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企業與保護
在自我標榜的“進步人士”看來，大企業是一切罪惡的替罪羊。他們說，資本家和企業家自私的階級利益推動國家走向了超級保護主義。現代民族主義只不過是剝削者的階級利益之意識形態的偽裝。
然而，大企業是不害怕國外競爭的。美國汽車生產商與德國電氣公司不害怕任何競爭者會超越它們在國內市場的地位。它們也不要求在它們想要出口的國家開征保護性的關稅，事實上，這些國家的進口關稅嚴重地損害它們的利益。如果它們不準備丟失這些市場，它們就被迫在受保護的國家設立分廠并以更高的成本來生產。他們無法在提供最有利機會的地點進行大規模生產從而為消費者提供產品，相反，被迫在條件較為不合適的地點和較小的工廠來生產其相當一部分的產量。要不是保護主義，福特先生就本不會想到在加拿大、法國、德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制造汽車。當今大企業的特征就是，企業在許多國家擁有子公司。它們對維持子公司的生產不感興趣。要是沒有保護，它們本可以將全部的生產集中于成本最低的工廠里。
要是大企業真的從貿易保護中受益，那么，在這個激烈反資本主義的時代，就不會有貿易保護了。無可否認，過去十年里，所有國家的經濟政策之一般趨勢在于，盡可能地傷害大企業。企業的當前結構、工廠的位置與規模被迫適應貿易保護主義所導致的狀況。向自由貿易的轉軌會造成普遍的重新布局，因為，當前許多工廠位于生產成本如此之高的地方，以致如果取消保護，這些工廠就無法與處于更有利地點的企業進行競爭。因此，許多企業的既得利益就與自由貿易相違。但這不是貿易保護的原因，而是其結果。要是沒有任何貿易保護，資本家就不會將資金投資于需要保護方可獲得利潤的地方。
雖然一些企業受自由貿易的威脅，行業中大多數企業的利益與整個國家的利益卻不是如此。恰恰相反，如果在投入較高的地方生產停止而在投入較低的地方生產擴張，每個人都將受益。
在產品和資本可以自由貿易而勞動卻受移民壁壘妨礙的情況下，偏好那些工資只占總生產成本的較小部分的制造產業部門的傾向，就會在美國盛行。這個國家就會偏重于重工業的擴張，而不那么重視相對需要較多勞工的產業部門。其結果將是，進口就既不會導致企業業績低下，也不會導致失業。在生產中充分利用了本國有利條件的商品之出口的增長，會彌補進口。進囗則會提高美國和外國的生活水平。
美國加工業不需要任何保護。除開一些特別的產業部門，它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最高的，就像法國成衣業和英國紡織業一樣。生產的自然條件在這個國家極為有利，資本的供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豐富，企業家的獨創性、發明家和設計師的效率以及工人的技能都是無與倫比的。工廠的技術裝備和商業管理的方法是舉世無雙的。
造成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理由是工資率。有人說，美國的生活水平必須受到保護，以免遭受以較低勞動成本生產的某些行業傾銷之苦。
這個國家的實際工資幾乎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高，因為美國人口相對稀少，而絕大部分其他國家人口相對稠密。如果移民受到限制，工資率平等化的趨勢就不會占主導地位。在那些生產的自然條件與美國相比較為不利的國家，工資率必定會較低。
在這個國家，市場實際工資率（也就是在沒有工會壓力和強制情況下的工資率）相對較高的狀態，不是貿易保護主義的結果，也不需要通過關稅來保護。廢除貿易保護措施，不會降低美國的生活水平，反而會提高生活水平，美國加工業就會集中于其優勢最大的產業部門。它們的產品就可以在世界市場上換回更多的產品，這一類產品在美國的生產將因美國在這類領域的優勢較小而停止。美國的總消費就會增長而不是下降。
現金工資確實可能會下降。但是，它的下降比消費品的價格下降幅度要低，后者現在因貿易保護而人為地提升。
五．貿易保護與國防
曾經有人斷言，國家致力于自給自足，是因為國家是好戰的，并且希望不依賴于外國的供應。
事實是：德國爭取自給自足，因而希望征服更多的生存空間，也就是政府足夠大而自然資源足夠豐富的疆域，使得德國人可以實現經濟的自給自足，其生活水平不亞于任何其他國家。而且，經濟民族主義不是侵略性國家特有的現象。比起軍國主義民族，熱愛和平的國家受經濟民族主義精神的影響并不為少。
將瑞士給予國內小麥生產的貿易保護（通過政府對小麥的壟斷來運作）解釋為一種國防措施，或許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可能將同樣的解釋用于瑞士對瓷器、玻璃器具和銀器的進口限制。這個國家將配額制用于客車，盡管其國內并不生產客車，這樣的生產也沒有任何希望會發展起來。
六．貿易保護和政府對企業的控制
一國的政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外交政策與國內政策密切關聯，它們實際上是一個體系。經濟民族主義是政府干預企業與當前實行國家計劃的政策之必然結果，正如自由貿易是國內經濟自由的補充一樣。國內自由貿易的國家確實也可能搞貿易保護主義，但沒有國內自由貿易的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就是必不可少的。一國政府的力量局限于其主權管轄的領土。它無權直接干預國外的情況。在貿易自由的地方，外國的競爭在短期內會使政府干預國內企業的種種措施受挫。當國內市場在某種程度上不是與國外的市場絕緣，就沒有政府控制的問題。一個國家在政府管制和嚴格控制的道路上走得越遠，它就在經濟孤立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我們不必研究這個問題，即經濟上的國家干預主義（也就是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是否能達到政府和支持這種體制的“進步人士”的預期目標。這種體制的支持者——德國的Sozialpolitiker，英國費邊主義者的右翼，美國的制度主義者、新政的擁護者和許多其他團體中的溫和派——認為，國家干預主義作為社會經濟組織的一種永久的形式是切實可行的。他們宣稱：它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保持著同等的距離，它代表著對社會的經濟組織問題的介于共產主義與放任自由之間的第三種解決之道，它兼具二者之長而無二者之短。然而，現代經濟理論以無可辯駁的方式證明：這種所謂的第三種解決之道是與其目標背道而馳的，政府干預企業的種種措施，不僅不能達到預期目標，反而——從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的觀點來看——會使得狀況比他們想要改變的情況更為令人失望。
我們也不必談及應從歷史經驗中吸取哪些教訓。六十多年來，文明國家的所有政府都試驗過經濟的國家干預主義的種種模式。結果無一例外：明顯的失敗。始于19世紀70年代之末、受到德國皇帝1881年11月17日圣諭宣揚的德意志帝國的社會政治方案，以及美國的新政，就是突出的例子。
從本文探討的主題來看，我們還必須強調另外一點。政府干預企業的每一次動作都提高了國內的生產成本，因而擾亂了競爭的環境。在自由貿易下，它會立即導致國內生產商銷售下滑、產量萎縮和工人遭解雇。人們會很快認識到，國家干預主義的體制不會起作用，它會導致失業和不景氣的商業。人們會要求回到政府干預之前的狀態，也就是廢除有害的措施。
但是，如果存在著防止外國企業在國內市場競爭或使得這種競爭更為代價昂貴的貿易保護措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國內的企業家就能用漲價來應付成本的增長。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會獲勝；他們確信：他們用以改善工人福利的方法奏效了。他們沒有看到的是，公眾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工人必須承受更高的價格。同樣的邏輯適用于由工會壓力所導致的工資上漲。在美國的自由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率，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高——新西蘭除外。在這個國家，勞動的自然條件更為有利，資本更為豐富；另一方面，移民受到限制。如果美國的工會試圖將工資率提高到這一市場水平——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其實已經相當高了——之上，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工會方法的迅速且明顯的失敗，只有通過貿易保護所必然導致的價格上漲才能避免。
如果貿易在美國是自由的，那里的價格——除掉適當的運輸成本——不可能高于世界市場的水平。如果企業主受工會壓力而被迫支付高于他的企業所能承受的工資，企業主就只能限制產量和解雇工人。
如果相關的產業出口其部分產品，它就處于一種特殊的位置。它不能自由地提高出口商品的價格。但是，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另一種方法。國內的生產商結成卡特爾，在國內市場索取壟斷價格，用壟斷利潤的一部分來彌補海外低價銷售的損失。德國尤其如此。從19世紀70年代末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被迫出售其相當一部分制成品的德國在Sozialpolitik和工聯主義方面，遠遠走在各國的前頭。其廣受羨慕和頌揚的勞動安全（Arbeiterschutz）、社會保險與集體談判的體制之所以能夠運作，僅僅是因為受到全面保護的德國工業成立卡特爾并以遠低于本土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銷售產品。Soziales K?nigtum der Hohenzollern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所謂的成功是表面上的。工人自己——作為消費者——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負擔。卡特爾和壟斷是德國的國家干預主義的必要補充。
廣泛流行的傳說誤傳了事實。這些傳說宣稱，壟斷的傾向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鼓吹政府控制企業的德國人一再重復：私人企業如果自由行事而不受政府控制，就必定走向壟斷，這一不可避免的傾向使得企業的國有化成為必然。他們緘口不提這個事實：僅僅由于政府與議會通過了關稅法令，卡特爾才有可能維持；如果企業家拒絕自愿結成卡特爾，法律就命令企業家組建卡特爾，就如碳酸鉀行業；普魯士政府本身就是煤礦的所有者與經營者，它加入了煤的卡特爾。
當前政府與政黨的一個典型特征在于，它們同時向消費者許諾低價和向生產商許諾高價。但是，由于任何政府也無力使得價格低于在沒有政府干預之下競爭性市場上價格理應形成的水平，結果就向來只有提高價格的政策。政府假裝在打擊壟斷，卻從來不訴諸于可以使得在絕大多數產業部門建立壟斷的企圖落空的措施，也就是廢除進口關稅。
政府和議會都青睞壟斷價格，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獲取國際性壟斷的行動中清楚地看出來。如果保護性關稅導致國家性的卡特爾之形成，那么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國家性的卡特爾就能夠通過共同協議來組成國際性的卡特爾。政府另一種支持壟斷的行動，也就是給予新發明以專利和其他特別權利，來很好地服務于這樣的協議。然而，在技術壁壘阻止國家性卡特爾建立的地方——農業生產幾乎總是這樣——這樣的國際性協議也不可能得以達成。這時，政府就又來出面干預。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歷史，就是政府通過國際條約來建立貿易限制與壟斷的公開記錄。有小麥壟斷聯營的安排，也有限制橡膠、錫和食糖貿易的方案，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當然，其中的大部分圖謀不久就失敗了。但是，這種失敗與其說是政府偏好競爭性企業的結果，不如說是政府無能的結果。
我們不得不承認：即使是貿易保護主義，也不能使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奏效而取得其所期望的成果。政府的干預只能或長或短地推遲國家干預主義不受歡迎的結果顯現出來。其失敗最終必定會明白無誤地顯現。通過法令或工會壓力來提高工人收入到高于自由市場確定的水平之上的種種方案，必定或遲或早地導致年復一年的大規模失業；保護只能推遲這種效應，卻不能消滅它。但是，國家干預主義者所看重的正是這種短暫的延遲。這種延遲掩蓋了國家干預主義者所鐘愛的政策之無益與愚笨。如果措施的破壞性后果即時顯現，公眾就會很快地認識到其空虛性。但是，后果顯現還需要一段時間，在此期間，支持政府控制與工聯主義的人士就有機會吹噓說：企業主曾預言，人為提高的工資與以歧視性稅負和勞工立法形式強加于企業的負擔，將使他們的工廠無利可圖而妨礙生產，這是完全錯誤的。
經濟民族主義是干預國內商業環境的努力之必然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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