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俄羅斯民眾像打了“雞血”一樣地在支持普京及其內外政策。但是，如果說在危機爆發之初俄民眾如此“雞血”還情有可原，那么在普京所為招致西方制裁和國際孤立，并且制裁加上油價下跌導致國家經濟困頓、個人生活成本升高之后，這種對普京的支持依然“無條件”就顯得有些讓人無法理解。

但若仔細研究一下這個國家的傳統，卻又可以發現，這個國家的民眾對領袖的長期支持是有傳統的，不足為奇。

宗教色彩的沙皇情結

普京在俄羅斯人心中到底受歡迎到什么程度？僅通過一件T恤衫進行描述終究還是太模糊了。生于斯大林時代的物理學家尤里·馬加爾沙克時常就俄政治問題發聲，在他的記憶中，俄羅斯知識分子群體曾經有在家庭聚會、婚禮等場合自發為最高領導人的健康舉杯祝酒的傳統，但那只廣泛存在于斯大林時代，哪怕是在大清洗時期。而其后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代里，這種傳統大大淡化了。

但是，馬加爾沙克在最新一篇博文里指出，這一傳統在普京時代恢復了，知識分子們又開始自發地在聚會時為普京的健康喝上一杯。

向來挑剔、桀驁的俄羅斯知識群體可作為俄社會對一位政客接受程度的指針。馬加爾沙克認為，俄民眾對普京的愛已經可與愛斯大林的熱情相媲美。

這番描述倒讓人們想起去世前四個月還對美國駐俄大使威廉·伯恩斯盛贊普京的索爾仁尼琴。這位舉世景仰的作家一生與蘇聯體制做斗爭，批判每一位蘇聯領導人，不買葉利欽的賬，卻獨獨格外喜歡普京。

索翁當然不會為斯大林的健康舉杯，但其對普京的厚愛倒是與那些搶購普京頭像T恤的人們的熱情非常相像。出于對蘇聯的反對，索翁在與普京見面時不忘提醒他勿重蹈蘇聯專制覆轍，卻毫不掩飾對他的贊譽。

歷史地看，俄羅斯人的政治文化觀念經歷了“神圣羅斯”“第三羅馬”“東正教、沙皇專制”“蘇維埃政權”這幾個大歷史時段，發展至今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其特征是：對民族地位、特征的彌賽亞式理解，而民族、國家、沙皇三位一體地反映著這一彌賽亞內核。其中，沙皇是這一彌賽亞使命心理的核心體現。

所謂彌賽亞的內涵是俄羅斯民族在整個世界的特殊地位，在理性主義浸潤之前它以宗教觀念體現為俄羅斯民族的救世使命。基輔羅斯第一任都主教伊拉里昂在1037~1050年間成書的《法與神賜說》中第一次道出了羅斯民族的使命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第一個接近上帝的是猶太人，最后一個則是羅斯人”“羅斯民族不是普通民族，是一個新的、神選的民族”“居住在這片大地上的民族最終會向世界道出自己神圣的‘言說’”。

到了“第三羅馬”時代，這一救世使命逐漸政治化，“救世”成了具體的政治目標。既然俄羅斯民族的使命是對世界的“拯救”，這一政治目標便不可避免地要體現在該民族與世界的關系上。彼得大帝進行領土擴張時一直打著“世界使命”的旗號，葉卡捷琳娜二世則說：“很快就能證明，古斯拉夫民族能把法國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河流、山谷和地區冠上自己的名稱”。

這種領土擴張當然是侵略，但俄羅斯人卻對此感到歡欣鼓舞，知識界尤其如此。普希金的老師杰爾查文說：“我們為榮耀歡呼，要讓敵人看到，我們的雙手時刻準備伸向宇宙的邊際”。

沙皇專制的確立讓皇權取代了教權，而沙皇本人也成了俄羅斯民族及其彌賽亞使命的核心。17世紀頗具影響力的學者、作家西梅恩·波羅茨基認為，沙皇就是太陽，是天之驕子，是所有人的父親，沙皇代表著國家，國家就是沙皇。

這被認為是新時代的政治宣言，沙皇成為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核心，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精神上。俄羅斯的政治傳統就此形成：沙皇成為國家和民族的具體體現，而作為國家民族使命的“救世”也必須落在沙皇肩頭。“救世”成為一種要求，也成為一種衡量沙皇的標準，而沙皇們一直用領土擴張回應著這一要求。

179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巧妙地與波蘭和立陶宛的權貴組成了塔戈維查聯盟，由后者以愛國為由請求俄軍“保衛自由”，實際上則是反對一系列限制權貴特權的制度和法律。葉卡捷琳娜二世“應邀”出兵波蘭，最終促成了對這個國家的第二次瓜分。這一切恰恰由二百多年后的普京在克里米亞和東部烏克蘭重演了。第二次瓜分波蘭后莫斯科朝野將新領土稱為“新俄羅斯”，而眼下俄輿論也如此稱呼宣布獨立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手腕和強力表現讓俄羅斯人的愛國熱情空前迸發，而眼下俄羅斯的愛國浪潮也如出一轍。

雖然經歷了西方理性主義和政治文明的洗禮，但俄羅斯人的政治觀念仍是民族、國家、沙皇三位一體式的。雖然皇朝已成明日黃花，這種政治觀念卻頑強地保持到現在，且看不到實質性改變的契機。

雖然制度上已無沙皇，但俄羅斯人心理上仍留著那個位置，等待著一個眾望所歸之人來此“加冕”。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帝國”歸來：俄羅斯與西方對抗的歷史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