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憲法誕生的1890年代，人們為它感到驚異—這是一種非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制。但明治憲法的模板并不是英美，而是德國，強調的是臣民的責任，而不是公民權利。于是，美國人告訴日本人，必須修改憲法。日本人成立了委員會，盡心竭力地對明治憲法做了裝飾性的修改；很自然的，美國人看后不滿意，說這還是一部威權主義的憲法。麥克阿瑟說，那么讓我們給日本人一個憲法草案，教給他們什么是進步的民主憲法。這無疑是一種極有野心的改造方式，他們將舊的明治憲法掏空，填入英美和歐洲的民主理念，這部僅用兩周時間完成的憲法神奇地將君主制、民主理想和和平主義結合了起來。當然，這部著名的戰后日本憲法也給之后的日本政策帶來了巨大的問題。
總之，理想主義的美國人對日本進行了重大的徹頭徹尾的改造，但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日本舊有的官僚階層沒有被打破，雖然官僚統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軍隊系統被取締，但強大的中央官僚統治結構被保留了下來—隨著軍事系統被取締，經濟部門變得無比重要，金融部門，后來的通產省都是如此；二、天皇制度得以保留—麥克阿瑟告訴美國政府，不能動天皇，而當時和此后也很少有學者對此強烈批評。
東：麥克阿瑟本人是否對天皇持有好感？
道爾：的確，麥克阿瑟對天皇做出過很高的評價。但你永遠也不知道他是否口心一致，麥克阿瑟是一個極富領袖魅力的表演者。他很聰明，同時也很保守。他認為他是戰爭的英雄，也應該是和平的英雄；他甚至想成為美國總統，他在1948年進行了嘗試但失敗了。不論怎樣，他保留了天皇，同時這就需要掩飾天皇的戰爭罪行。這是我在《擁抱戰敗》書中強烈批評的一點，在麥克阿瑟的幫助下，天皇被與軍國主義分子隔離開來，從戰爭責任的討伐中全身而退，毫發無損。
我的觀點是，日本戰后的民主的確有問題，但美國的民主也有問題。我曾經參加國會聽證，當著國務院、CIA和各種各樣的人，被問及“日本的民主是機能失調的（dysfunctional）嗎？”我說：“你什么意思，難道美國的民主是機能良好的嗎？”這完全沒有意義，老派的觀點永遠認為我們有機能完美的民主制度，可實際上它問題叢生、派系斗爭不斷。
東：民主化的問題之外，在您看來，非軍事化的政策也帶來了重大問題？
道爾：非軍事化首先意味著懲罰—將大批軍事人員從政府中清洗，通過遠東軍事法庭對戰犯進行審判，也就是東京審判。但那是一次非常可笑的審判，因為審判以最終確定28人為甲級戰犯而結束，但其方法完全不同于結構性、制度性問題的解決方法。人們之前想改變日本社會的性質，改變憲法，改變威權主義的權力結構，因為這些才是產生日本軍國主義的土壤。審判初始也有很多理想主義的色彩，比如“反人道罪”、“反和平罪”等理念的引入，對戰爭領導責任的追究，等等，但實際審判的結果卻好像只是對那二十幾個人輕飄飄地說，你們有罪。東京審判留下了巨大的有問題的遺產。一方面，這是美國典型的雙重標準的例子；另一方面，它的理想主義色彩被過于簡單地政治化了。
非軍事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它規定日本不得擁有陸海空軍等戰爭力量，甚至不得擁有宣戰權。美國人提出這點，日本人只能接受，他們做了種種細微的修改，但不被允許進行重大修改。日本的戰后憲法在1946年制訂，1947年起實施，至今沒有任何修改。原因有，一方面，修改憲法需要獲得國會兩院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才可啟動全民公投，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人民迄今為止堅守著當初理想主義的民主化和非軍事化理念。
東：外部大環境對此階段美日關系的塑造也不可低估吧？
道爾：是的，在討論戰爭罪犯、非軍事化等問題的同時，1947年、1948年開始，冷戰影響到日本。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馬歇爾計劃、蘇聯核武器的發展、紅色政權在中國的建立，等等，導致德國和日本分別被著力復興以成為歐亞的反共堡壘。所有一切對日本改造的注意力都轉向了重建，日本被重建為美國的冷戰伙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日本不得不成為美國的亞洲軍事部署的一部分，沖繩被建設成為軍事基地。
在日本國內，一場“赤狩”（Red Purge，紅色清洗）運動隨之展開，日本共產黨、左翼人士、激進知識分子等人被從工會中清退。日本從一個需要被控制、被去軍事化的敵人，變成了一個被鼓勵從經濟和戰略上復興的伙伴。日本的赤狩運動，對工會活躍人士和左翼人士的壓迫與打擊跟美國的麥卡錫運動幾乎同時發生。麥卡錫運動興起自1950年，朝鮮戰爭之前，這位參議員以他的名言“美國政府中充滿了共產黨人”被人們牢記。在各種政府機構遭受審查之后，1952年起，麥卡錫主義的反共行動從反對共產黨到反對進步人士、反對“太自由”的人士，并轉向了學術界。美國主要的學術組織開始遭受審查，比如，著名的學術研究型國際關系組織、成立于1920年代的“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由于經常發起、組織關于亞洲研究的會議、出版、政策論文發表等活動的組織，遭到麥卡錫主義的嚴厲攻擊。
麥卡錫主義者指責一些學者是共產黨人，或共產黨同情者。1956年，反共人士在秘密聽證中指稱E. H. 諾曼是共產黨人。那時的諾曼是加拿大駐埃及大使，并且實際上在蘇伊士運河危機的解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諾曼可能只是在大學期間參與過共產主義社團的活動，但在冷戰的環境下，指責造成了極其復雜的局面和巨大的壓力，諾曼最終自殺。太平洋國際學會作為主要的學術組織也未能幸免，受到了巨大的指責和壓力，失去了財政來源與合作伙伴，并最終解散。
日本做對了什么—“現代化理論”日本學
東：但不論怎樣，二戰后美國的日本學，或者說東亞研究是快速成長的。
道爾：是的，1950年代起，中國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紛紛在一些大學中建立，包括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開始它們幾乎很難拿到研究基金，因為類似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麻煩纏身，它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不能表現得“太進步”或是“太自由”。但同時這些研究機構開始聚集越來越多的非常杰出的學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二戰中、朝鮮戰爭中、包括此前的傳教士子女在積累了相關的語言和文化訓練之后，開始進入學術研究領域。到了1960年代，賴肖爾等杰出學者使這個領域得以確立，并且產生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學者。這一時期的問題在于，學者必須非常小心地避免批評政府政策，否則，很可能惹火上身，落得太平洋國際學會的下場。當我還是博士研究生的時候，我的老師們甚至從不談論E. H. 諾曼。
具體說到日本研究，學者則對日本的認識更加深刻、豐富，也更加正向。更加正向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對日本和日本人有了更多的接觸，看到日本不僅僅是狂熱的“猿人”和野蠻的場景。并且同時，1960年代起，日本的經濟開始起飛。學界對日本的問題意識，從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的“日本做錯了什么（以導致亞洲太平洋戰爭）”，轉向“日本做對了什么”，即如何成為一個繁榮的、民主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研究方法主要變成了對日本的經驗性研究，利用現代化理論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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