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所以我們相信，美國學術界看待日本問題的方式同樣需要面對很多固有成見的困擾，或者政府政策的壓力。是這樣嗎？
道爾：是的。如果沒有越戰的刺激，我可能不會完成PhD，成為一名歷史學家。當我了解日本士兵在中國犯下的暴虐罪行時，我會想到，我們自己的士兵在越南犯下了類似的戰爭罪行。但當我開始讀PhD時，1965年，日本正在支持美國的越南戰爭。大量的美國軍隊從沖繩的軍事基地出發，日本對美國政府的舉措表現出百分百的支持。從二戰結束，整整二十年時間過去，我們的敵人變成了同盟和堅定的支持者。中國、日本、美國關系的變化改變了我看待歷史的方式。日本怎樣從兇殘的敵人變成了如此忠誠的同盟，可以站在美國一邊去對抗任何人？當然，隨之而來的是日本經濟的崛起，到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車和電子產品大批涌入美國。這又改變了學者看待日本的方式以及針對日本提出的問題。很多學者的視角是在跟隨政府的官方政策。也許他們相信官方的政策，也許他們影響了官方政策，或者受到影響，這非常復雜。所以我也試圖回顧一些其他因素，比如研究經費的來源、會議的影響、政治警告，日本人的介入。
“英勇的中國人和殘暴的日本人”
東：如果向前追溯美國的日本學，是否可以說，在二戰以前，美國的日本研究領域基本可以用“空白”來形容？
道爾：這就要提及E. H. 諾曼（E. H. Norman）了。他是加拿大人，是在日本長大的傳教士的孩子。這種“傳教士子女”身份在早期美國或加拿大的日本研究者中非常普遍。他們在日本長大，掌握了語言并且對日本文化有親身體驗，其中最有名的要算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諾曼很年輕的時候就成為了戰時的美國政府顧問，因為他在此之前就有相關的寫作。諾曼寫作了第一本關于現代日本的研究著作，《現代日本國家的起源》（中譯本名為《日本維新史》）。但整體上日本研究在戰前和二戰期間非常稀缺，更多的是美國政府培訓相關人員學習日語，讓他們從事情報工作，他們向政府和軍事部門提交報告。這些人中也產生了一批早期的日本研究學者。在傳教士子女背景和戰時受訓人員背景之外，不得不提的還有朝鮮戰爭時期，大批研究人員被送往亞洲，主要是在韓國和日本進行研究工作，他們中也產生了早期的日本研究者。
東：可以想象，在二戰期間，美國對于日本研究的需求大幅上漲。
道爾：是的，但在二戰期間，也并沒有出現多少很好的日本研究的英語文獻，日本研究也沒有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戰時日本人形象就是“猿人”（monkey-man、ape），這是一種主要的形象，它幾乎是指“亞人類”，比整體的“人類”要低級。二戰時期美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大約和現在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差不多：殘暴、狂熱、極度軍國主義，所以美國人一直強調日本要無條件投降，以能保證在戰后我們最大程度地去改造日本社會。
美國政府招募了大量的社會科學學者，主要包括人類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他們為政府部門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他們試圖理解日本人的行為。其中最著名的學者是魯斯·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與我們有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專注于個人主義，有普世價值，日本文化不同于普世價值，而是有一種“恥感文化”：美國人會為自己做錯了事感到羞恥，而日本人會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在他人眼中是壞事、錯事而感到羞恥。所以，恥感不是源自個人，而是以集體為導向的，起作用的是所在的集體。
本尼迪克特和其他很多人類學者都是非常聰明的，但這種思維方式—我們是個人主義的，我們的行為高尚，我們沒有犯下暴虐罪行等等，是非常有問題的。她著名的作品《菊與刀》出版于1946年，完全基于二戰時期的研究。她同時認為日本人是崇尚等級制度的，而美國人更加個人主義、追求平等。這其中有正確的元素，比如日本人對天皇的尊崇，他們對這種更高等級、神圣的力量表現出完全的俯首帖耳；同時由于他們缺乏普世價值，他們的道德觀是特殊的，在每個集體中有不同的標準—日本人在戰爭中的暴行被解釋為他們所處的集體缺乏一種道德觀念的教化，以至于無法認知如此的暴虐行徑是錯誤的。
當我以這樣的眼光來審視越南戰爭時，我會覺得這有些荒唐。美國人所犯的戰爭暴行既在集體主義層面—政府的轟炸政策，又在個人主義層面—美國士兵沖入越南的村莊殺人，這與日軍當年的暴行沒什么不同。不是說美國人是個人主義的，而日本人是集體主義的嗎？甚至后半句也有問題，那時我已經在日本生活過，我眼見到大量日本人是個人主義的。我可不能下結論說日本人是集體導向的，我見到的日本人有很多不同的觀念，有深刻的道德核心價值。
總之，戰時美國人對日本的主要看法是，日本人有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行為準則。
東：那么二戰時期，中國與日本在美國的形象有何異同？
道爾：二戰時的中國是美國的盟友，而日本是那個需要重大改造的狂熱的軍國主義國家。二戰結束時，中國與美國、英國和蘇聯并稱“四巨頭”。不論中國當時是否有資格成為超級大國，但那時的人們普遍沒有疑問，中國應當成為世界舞臺的重大力量，而日本會被摧毀。
我寫過一本書叫做《毫無憐憫的戰爭：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與強權》，其中涉及過這個話題。如果想要了解國家或民族形象，你應該關注大眾文化對此的反映，比如電影。二戰期間美軍拍攝的紀錄影片中，中國的形象是有英雄氣質的—人們能看到重慶的士兵列隊奔赴戰場，中國人民不畏險阻，慷慨赴死。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Buck）的作品也非常流行而有影響，她筆下的中國人個性鮮明，英勇、善良；林語堂的英文寫作介紹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很好地傳播了中國輝煌的、悠久的文明和哲學傳統。所以，那個時代的中國形象非常正面：中國人與我們共同的敵人作戰、國民有鮮活的個人特質，而這一切還源自他們悠久深邃的文明與哲思。與此同時，美國人對中國革命充滿了期待與理解，對中國共產黨和延安文化，包括長征、土地改革、理想主義等等，產生了深切的同情與支持，這在后來會帶來巨大的問題，比如持有這樣理念的一些杰出學者被當做“親共人士”而被美國政府壓迫。
簡而言之，在美國中日兩國的戰時形象對比可以概括為：英勇的中國人和殘暴的日本人。所以想當然的，人們期待中國成為美國戰后的同盟，而日本將淪為一個“四等國家”或“五等國家”，永遠也不會再成為一支重大力量。
東：但戰后的歷史進程沒有如當時想象般進行，甚至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情結也一直沒能解開。
道爾：讓我們這樣想一想。戰后日本的草根力量令人印象極其深刻，他們真誠地想要從新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那時日本的人口大約是7000萬，但有近300萬人死于戰爭，包括約200萬士兵和100萬平民。你幾乎無法找到一個人是真正幸運的：他或她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死于戰爭，也沒有失去自己的父親、兄弟、丈夫、鄰居。這樣的人，一個也找不到。他們每一個人，都從某種方式感知到了這場戰爭究竟意味著什么。他們想要一個新社會，他們歡迎一個新時代，這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偉大或者高貴，他們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而且抓住了這種機會。那時他們已經不再是狂熱的、想要征服亞洲的軍國主義者，他們想要更好的生活，女人們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丈夫和孩子。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作為年輕學者在日本訪問，我不小心問起身邊的人，“您的父母怎么樣？”總會有人說起“我的父親死于戰爭”、“我的哥哥死于戰爭”，或是“我的某某人死于戰爭”。隨便找普通的日本人談論，他們都會有個人的故事告訴你，戰爭究竟有多么糟糕。
當中國人指責日本的戰爭罪行和暴虐行徑時，日本人在說，看看我們遭受了多大的痛苦。這也是為什么參拜靖國神社這件事變得非常復雜。我不想談論政治家參拜的問題，日本的政治家都很糟糕，自民黨糟糕透了。但很多普通人想去靖國神社祭奠，就是因為我的父親、我的丈夫、我的哥哥、我的祖父、我的朋友死于戰爭，我想去表達我對死者的尊敬，跟他們交談。你可以說靖國神社是軍國主義的博物館，因為它把所有的死者都當做英雄。但越戰紀念碑是怎樣的呢？每一個死者的名字都是英雄。可真的如此嗎？很明顯，其中成千上萬的人在越南有著殘暴的戰爭罪行—在戰爭中死去的人不一定全部是英雄。現實中，好像不管是否犯下戰爭罪行，一旦死去，他們就是為國家而死，他們就變成了英雄—這不是特殊的情形，在美國、日本、中國或是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這幾乎是人類的天性。
無論怎樣，對日本人民而言，這是一場恐懼驚人的戰爭，他們不僅僅輸掉了戰爭，還失去了身邊無數的生命。對于中國或其他國家而言，很難領會這種感受。施暴者與受害者可以是同樣的人群，這是非常復雜的問題，中國將不得不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全力應對。
民主化、非軍事化、“赤狩”：占領期的日本學
東：戰后，無論學界還是政界，美國對待日本的心態開始變得復雜起來。
道爾：戰后美國人給予了日本非常進步的、激進的改革政策，主要在民主化與非軍事化兩方面。1945至1948年，很多美國的進步人士來到日本，與一些人將日本人看作“順從的畜群”或“巨大的蜂房”不同，他們認為日本人民有足夠的“適應力”和自我治理的能力，他們真誠地信任草根階層，認為日本人是普世性的，民主的價值是普世性的。這些當時到日本的進步人士非常理想主義，他們相信不論性別、階層、種族，人們都會認同民主價值。
問題是，當時的日本從未經歷一場真正的革命，人民普遍受到政府壓迫，封建領主式的制度和思維還普遍存在。E. H. 諾曼在《現代日本國家的起源》中分析了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指出盡管日本進行了高效而富有成果的現代化改革，封建主義的壓迫性結構并沒有改變。這種壓迫式的統治結構、自下而上的革命的缺失使日本非常容易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諾曼的著作在美國占領期非常流行，成為了幾乎所有去日本的美國人必讀的“圣經”。人們讀過了諾曼的作品后似乎掌握了對日本進行改造的要領，即消除封建遺產，打破舊有的統治結構，使其開放，并進行土地改革、解放勞工、給予勞工結社和罷工權力、改革教育系統，等等，等等。然后人們認識到，問題似乎源于明治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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