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我國對美軍事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也有不少問題。
第一，深入透徹的研究美軍是學習借鑒美軍的重要前提，一是不能囫圇吞棗，不顧己方實際情況，照搬照抄。二是不能鏡像思維，想當然的以自身的思維方式，曲解美軍。三是避免零敲碎打，解剖某一個極微小的側面，意義不大。之所以提出這三個注意方面，是因為在現實當中有不少人都犯這樣的錯誤。
第二，研究美軍，不僅要搞清楚美國軍事建設的具體做法，更要弄清其背后的變革機理和軍事文化，從而得出當代軍事變革各個方面的一般性規律，在己方的戰略框架下為我所用。不當借鑒，則會畫虎不成反類犬，不僅有可能丟掉自身好的制度和經驗，也沒有充分吸收美軍的優長之處。俄羅斯軍隊的改革曾以美為師，一再反復，在這方面付出過重大的代價。
第三，開源情報的保密問題。筆者通過檢索公開文獻和對一些制度的了解，認為美軍研究的格局是軍內高級機關和高級研究機構的研究比較集中深入，產生了大量的內部報告和軍內發行的書籍。其他研究機構的研究工作趨于零散，往往研究成果深度有限、價值不高，影響面也較小，主要是由個人興趣和外語能力帶動，此外也受到了保密制度的影響。國內美軍研究的公開文獻和出版物都不算多，其中一個原因是許多開源的美國軍事情報都被列入了涉密范疇，相當多的軍內研究機構和學者都缺乏便捷獲取開源情報的渠道，而止步于進一步深入研究。曾經有學者表示，定密的泛化不利于外軍研究工作的開展，研究成果的不透明性，又造成了大面積重復性勞動，國內多達幾十個機構重復翻譯美國國防部四年評估報告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因此，從研究美軍學術群體的整體繁榮來講，對美開源軍事情報的研究應該考慮公開化。反觀美國的做法，其2000年發布的陸軍AR 381-5號條令《陸軍信息安全計劃》對通過分析公開信息加工出的情報的秘密等級如何確定的問題進行了規定。依據該條令，通過編纂官方途徑獲得的公開信息形成的評估材料和報告不視為秘密。這貌似很簡單的一個規定，卻解決了基于開源情報進行外軍研究的一個大問題，即開源情報的共享問題，使開源情報效能最大化，同時又避免了重復性勞動，節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從整體上來看，國內美軍研究的力量和成果仍遠遠不夠，需要做得工作還很多。
三、美軍研究能夠為戰略研究和戰略評估提供支撐
按照美國的實踐，其國家戰略體系可分為三個層次，即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軍事戰略。國家安全戰略涉及到國家發展的各個層面，包括國防、外交、經濟、信息、社會等不同領域方面的內容。確保這些領域的安全涉及到軍隊、執法機構、外交部門和各個相關機構的共同努力。國防戰略涉及的是國家防衛能力建設，由國防部統籌各種資源進行軍隊建設，并具體負責國防戰略的制訂，這充分體現了美軍文人治軍的理念，旨在使軍隊領導人專心于軍事戰略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國防戰略往往僅指明總體軍事行動方向，需要軍事戰略來進行具體操作，軍事戰略是由參謀長聯席會議負責制定，重點是軍隊能力建設和設計聯合作戰方針。
由此可見，無論是研究軍事戰略，還是研究國家大戰略，或者研究國家安全問題、國際關系問題，對軍事的研究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在許多情況下，看懂軍事關系或安全關系有助于看懂政治關系的本質。例如，曾有美國專家表示：“美國與臺灣的軍事關系是除了實兵演習之外的一切。”這意味著什么，值得大家警醒。
回到情報研究的角度，情報研究是戰略研究的重要基礎之一，外情不明，戰略研究只會是空中樓閣。美國認為“情報是治國不可或缺的知識，對維護和促進國家利益的意義重大”。國內學者梳理美國情報界頂級刊物《情報研究》的另一條結論是，其研究內容方面，逐漸與國家戰略相結合。情報研究更加向貼近高層決策者，以滿足國家安全需求為目標，朝與國家戰略研究相結合方向發展，關注國家安全。
美國對華軍事研究界根據情報研究成果，明確提出了可能發生的戰爭的評估和應對。例如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發布的《核武器和中美關系》、2049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增長的偵察打擊能力：對美日聯軍的影響》，后一篇報告檢視了中國新興的偵察打擊能力，討論了其對美日聯軍的影響。其分析了中國確保其獲取、跟蹤和定位敵軍的海上和空中行動的能力。評估了美日聯軍被中國可能利用以削弱防護體系的能力。報告提出了一系列能夠確保日本防衛能力的反制措施。
在這類報告中，最為經典，迄今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美軍提出的“聯合介入/反區域拒止”能力系列報告。這個概念源于美軍認為，解放軍為了應對潛在的臺海沖突中，發展所謂“珍珠鏈戰略”和“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策略）。這并非是由中國政府或軍方的正式報告中提出的，反而是美國研究機構或外國媒體直接冠以的稱謂。鑒于解放軍的戰略，美軍提出要形成“聯合介入/反區域拒止”能力以介入臺海沖突，這種能力上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升成一種新的作戰概念，就成了“空海一體戰”。
在研究可能發生戰爭的研究報告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戰略評估報告。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主任呂德宏在其著作《從思想到行動——解讀美軍戰略規劃》中指出：“美軍聯合戰略評估，又稱凈評估，其基本含義就是把敵我雙方對等的軍力要去掉，對比雙方剩下什么，以明確敵我雙方部隊不對稱的優勢和劣勢。國防部凈評估辦公室負責中長期趨勢的戰略凈評估，聯合參謀部負責作戰凈評估。美軍凈評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對事實的定量分析，對事實之間聯系的模型分析，對不確定因素的模擬分析，專家的綜合評估，主觀的最終判斷。在戰略評估中，美軍普遍使用場景分析方法、假想敵機制和模型模擬工具……聯合作戰能力評估過程對美軍聯合戰略體系具有基礎性作用。”
卡耐基和平基金會發布的《中國軍隊和美日聯軍2030戰略凈評估》就是一例。此凈評估報告中包括了到2030年的中國軍事發展軌道，2030年可能的中美日安全關系。其主要結論包括，一是對美日同盟在未來15-20年最可能的潛在挑戰不是中日或中美間的全面軍事沖突——而是例如中國努力將美國驅逐出西太地區。二是最可能的挑戰是源于北京增長的強制性實力——增加的軍事實力讓北京影響或者試圖解決與東京的爭端，用的是其最想要的不用軍事攻擊手段。三是解放軍增長的在日本和爭端領土附近的空中和海上的軍事存在將加劇不穩定的政治軍事危機的風險。四是中國和盟國在日本境內的軍事平衡很可能產生決定性的轉移。五是未來最可能發生是在三者間，要么美國得以保持在日本附近的空中和海上的微弱優勢，要么軍事平衡變得不確定。六是如果中國經濟崩潰或者北京政府將其精力和資源轉向國內穩定，中國產生的重大潛在威脅可能會削弱。七是更大的戰略形勢變化可能發生在未來15-20年。這些轉移包括亞洲冷戰，美日盟國常態化地對抗中國，以及美國在這一地區大規模退出，宣布中國主導亞洲的時代來臨，或者日本核武器化條件下的緊張的中日對抗。
我國也有研究人員提出，國家情報應主導國家安全戰略，國家情報應引導國家發展戰略。中國情報學至少應在如下兩個主要方面回答中國的國家命題,以完成自身的國家使命：一是深刻認識世界格局，精確預測世界未來；二是做好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參謀，并主導國家安全戰略的實施。
假如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么類比推理，中國軍事情報工作至少在如下兩個方面回答軍事戰略命題。一是深刻認識潛在作戰對手，準確預測作戰對手的發展趨勢；二是基于對對手的認知和預測，做好國家軍事戰略發展的參謀。這個類比推論和美國基于威脅進行戰略規劃和軍隊建設實際上是一個意思。
但從實際上來看，在軍隊和地方都涉及的戰略研究領域中，公開文獻體現出了軍事情報意識和軍事研究的缺位是造成不少研究人員戰略研究走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牛新春曾經撰文《集體性失明：反思中國學界對伊戰 、阿戰的預測》，作者認為，十年前中國國際問題專家對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的預測與判斷，不論是戰略判斷還是戰術預測，大多與事實相去甚遠。當時那些預測背后的理論、事實、邏輯、方法，不僅反映出學界對兩場戰爭的研究軌跡和缺陷，還可以折射出國際問題研究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
當然也有人指出，牛新春所提及的國際問題學者并非包含了最一流的學者，普通學者無法接觸到決策部門，無法掌握最一手的信息，無法把握到國際問題研究核心，但其指出的一些問題仍然值得所有人反思。
例如牛新春評論道“阿富汗戰爭打響之前，大家普遍看衰美國，認為美國既不能打垮阿富汗政權，更不能收到反恐效果：‘美國怎么能打贏呢?敵人在哪兒它都不知道’；美國軍事打擊的手段不多，且要顧及后果，以空襲結合小股特種部隊人境緝兇的可能性較大；美國通過軍事行動來改變阿富汗政權結構，并非易事，軍事反恐不會取得多少實際效果；甚至，美國一旦將塔利班作為敵人，反而會使其浴火重生，其政權得以鞏固；……事實上，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勢如破竹，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權，2002年3月布什總統宣布反恐第一階段結束。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學術界的判斷迅速逆轉，懷疑美國軍事能力的聲音煙消云散，質疑美國能否搞定阿富汗的聲音也迅速消失，轉而夸大美國的軍事、戰略成就。”
對于這樣的誤判，實際上只要對美軍冷戰后的軍事變革、新興作戰概念，以及近幾場局部戰爭的作戰樣式和成果進行過跟蹤研究，就能迅速判斷出美軍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快速取勝毫無懸念。
另一方面，常規戰爭勝利后，美軍陷入反叛亂戰爭的泥潭，一批學者預測又完全走偏。牛新春評論道：“2003年8月，有人認為‘伊拉克問題基本解決’，‘無人懷疑美國實施其改造中東戰略的嚴肅性和能力’；在實現其計劃前，美國不會輕易撤兵。到2003年l1月，伊拉克恐怖襲擊非常嚴重，學界仍有判斷稱‘反美抵抗力量對美尚難構成實質性威脅’，‘布什不會放棄先在伊拉克樹立起民主樣板進而改造中東的戰略’。直到2004年9月，才有學者認識到，想要將伊拉克政權打造成美國設計的‘民主樣板’只‘不過是美國人的一廂情愿’。”
這種誤判則與缺乏該地區反美軍事武裝發展的情報有直接關系，同時又缺乏對第四代戰爭的理解，陷入了缺乏根據的主觀臆斷中。當美軍逐漸撤離伊拉克和阿富汗，國內一些學者又用歷史辯證法解釋，美軍是敗給了人民戰爭，一再認為西方人不懂辯證法。在筆者看來，這種論斷一方面邏輯推理模糊不清，根本不從定量上進行分析聯軍反叛亂戰爭為什么會失敗，像支持、反對、中立民眾的數量、地理分布情況、宗教和種族狀況，反美武裝的派別、兵力、資金、組織等問題統統不作深入解釋或者干脆不提。這正如一位美國研究人員提出的，“中國公開軍事文獻在涉及戰略時偏向于談論概念，較少談及或不談實際的部隊數量和使用……這一點不像歐美國家對于戰略的討論。”另一方面，相關學者試圖捧著這種思維方式包打一切類似的問題，無視美軍的反思與進步，未見其談及美軍的事后評估報告和反思。事實上，美國軍界和研究界在進一步認清反美武裝的核心能力即在信仰的基礎上，提出的例如“戰略傳播”、“信息作戰”、“戰略地面力量”等新的作戰概念必將改變下一場反叛亂戰爭的現狀。
在這些反思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美軍海軍陸戰隊軍官托馬斯?哈默斯的著作《機弦與石子：論21世紀的戰爭》。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主要創始人李健在中文序中評論道：“該書除較為系統地闡述第四代戰爭的特點以及‘大衛’們的戰略戰術外，哈默斯上校在書中更是警告國防部當局，一是對‘大衛’們信仰力量的忽視正在抵消著強大的美國軍事力量，而這對以信仰立國的美國又無疑是一個諷刺；二是過度信賴技術和火力必將產生依賴，而最終將成為敵人可以利用的弱點；三是美國軍隊必須改革官僚體系，建立靈活應變的組織結構。在這部研究常規軍力長短處的很有見地的著作中，可尋覓到解答第四代戰爭‘進行方式’的答案，此外還有有關糾正措施的建議。
美國研究人員認為，《機弦與石子》無疑會引發爭議，卻應當有助于在國防部和整個國家安全界喚起辯論，辯論圍繞著美國需要什么類型的軍隊，美國武裝力量應當做好什么類型的戰備。”
可以想象，美軍反思后產生新的軍事變革成果在下一場戰爭中的表現又當令眾多國內研究人員瞠目結舌。
總之，戰略研究絕不能只是思維的辯證，必須要進行國家力量尤其是軍事力量的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的最終指向就是戰略評估。戰略評估也可以稱得上美軍研究最核心的應用成果。一方面用情報研究的成果作為戰略評估的數據和事實基礎，另一方面戰略評估這種規劃方式也是對美軍最好的學習和借鑒。
習近平指出，我們的國防是全民的國防，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改革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事業。要調動全黨全國力量，齊心協力做好工作。要堅定不移走軍民融合式創新之路，在更廣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把軍事創新體系納入國家創新體系之中。
那么職能部門和研究人員如何在這個共同事業和創新體系中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值得深思。
主要結論：
1、研究美軍能夠提供高價值的開源情報。
2、研究美軍能夠為我軍的學習和借鑒提供重要參考。
3、研究美軍尤其要注意還原美軍的真實面目。
3、研究美軍是戰略研究或國家安全研究的重要支撐。
4、戰略評估是對美軍定量研究的最終指向。
(汪川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