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現代儒家早期似乎把重點就放在組織與制度再造上：這包括第一代的康有為、梁啟超先生創辦各種“會”，創辦報紙雜志，進而創辦政黨。康有為畢生致力于建立“儒教”，更顯示了敏銳的先見之明——盡管這樣的努力注定了無法成功。第二代的張君勱先生同樣延續辦刊、結社等進路，梁漱溟則曾經謀劃鄉村建設方案。馬一浮、梁漱溟、張君勱先生還分別創辦書院，試圖于現代大學體制之外進行儒學傳承。只是到了現代新儒家第三代，即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等人，才因為身處特殊環境中，不得不走上狹隘的學院化、哲學化之路。但這種做法的結果是比較失敗的：儒學言說雖然相當繁榮，儒家在社會上卻越來越看不見。

大陸儒家要有未來，實有必要回歸早期現代儒家的規劃，致力于儒家制度的自我構建。臺灣的人間佛教是一個最好的學習典范。簡單地說，儒者必須致力于聚集、創建各種小型共同體，比如師友切磋的書院，向大眾傳播儒家理念的論壇、大眾性報紙、刊物乃至電視節目，興辦在城鄉各地幫助弱者的慈善組織，從事各種公益活動，比如幫助弱者維權的NGO組織，以及更為緊湊的公共事務團體。總之，儒家必須走出學院，走出哲學的象牙塔，走上社會化之路：在熟人社會中復興傳統的聯系紐帶，在陌生人社會中構造新的組織。

特別重要的是儒家需要超越對心性功夫的偏愛，擴展服務精神。不論是在傳統儒者，還是早期現代儒家身上，都可看到最為強烈的公共服務精神。這種公共服務范圍十分廣泛。比如有網友質疑：為什么看不到儒家興辦的慈善公益事業？這不是一個過分的要求，而是儒者必須面對的“天問”。在現代社會，服務就是最有效的教化，也是教化的終極形態。私人性質的正心、誠意、修身的功夫當然是需要的，但它必須表現為公共性服務，才可能對他人、對社會產生教化的意義。通過從事公共服務活動，儒家才是可以看得見的，通過組織這些公共服務團體，儒者共同體將會逐漸重建、擴展，儒家式道德倫理秩序和社會治理秩序才有可能從一個人到十個人、到千百人，改造這個時代的風氣，讓這個支離破碎的社會恢復常態。

為此，儒家也需要一個倫理學。傳統儒學有功夫論卻無倫理學。今天的儒者須對各種德行的綱目進行討論，嘗試發展出一套道德倫理規范體系，進而由這個倫理學發展出社會理論、法律理論和政治理論，以應對從事儒家式公共服務的道德實踐需求。

歸根到底，儒學就其本質而言，不是為知識而知識的學術，而是修己治人之學，是道德實踐之學，是社會治理之學。而道德實踐、社會治理都需以具有儒家自覺的新士人群體為主體，以新的倫理學體系為先導，以相應的制度、組織為依托，通過公共服務呈現自身。由此，儒家的治理之美才能被人看到，儒家才有可能參與中國的現代社會秩序之再造。

文/秋風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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