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近400年國際關系結盟爭霸史可以發現三點重要的戰略啟示：首先，在“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競爭中能夠率先主動與海權國結盟的一方絕大多數能夠取得最后的成功。而同時需要進行“海陸兩線并反”的兩棲地緣政治大國要么像20世紀70年代中國調整并放棄了之前實行的“美蘇并反”戰略，而選擇聯合海權霸主美國來反哺陸基安全；要么則可能因長期巨大的兩線戰略負擔而在爭奪“區域陸權”的消耗戰中逐漸走向徹底的失敗（參見表3）。其次，在“海陸空天網”五維地緣政治互動的時代，海上軍力對抗早已不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消耗戰，而更可能是“十年一劍，一朝沉浮”的決戰模式。制海權問題上的較量很難依靠“持久戰”或“游擊戰”的思維方式，而是開始就預示著決戰。從拉荷格大海戰到特拉法加大海戰，從日德蘭大海戰到中途島海戰都顯著地表明：如果不能取得與海權霸主對等的實力，那么即便是擁有全球第二的海上軍事力量，在同海權霸主及其全球聯盟體系的對抗中也是無濟于事的。第三，衰落的霸權國在意識到自身喪失霸主地位后往往轉而在戰略上愿意依附新的霸主借以“調控衰落”，而霸權的聯盟者則可能成為第二霸權者或潛在的霸權者。例如，喪失霸主地位的西班牙淪落到依靠曾經的對手法國的地步，在《家族公約》之下成為波旁王朝最堅定的盟友；荷蘭在同路易十四法國交戰后開啟了英荷聯盟，從而變成了腓特烈（Friedrich）大帝所形容的“依靠英國軍艦牽引的船臺”［11］127。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后平靜地接受了失去霸權的現實，轉而積極追隨美國的領導。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極均勢環境下對“區域陸權”的戰略選擇不僅取決于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的主觀意愿，同時也受到來自海權國所偏好的“離岸平衡手”戰略的影響。只有當兩種戰略選擇達成共識的時候，海權國才會確定自身的站隊。因此，如何能夠獲得海權聯盟的支持或至少爭取海權國在“區域陸權”競爭中的“友誼中立”成為本文下一部分重點探討的問題。

長久以來，關于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海防”與“塞防”優先性問題上國際戰略學者們存在著一個認知上的誤區，即是否可以將“海陸并舉”戰略在時空兩個維度上分步加以實現。根據安全要素的緊迫性與現實性原則，以“先陸后海”的方式在穩定陸基的前提下，再逐步追求從近岸防衛的“黃水戰略”到遠洋威懾的“藍水戰略”，最終實現“海陸并舉”的戰略構想。這種觀點在路易十四取得對荷蘭勝利后、拿破侖在取得對西歐諸國勝利后、沙皇俄國取得對拿破侖戰爭勝利后、威廉二世取得對法俄優勢后都曾出現在勝利者們的案頭。包括希特勒（Hitler）在一系列戰略訛詐成功后也預言他將在有生之年取得歐洲大陸的勝利，而之后的德意志人將與美國人進行最后的海上決戰。歷史上許多崛起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都夢想著在無政府狀態下建立起一個由自己意志支配與領導的全球秩序體系。

事實上講，“先陸后海”戰略構想的誤區在于，這種觀點將事實的原因與結果在邏輯上弄反了。這就像月亮之所以有光亮，是因為它反射了太陽的光芒。但如果有一天月亮想要證明自己也是一顆能夠發光的璀璨恒星而趕走了太陽，那么最終它才會發現原來自己一無所有。海陸復合型大國之所以能夠獲得“區域陸權”優勢的根本原因是在它的崛起進程中審慎地處理與海上霸權國之間的關系，通過“推卸責任”、“海權搭車”，甚至同海權國結盟來避免出現一個反對自己的“海陸聯姻”。尤其是在主權零死亡時代，當你無法永遠徹底消滅一個地緣戰略對手之時，與海權霸主構筑權力聯姻是攫取與護持“區域陸權”的根基，而面對一個海上霸主的長期敵對，則是“區域陸權”不穩定與潰散的根源。

綜上所述，“以海補陸”戰略是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獲得“區域陸權”戰略的穩定器與壓艙石；“先陸后海”則會因失去海權盟友的戰略支撐而使國家最終陷入“海陸并反”的兩線戰略困境之中。黎塞留（Richelieu）與馬扎然（Mazarin）時代法蘭西的崛起在于三十年戰爭期間積極同英國與荷蘭等新教國家結成了反天主教哈布斯堡家族的同盟；俾斯麥在三次統一戰爭中積極爭取海上霸主英國的友誼中立；從路易十六（Louis Χ Ⅵ）到拿破侖帝國由于長期存在著英國組織的反法聯盟而不得不長期維系“軍事動員機制”，并慢慢耗盡國家的財富與元氣。而俄國——除了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敗給了英法聯盟和日俄戰爭中敗給了英國盟友日本——則每每在最關鍵的時刻站在海權聯盟的一邊，從而保持其戰略上的優勢。在中蘇關系破裂后，由于中國奉行“美蘇并反”戰略，使得國家在戰略上面臨異常艱難的兩線壓力；而隨著中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準盟關系的確立，蘇聯的陸基權力則進入到了一個不穩定的壓力期。冷戰結束后，雖然中美之間結束了準盟關系，但是中國長期奉行“決不當頭”的“海權搭車”與“安全推責”戰略使得中美之間的關系維持在一個可控的范圍內，借以確保了國家陸基戰略的穩定。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中國陸基戰略的穩定——包括中越關系、中印關系或中蘇關系——不是中美關系良性動態發展的前提，而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良性發展的一個自然結果。正是因為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代戰略家的英明卓見，才為中國在“區域陸權”戰略的逐步崛起營造了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

馬丁·懷特認為：“基于思想信仰與意識形態而形成的聯盟不出兩代人的時間總是要讓位于更加現實的國家安全利益考量。”［11］93而基于共同威脅認知而產生的安全利益共識是國家間實現締結同盟與維系同盟意愿的根本原因。權力僅僅是一種手段，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得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安全。長久以來，結構現實主義者們對于海權國參與陸權博弈的“離岸平衡手”戰略存在著一種錯誤的認知，即認為海權國參與“區域陸權”競爭的根本動機在于制衡權力。但意圖決定論推演出的威脅制衡理論認為：“海權國參與制衡的根本邏輯不僅是依據權力結構大小這樣簡單——這樣就會人為地將國際關系理論降格為簡單而又粗糙的國家間財富排名或國際政治福布斯名單——而是更關切帶有威脅意圖的權力本身。”［12］正如一柄寶劍，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關鍵在于握劍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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