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自1960年代起，現代化理論主導了美國學界的日本研究領域。一直到1970年代，學界以日本的現代化為主題連續召開了六次會議，并將會議成果整理成六本極富影響的著作。學者以歷史學家為主，對日本的研究追溯到明治天皇時期甚至更早，討論日本現代城市的形成、商業化進程、文學素養等等，而此前在戰爭時期被認為是負面的封建遺產，則被稱作“現代化的早期”，明治時期的日本被認為正式開始了“現代化”。學者研究這個時期的日本如何動員社會力量，如何發展教育系統，所有的結果都在指向—這是為什么我們能夠在1960—1970年代看到這樣一個民主的、經濟高速成長的、繁榮的日本，基本上就是在講述日本的成功故事。

東：這時你卻認為日本研究應該有另外的方法論？

道爾：1965年，我在哈佛開始我的博士研究生生活。我閱讀了大量的現代化理論的日本研究文獻，它們富有智慧、邏輯嚴密，非常吸引人。現代化理論框架整體上更集中于研究“日本在現代歷史中做對了什么”。即便現在在互聯網搜索現代化理論，你還可以找到極其豐富的材料，它們的主旨均為“西方引領時代進步，現代化是有益的”。換言之，西方以外的世界向西方的模型學習和靠近，而日本迄今為止是引領整個亞洲的、最接近西方榜樣的國家；日本表明了現代化不是局限于西方，而是普世的。甚至日本本身也成了資本主義成功的榜樣、現代化的榜樣，是馬克思主義、紅色中國的最好反例。

根據現代化理論，主流學者認為日本是趨向民主、繁榮的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杰出榜樣。于是他們支持美日同盟，他們不批判駐日美軍基地，不批判美國為日本重新軍事化所施加的壓力，不批判沖繩所遭受的待遇，這些學者如同政府人員一樣接受這些現實—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他們稱美日關系為不對稱關系。這種不對等的關系，甚至主從關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附庸關系在他們眼中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合乎期待的，因為美國是一個如此“高貴的”國家，有這么多“高貴的”原則，維持和平、推進民主自由—我認可這些理想，但回到現實世界，我不認為這是越南戰爭、朝鮮戰爭、二戰、伊拉克戰爭等方面反映出的真實情況。這些學者支持對日保守主義霸權，依靠自民黨、官僚系統和財閥來治理日本。我的老師之一賴肖爾，此前曾任美國駐日大使。他在日本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學術領域推廣現代化理論，并取締馬克思主義等激進左傾思想。

但這時透過窗外，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報紙和電視正在連篇累牘地報道我們正在進行的越南戰爭。在我看來，日本對美國如此順從、全力支持越戰的樣子完全不是一個成功故事。這并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的表現，它沒有了獨立性。你會期待日本出于自身的戰爭經驗能夠反對美國進行越戰，但令人失望的是，它甚至積極支持美國。我想追問為什么？

我非常尊重當時的現代化理論學者，我從他們的理論中學習到了很多，但我認為這種研究過于意識形態化。我開始了自己的研究，首先我為E. H. 諾曼的書寫作了超過100頁的介紹，并用這本書反對現代化理論。我并不是說諾曼是對的，其他學者是錯的，我想說明的是，諾曼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問題，這些問題還沒有被解答，我們應該持續追問：為什么日本會走向戰爭？威權政權的實質是什么？歷史怎樣被政府用于制定政策？而我本人更有興趣的研究點是美國對日本的占領時期，這段時間是研究上述問題的關鍵節點。

東：這樣的研究思維與主流學術界、政府政策有沖突嗎？

道爾：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現代化理論是極其盛行的，如果你想要拿到研究經費、獲獎、得到研究成果，你最好運用該理論指導研究計劃。直到1980年代初，在一次會議上，我恰巧坐在一位非常資深的現代化理論的日本研究學者對面—那時雖然我已經發表了一些作品，但還只是相對初級的學者。他問我在做什么研究，我說，我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種族主義的角色，他從座位上起身，繞過半張桌子走到我身邊嚴肅地問我：這研究對現代化理論有什么貢獻嗎？他還說，你不應該選擇這個課題，因為這個題目可能損害美日關系。他說：“那些糟糕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美日關系是如今最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關系，日本是我們需要培育的同盟。”

天啊，這些是號稱經驗性的、價值中立的學者，他們居然要幫助促進某種關系，幫助人們欣賞與喜愛日本，而不是批判性地了解日本。那個時代，我們這樣的年輕學者對麥卡錫主義并沒有什么概念。我只覺得這些信息如洪水般涌入我的腦海：二十年前的敵人變成了我們的忠實盟友，支持著我們去摧毀另外一個國家，空中轟炸，現代化理論，日本有多偉大……這到底是怎么了？

在此之前，我的學習一直是文學領域，我的家庭背景非常保守，我也極少參與政治，可以說我對政治是非常天真的。可以說，越南戰爭塑造了很多年青一代學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哈佛、哥倫比亞、伯克利等各個學校，我聽到很多人在講，越戰是暴虐而瘋狂的，他們（決策者）不理解這些國家的真實情況，不了解這些地區人民的民族主義。人們私下批判越戰，但卻沒有公開表達。曾經被麥卡錫主義深深傷害過的老派學者知道政治反擊有多可怕，批評政府帶來的結果甚至可能是毀掉自己費盡心血建立起來的亞洲研究項目。

但年輕的學者卻坐不住，我們認為越戰簡直是瘋了。以年輕學者為主，“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CCAS，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在1968年成立了。委員會發行了一本雜志，后來改名為《批判性亞洲研究》，至今還在發行，雜志嚴厲地批評美國對外政策，同時尖銳批評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日本。我是這場運動的參與者。非常有趣的是，一些成就卓越的資深學者私下完全贊成我們所做的事，但不允許他們的名字被雜志使用。后來我才了解到，他們還沒有走出麥卡錫主義的陰影，而此前的亞洲研究機構也曾遭受毀壞。

東：所以人們認為你們是左翼學者。

道爾：也許吧，我被很多人稱作新左派，但我并不喜歡這樣的標簽。對我來說，我只是在做批判性研究。“左派”是一個很復雜的標簽，很快就會聯系到你支持社會主義—你會被放進一個盒子里。我愿意被稱作批判性的、進步的左翼學術實踐者。無論怎樣，當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這些風起云涌的社會運動指向了自以為是的舊有西方的“高貴”和“完美”的價值理念，指責美國是多么的不民主、不平等、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這些運動也引發了更為激進的學術領域的批判。

這是激進的學術運動的一個開端，學術界出現了不同的潮流。左翼的、激進的學者開始使用不用于現代化的理論框架來研究亞洲。他們批判美國的對外政策，對亞洲各國的“問題”更為敏感。他們自覺地與研究經費的來源保持距離，與前往華盛頓演講的邀請保持距離。

從“現代化”理論進入“現代性”研究

東：可以想象的是，隨著日本經濟的持續成功，現代化理論應當還會持續流行吧？

道爾：的確如此，但變化也很快到來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車、電器大批量涌入美國，人們開始談論作為經濟奇跡、超級大國的日本，日本的經濟真正的騰飛了。欽佩與懼怕的情緒深刻地混合、互動于美國政治和學術界。傅高義（Ezra Vogel）在1979年出版了他著名的作品《日本第一》。同時日本話題在華盛頓開始引發爭議，畢竟此時的日本已經讓美國感受到了經濟威脅。人們開始談論日本人不按游戲規則行事，競爭不對等，必須阻止日本人，等等。

可以看到，一方面，wow！這真是一個絕佳的現代化理論的案例，一個亞洲國家的資本主義式的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人們卻也發現，日本的成功完全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和發展型國家的成功。成功應當更多被歸因于國家的角色、產業政策和經濟保護主義而非自由市場。

在傅高義的《日本第一》之后不久，查默斯·約翰遜在1982年出版了《通產省與日本奇跡：產業政策的成長》，指出了上述問題。贊揚日本經濟奇跡、主張向日本學習的聲音與批評日本不合理的貿易政策、國家主導型經濟的聲音摻雜在一起，一種特殊的張力開始形成。但一直到1980年代，所有人都把日本看做極其成功的經濟巨人，直到1990年日本經濟危機和股市泡沫破滅。

東：此間中國因素是否對美國學者的視角有所影響？

道爾：與日本經濟的飛速成長同時，日本與美國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系。盡管這分散了部分人關于亞洲的注意力—一些人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但據我所知，那時沒有人談論中國是可能崛起的超級大國，一個也沒有。

東：現代化理論的主導何時結束？

道爾：19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開始進入“失去的十年”。媒體和學界又回過頭開始討論“日本的失敗”、“日本的問題是什么”。現代化理論淪為解釋日本的框架之一，而失去了從前的主導地位。尤其在兩年以前，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電站泄露時，讓人簡直不可理解這樣的大災難會發生在日本。

同時，亞太地區關系出現了深刻的、此前不可預見的力量轉換：地緣政治的聚焦由日本轉向中國，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中國的崛起，而日本似乎只是一個主要但問題叢生的國家，而且一直要看美國的臉色行事。作為一個例證，傅高義出版了《鄧小平時代》，他的手指似乎總能指向勝利者的方向。

東：所以美國的日本學進入了更加多元的時代？

道爾：是的，不容否認，美國的日本研究現在呈現出極大的多樣性，你不能講左翼的學者被邊緣化，因為很多人取得了學術事業的成功，我也算其中之一，我們沒有被清洗出局。我們沒有被這個領域歧視，我們用盡畢生的精力進行研究型寫作，小心檢索大量的資料，我們比從前的學者更加小心謹慎地治學。嚴肅的學術研究要求批判性思維和對待材料的誠實態度，你永遠也不能扭曲你的發現。

現在人們不再使用現代化理論作為常用術語，而是更多地研究“現代性”，這是不同的理論框架。日本終歸被看做世界系統的一部分，日本走向這邊，西方走向那邊，盡管有大量的現代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就已經出現。比如將時間追溯回一戰之后，1920年代至1930年代早期，在日本能夠發現流行文化、消費文化、大眾文化和摩登女郎，當然這些也可以在同時期的中國發現，尤其是海派文化中。

東：最后我還有一個問題。你在書中寫過，日本在美國的形象變化是從野蠻狂熱的“猿人”發展為占領期可供白人消費和享樂的女性形象，再到后來的經濟巨人，那么現在呢？

道爾：“日本人”和“美國人”、“中國人”一樣，是很難簡單概念化的。從1945年至今，美國與日本的密切互動關系已經持續近七十年。人們對日本的理解比二戰結束時已經大大加深和復雜化，盡管在大眾傳媒中還時常出現刻板印象和群體性描述導向的陳舊術語，我認為學者眼中的社會是多元而差異化的。

我們對流行文化、消費文化更加敏感，在政治政策之外，很多學者嚴肅地對大眾文化中的元素做出研究，社會領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勞工運動或是底層革命等政治領域。不同層面的人群正在被呈現，多元而復雜的社會正在被呈現。戰時野獸一般的日本人，到占領期女性化的日本人，到作為經濟威脅的日本人，在某種層面上一直存在，但這個國家的嚴肅寫作中呈現的日本和日本人已經極具復雜性。

文/張哲 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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