制度，對正在或即將實施的重大方針政策聽取網民的評議。三是完善溝通、反饋機制。網絡投票、網絡監督、網絡反腐、網絡結社等新型公民政治參與方式，擴大了公民的參與權利和參與范圍。面對不斷發展的網絡政治參與，政府應主動拓寬交流互動的渠道，增強廣大公眾參政、議政的能力，提高交流活動的效率，傾聽民眾的呼聲，并及時回應和解決民眾關心的現實問題。
(三)加強倫理道德與網絡立法相結合，規范民眾的網絡行為
法律和倫理道德是約束、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網絡立法強調的是外在規則的制定，而倫理道德建設則側重于內在道德感的提升，兩者只有剛柔結合、互相補充，才能有效地規范公民的網絡行為，遏止政治謠言和虛假信息的傳播、擴散，使網絡政治輿論保持在一個可控范圍之內。具體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實施：一是完善網絡立法。由于網絡的迅猛發展和法律制定的滯后性，傳統法律制度在新興網絡空間里失去了原有的規范作用和約束力。目前，雖然我國出臺了一批有關網絡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但在某些領域，法律制度依然存在空白，諸如網絡言論管控、個人隱私權保護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相對欠缺。因此，維護正常的網絡秩序，規范網民的參政行為，促進網民政治心理的健康發展，必須加快網絡立法的步伐。針對網絡上出現的新問題及時進行法律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規，健全我國網絡空間的法律體系，使網民在網絡空間有法可依，實施網絡法治。二是加強網絡倫理道德建設。由于網絡媒介的開放性、匿名性等特點，網絡成為一個自我宣泄、自我釋放的空間平臺，如果僅僅依靠法律的力量加以約束，是無法從根本上保證網絡健康發展的。倫理道德通過增強道德的自律力量，強化網民的自我約束能力，引導網民保持一種理性和客觀的態度，從而達到一種自我控制。網絡倫理道德建設需要進一步健全調整人們思想觀念、道德情感、價值取向的準則和體系，貫徹公正、誠實、守信、平等的網絡理念，發揮網絡倫理道德的自律作用，引導網民自覺控制自己的網絡行為。同時，要進一步加強網絡倫理道德的教育，使人們明確自己的責任義務，真實、客觀地上傳信息，辯證、批判地認知信息，自覺抵制傳播與散布虛假信息等，進而提高自身的網絡道德水平，嚴格遵守網絡倫理道德規范，營造一種文明健康的氛圍。
(四)增強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良性互動，擴大主流政治輿論的影響力
網絡媒體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媒體在信息傳播、議程設置等方面的壟斷地位，并因其快捷性、豐富性、互動性等優勢，成為社會輿論的“放大器”。與此同時，網絡媒體的虛擬性和開放性又使得網絡媒體在正確輿論的引導和把握方面存在欠缺。傳統媒體具有網絡媒體所無法比擬的權威性、真實性和可靠性，在公信力資源、報道方式、事件分析、經驗總結及主流價值引導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因此，應當增強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協作與互動，實現優勢互補，形成輿論引導的合力，擴大主流政治輿論的影響力。一是推動傳統媒體網絡化。目前，傳統媒體紛紛與網絡接軌，以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為代表的網絡媒體在回應網絡熱點、澄清事件真相、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因此，需要依托傳統媒體的資源優勢，繼續建設一批融思想性、知識性于一體的網絡新聞媒體，提高其關注度與吸引力，積極引導社會輿論，抵制西方文化中有害信息的滲透與入侵，培養公眾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時代精神，為改革、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二是加強網絡媒體主流化建設。引導網絡媒體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擔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堅決抵制和批判虛假、失實的信息，通過準確、客觀、全面的報道，向社會公眾提供真實有效的信息，營造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輿論，用正面宣傳消解網絡中的各種雜音、噪音，使網絡空間成為社會核心價值傳播和弘揚的陣地。三是重視網絡“意見領袖”的培養。目前，以專家和社會精英為代表的“意見領袖”作用日益突出，他們甚至能夠引導輿論的焦點和走向。因此，要加強與網絡“意見領袖”的溝通交流，鼓勵他們嚴于自律，把握分寸，正確引導網絡輿論，孤立反動言論。同時，培育和支持更多的媒體人士、政府官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知識分子等更多地使用網絡媒體，發出自己理性的聲音，影響和感染廣大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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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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