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學者認為，基輔羅斯真正的后繼者是加里支-沃倫公國，西南羅斯后來形成的烏克蘭民族與東北羅斯的俄羅斯人的差異也就是在這幾百年間拉開。而東北羅斯是韃韃化的東斯拉夫人，由于受到蒙古文化的侵蝕與其母體文化拉開距離。這種說法合乎事實嗎？
庫普里亞諾維奇：當然“韃靼化”這個說法如果指整個俄羅斯歷史的話，可能有些偏頗，他們也是羅斯人的后裔，是從基輔東北面一個小小的邊遠公國發展而來的。但在基輔羅斯文化最燦爛的時候，莫斯科還是蠻荒之地，十二世紀初文獻中才第一次提到“莫斯科”這個小村子。那里是后開化、文化最落后的一支，又在韃靼人的金帳汗國統治下度過兩百四十年之久，貴族間的通婚使將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具有韃靼血統，留利克王朝最后一任沙皇、曾經的外戚鮑里斯·戈都諾夫就是韃靼人。從現在的一些姓氏當中都可以知道那些人家族具有這種歷史延續性。十五至十六世紀瓦西里三世、伊凡四世建立了莫斯科羅斯，這個階段的西南羅斯進入了與莫斯科羅斯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十三至十五世紀是烏克蘭民族發育成長階段。
但是俄國人從基輔羅斯發源的概念出發而有意忽略掉烏克蘭民族與他們不一樣發展過程。在俄國人看來，所有的東斯拉夫人都是俄羅斯人，如果誰不承認這一點就是俄羅斯人的敵人和叛逆。從蘇聯時期的史學開始就有意塑造俄羅斯的歷史最長，文化最悠久。現在除了那些“歐亞主義者”，俄國學者盡量回避談論蒙古統治造成的影響，這恰巧說明，韃靼蒙古人對莫斯科羅斯的影響是統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但是這些因素并不影響莫斯科的后發優勢，而且世界文化本身就是在多民族的碰撞和融合下發展起來的。
有一些民族從來沒有自己的國家，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必須要有自己的國家，比如斯洛伐克人，比如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以前從來沒有自己的國家，這并不妨礙他們有悠久的歷史文化。俄羅斯民族喜歡把一些其他民族的歷史加入本民族的歷史中去，有意識地把自己的歷史拉長，把自己的文化和世界文明中心拉近，把自己打造成世界主流文化血脈的嫡親民族，不論沙皇時期還是蘇聯時期都是如此。有一些國家比如格魯吉亞被俄羅斯吞并以后，俄羅斯把人家的歷史變成了自己的歷史，當作自己悠久燦爛文化的資本。說白了，這是俄羅斯人的自卑情結作祟，他們需要確保自己高于其他民族一等，把自己的文化努力塑造成世界第一。其實文化發展的差異性，彼時的快慢與此時的快慢是在相互消長，各個民族的發展本來就不平衡，烏克蘭也沒有以基輔文化發源地而自傲。但是不能“倚強凌弱、以大欺小”這些道理應該是所有民族都遵循的，在現代國際關系準則中就更應該如此，現在人們總結一戰、二戰的教訓不正在于此嗎？
烏克蘭問題的深遠影響
烏克蘭局勢是冷戰以后很大的一個轉折點，對未來的影響遠遠大于“9·11”。有人說，后冷戰時代的一個轉折點是“9·11”事件，但烏克蘭事件的影響從長期看會超過“9·11”。現在很多評論在討論，烏克蘭事件后是否會進入“新的冷戰格局”。我們覺得新的冷戰不會產生。冷戰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對峙，現在的俄羅斯顯然不是為了意識形態的目的與西方對抗。俄羅斯既不是為自由主義，也不是為社會主義而斗爭，所以說現在的局面不是冷戰。但是有可能比冷戰更危險，因為意識形態一方面具有進攻性，但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對國家的行為、人的行為是有規范的。
現在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的沖突顯然不是為了維護某種信仰，普京也不信社會主義，但是這并沒有降低俄羅斯擴張的危險性。現在的俄國很像沙皇時期，沙皇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對周邊的擴張讓四鄰膽戰。
庫普里亞諾維奇：的確，您的看法與我的一些觀點不謀而合。蘇聯本來就具有帝國的性質，是紅色話語包裝下的帝國實踐，現今俄羅斯的對內、對外政策的建構“合成”進去大量沙俄帝國的內容，完全成為一個“新帝國”。如果沒有大的轉機的話，俄國將進入歷史上第四個與西方對峙的階段，這四個階段分別是彼得大帝以前、俄國內戰期間、冷戰時期和現在。它造成的深遠影響人們現在還來不及從容分析。俄羅斯“脫序”的孤立政策和向東策略將會越來越明顯，這會加劇俄羅斯的憤懣、易怒，行為的極端化。從普京現在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很像兩百年前的一位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你們是否知道這位歷史人物？
太熟悉了，1980年我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這位沙皇在位的十九世紀前二十五年。亞歷山大一世在歐洲的諢號是“北方的斯芬克斯”，所有的人無不為他模棱兩可的性格感到驚訝。亞歷山大年輕的時候被人們稱為“自由主義沙皇”，他早年間對自由主義的“密友委員會”言聽計從，改革家法制派人物斯彼朗斯基是他的座上客。他的名言：“一旦我執掌朝政，我將致力于賜國家以自由，從而防止它再度淪為瘋子手中的玩物。”他為解放農奴和使俄國走上法制社會進行過不小的努力。在外交上，他前期也是努力搞好與西方的關系，緩和他父親與英國的矛盾，把法國視為友好鄰邦，同奧地利恢復邦交。1814年打贏“俄法戰爭”以后是他的一個轉折點，2014年恰恰是兩百周年。
1814年亞歷山大發生了一個根本轉變，在國內搞專制，恢復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密警察制度，任命阿拉克切夫為國防大臣，把斯彼朗斯基流放到彼爾姆。完成了一個從“自由主義的沙皇”向專制君主沙皇的轉變。在對待波蘭問題上，拿破侖要求建立一個與西方友好的獨立自由的波蘭，而亞歷山大認為波蘭必須完全臣服于俄國的統治，并被建成對付西方國家的前沿堡壘。其實何止亞歷山大，俄國在位比較長的沙皇都逃脫不了“前期開明和后期專制”的“北方魔咒”，葉卡捷琳娜二世不也是從伏爾泰的信徒變成對內專制對外侵略的沙皇嗎？
庫普里亞諾維奇：您比較一下，雖然相隔兩百年，但這兩個人是有一些共同規律的。普京第一、第二任期是把利哈喬夫、索爾仁尼琴這樣的人物作為國師看待的。普京的特點是缺乏明確的目標模式，他為人們捉摸不透他的重心在哪里而感到驕傲，實際上這是一種缺乏遠大而恒定的方向的表現。現在很多人都在批評葉利欽，其實葉利欽一直到晚年都是能夠進行自我反思和批評的，是聽得進不同意見的。而普京現在已經到了聽不進不同意見的狀態了。普京認為，危機全部來自外部，俄國處在敵對國家的包圍中，他作為領導者沒有任何問題。
不知道您是否還記得二十一世紀初的時候媒體是怎樣評價普京的。俄國和西方媒體都認為普京“深諳柔道之術”，克制力極強，鮮有過激舉動，左右逢源，橫縱捭闔，兼容并蓄，在對外方面的“全方位”戰術，搞平衡外交，堅定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普京多次表示“俄羅斯是歐洲國家的組成部分，我無法想象自己的國家被隔離于歐洲和世界文明之外”。強調俄羅斯的歐洲屬性，為“融入歐洲”的外交方針尋找歷史根據。雖然他從第二任期起在內政上已轉向威權主義，但是外交上的靈活性一如既往。
從普京的第三個任期看來，俄羅斯距離歐洲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此前融入歐洲的努力在烏克蘭事件中全都被普京葬送掉了。我的擔憂在于：“好斗的俄羅斯”卷土重來。它帶來的兩個后果：加劇了俄國的孤立化，自我封閉化，俄羅斯到處散發著“新帝國綜合征”的霸道，領導層中散發著成熟的帝國思維方式。普京樂意看到周邊都處在“恐俄”的氛圍中，俄羅斯與歐洲又處在涇渭分明的兩股道上。但愿這樣的推斷不準確，現在蓋棺定論為時尚早。
您剛才提到普京把索爾仁尼琴尊為國師，索翁在反抗極權方面的確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他也是一位典型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他總嫌蘇聯當局在爭奪領土和實際利益方面太軟弱。普京的“右翼強國夢”與他的煽火不無關系。為什么俄羅斯知識分子在國內問題上會保持冷靜的反思和批判能力，但一涉及民族問題，一涉及烏克蘭問題，都會力挺普京政權，就連戈爾巴喬夫都認為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是恢復歷史的公正”，表現出狂熱的俄羅斯大民族主義的咄咄逼人的一面？
庫普里亞諾維奇：這涉及民族起源、情感歸屬、身份認同、共同的歷史記憶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個民族當事關民族問題是總是能夠調動最大多數人群的情緒高漲，領土安全又是個極度敏感的問題。但是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霸權型” 和“優勢群族”心理是有歷史傳統的，后蘇聯階段做著“新帝國”夢想的人不在少數，沒有了主義信仰的凝聚力，民族主義成為人們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十九世紀時就已經有很多學者提到，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終點，就是烏克蘭問題的起點。在俄羅斯人們容易被狹隘又狂熱的民族主義的浪潮裹脅，知識界也生活在塵世間未能例外。有人評論說，俄羅斯知識分子中少有在民族問題上能夠逃脫唯我獨尊的“國家主義”的陷阱的，俄國人，哪怕是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一到民族問題上就容易“迷失方向”。冷靜、理性的學者也不是沒有，只是被這種歇斯底里的聲音覆蓋住了，不屬于主流。
現在波蘭在學校里談到俄羅斯對烏克蘭侵略的教材能否使用？是教師自己選擇教材，還是政府指定教材，不同觀點的教科書都可以使用嗎？
庫普里亞諾維奇：在波蘭沒有任何限制，從來沒有人告訴我，應該使用什么教材，我的觀點有什么問題，或者說我講課內容與官方的口徑不一致，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只要我取得了教師資格，怎么教課完全靠我個人掌握，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涉。在波蘭講課、發表觀點完全是自由的。在西烏克蘭也沒有問題，當然不喜歡烏克蘭獨立意識的人肯定有，亞努科維奇時期的教育部長甚至說，烏克蘭這個民族是不存在的，在這種背景下東南部地區強調烏克蘭民族意識的人肯定會感到比較壓抑。但是這二十多年中總體說都是一個烏克蘭國家認同加強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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