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的領導集體似乎高估了中國經濟的成功。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都明確表示出他們的看法，即中國的新的經濟影響力使之獲得了更多尊重和國際影響力。在中國經濟被公認為 “增長奇跡”、人均GDP超過中高收入的閾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一種中國必勝的心態和自豪感在政府和民眾中間彌漫。
以如此速度進行轉型必會帶來巨大的壓力和阻力。除了經濟混亂、待遇不公、環境損耗等問題，飛速增長的經濟也導致了向市場導向型經濟改革的動力的減少。1993～1999 年，朱镕基曾主持開展了一系列財政、金融和市場體系改革，以應對經濟-政治危機，隨著國有企業在 1996～2001 年間的大幅裁員，這些改革的實施一度達到頂峰，而在 2001 年入世后趨于停滯。受益于那些改革，2003 年開始主政的胡溫領導集體接手了十分有利的經濟形勢，他們也似乎準備沿著前任的改革軌跡前進。最初的議案有許多好的想法，但大多并未執行。人們認為，就以市場導向型經濟改革而言，過去的十年是迷失的十年。盡管在社會層面，溫家寶減免農村稅收，增加教育和醫療經費，為國家醫療保險體系打下基礎，增加國防預算，增強軍事實力，但在建立未來持續繁榮所需的體制架構方面，這一代領導集體的成績不多。
特權或者說既得利益階層勢力的膨脹通常被用來解釋改革停滯和改革積極性的受挫等現象。“特權階層” 這一概念涵蓋甚廣。從一個極端來理解，既得利益群體對改革的反對逐漸與腐敗問題交織等同，這一階層包括的往往是具有強大社會資源的家族、腐敗官員，甚至黑惡勢力團體。從另一極端來理解，特權階層問題是由現行體制造成的。
不管是中國內部還是中國之外的人都意識到，沒有政治背景的人在中國將會越來越難做生意。私有部門得到了極大地發展，國有部門在絕對體量上也不再繼續收縮，盡管私有部門在體量上已成為整個經濟的主體，但私有企業主們越來越感受到國有企業的強大競爭力，也越來越需要同權力持有者們或是特權階層達成和解。
過去十年中，經濟改革每每風聲大雨點小，這使政府可信度受到損害，再加上體制改革的停滯和特權階層影響力的擴大，人們對中國實施改變的能力產生了質疑。習近平和李克強敏銳地覺察到這些意見，開始推進某些改革政策的落實。如今能觀察到，經濟改革在中國正在復蘇。持改革態度者在政府和最具影響力的商業媒體中往往占據著重要席位。他們中的核心成員都保持一個共同的觀點，也是唯一的共識，即現在的經濟處境和政治路徑并不穩定，如果政策制定者們不先行一步主動改變，即將到來的變化將具有極大的破壞性。他們對現狀不可持續的觀點有以下四方面理由。
第一，中國經濟體制如得不到明顯改進，其生產力發展的步伐也會受到牽制。中國生產力能不斷提高有多種原因，包括新技術的采用和制度的改良;關鍵在于讓表現不佳的實體破產，將生產集中在最具競爭力和生產力的公司上。但近年來，這種競爭機制的優勢不斷縮小。如果不進行新的一波改革，生產力增長將會日漸緩慢。生產力不是簡單用來測量的，而且在生產效率的顯現和我們對其進行測量的能力上，存在時滯效應。經濟學家必須對此做出學理上的嚴格判斷，我們的行動才有依據。但決策者會考量發展速度與投資的相對關系問題。有很多理由說明，發展速度應該降下來，但如果投資率依舊保持高位，就更說明現有體制的生產力有問題，需要加大力度進行改革。
第二，投資驅動型增長的弊端逐步顯現。中國過去通過加大國內投資來規避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但在這方面的成功也付出了巨大代價。一部分投資無疑浪費在了一些毫無用處的項目上。更重要的是，對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來說，占 GDP 總量 48% 這樣規模的投資是史無前例的。如今，中國從發達國家中搬襲的基礎設施體系也建設得差不多了，要為經濟演進的需求配以合適的投資變得越來越困難。產能過剩，說明投資驅動發展的紅利已釋放殆盡。另外，現存機遇減少，風險增加，投資者對未來期望不高，會導致來自民間的投資減少。
第三，投資過量造成財政脆弱。過去五年中創造的許多資產被用在體制不佳的公司中，如負債 4290 億美元的中國高鐵網絡、成千上萬的地方政府工程以及各地的債券發行。有國家背景的公司不僅能輕易獲得銀行貸款，還可隨意進入新興債券市場;政府從短期市場中籌措資金償還長期借貸，使企業重構的工作很難進行。金融結構調整被延遲，但資源卻不斷流入低產值甚至無產值的公司。這種既不破產也不活躍的 “僵尸公司” 的大量出現最終會造成金融領域更大范圍的恐慌。
第四，中國勞動市場正經歷深層改變，趨勢就是勞動力人口增長的大幅減緩。2005 年后，勞動者競爭促進了非技術工種工資上漲。觀測者們斷言，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即將結束。這一迅速來臨的改變也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雇主需要付更多的工資吸引人們棄農從工(即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這通常預示著高增長時期的結束)。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帶來的增長告一段落，中國在服裝業、鞋業和玩具制造業逐漸失去競爭優勢，出口增長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減弱。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耗盡。人口老齡化出現，撫養比率上升;2012 年，工齡人口達到上限開始下降，并將在生育控制政策的影響下進一步加速。勞動力結構的變化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必然會變緩。但這不一定是壞事。畢竟，高工資意味著高收入和更好的生活，也給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帶來契機。而且，中國是大陸型經濟，無需單憑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這是一次巨大挑戰，只要謹慎對待，便可帶來一個更高產值、更為高效的社會;與之相反，中國經濟將付出巨大代價。在這方面，日本、韓國和臺灣的經驗值得借鑒。
中國正面臨一系列與過去不同的挑戰。一般在結束高增長階段后，一國經濟通常會向技術密集型和先進產業進行升級。政府支持向 “低干涉” 轉變，經濟、社會方面限制放寬，用以促進升級過程。為了早做準備，中國從 2001 年開始大力投資高等教育、科研和新興工業。但擁有大量資金的政府對科研創新過多直接干涉，最終將阻礙經濟向創新、多樣化和有活力轉變。中國必須提高人口資源質量，明確潛力部門、產品和服務，從跟隨者經濟向全球領導者地位轉變;減少國家干涉，消除創新產業發展道路上的障礙，授權消費者制定基礎經濟決策。改革的支持者們一致認為，如果不進一步進行市場導向型改革，問題將無法解決。勞動力增長減緩、工資猛增、消費結構和競爭力快速改變，表明了現存經濟發展戰略的局限。甚至有可能，前面所說的四個不可持續的因素積聚的負效應會在同一時間到達頂峰。
十八屆三中全會發表了不局限于傳統經濟領域的改革文件。與以往不同的是，其內容十分直接：它要求重新定義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在經濟領域的決策制定，讓市場在收集資源、發展社會管理上起關鍵作用;此外，還包括放寬獨生子女政策以及增加國有企業上繳政府和社會福利基金紅利比例。金融改革、財政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以及行政壁壘的減少都有涉及。文件還提供了用以衡量改革是否切實實施的基準。
當然，實現這些野心勃勃的目標遠比說起來困難。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能否以身作則，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到來之前放棄特權呢?
至少，主體機構必須改變，使經濟更開放、更具競爭力、更加規范化。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毀滅性的嚴重問題。要使科技創新、制度靈活、百姓安居樂業，中國必須向更低的增長率轉變。到那時，中國會變成更為富裕的國家。中國絕對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但政策制定者必須擁有意志和決心，起草有效預案，開啟經濟改革的嶄新篇章。
參考文獻：
Naughton, B. (2014). China’s economy: Complacency, crisis & the challenge of reform. Daedalus, 143(2), 14-25.
(本文轉載自社科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國際中國研究動態》 陳蓓爾 / 編譯 唐磊 /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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