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還有“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拉外需，因風險大而未被采納

事實上到了10月份，4萬億投資的計劃就實施了：發改委批項目、商業銀行貸款，大幅度投放貨幣，這才使得2008年避免了一次比較激烈的經濟下行。其實當時還有其他的建議，比如說所謂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從經濟角度考慮，馬歇爾計劃就是美國人把錢借給別人，讓別人來買美國的商品，從而推動美國出口。因為二戰以后，就美國當時的黃金儲備來說，兩百億美金放在國內沒有任何用處，只會導致產能嚴重過剩，很可能會發生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而歐洲那些國家因為打仗，國內恢復的需求非常強烈，于是馬歇爾提出，拿出美國65%的黃金儲備借給其他國家，但只能用來買美國的產品。所以1947年到1951年是美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幾年。

因此當時包括我在內的一批人提出要搞一個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中國當時的外匯儲備中有相當一筆儲備都用來買美國國債，而美國國債只有零點幾的回報，我們也應該拿這筆錢借給一些國家。這些國家雖然沒有現實的購買力，但是有礦產資源、地理資源，如果我們能夠把我們的資金跟他們的資源整合起來，讓他們來輸入我們的產能，也能夠解決中國新的外需。我們把錢借給他們，然后幫助他們開礦、修馬路，還可以創造新的財富，因此我們給它取名“和諧世界計劃”。但是這個意見并沒有被采納，因為這些國家可能會發生政變，或者出其他問題，把錢借出去風險很大，還是國內投資4萬億的風險最小。

另外的方案是增加居民收入拉動內需，這意味著降低政府和企業收入比重，但太難。最后還是靠投資撐住經濟，結果加劇產能過剩。

當時我國消費也有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經濟增長的速度是比較快，但居民的消費率一直在下降，所以當時有人提出擴大居民的消費來帶動經濟增長，但這涉及了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居民收入的比重要增加。我們有一個文件寫到，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但比重不能從天上掉下來，有提高就要有降低，至于是降低政府的，還是降低企業的，還是政府、企業都降低，這個問題沒有人回答過。因為回答這個問題很難，如果說降低企業的比重，所有的企業家會感覺以后的投資收益會大幅降低。如果說降低政府的比重，那是不是就得減稅？

文件只說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不說降低誰的比重，這就說明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這個戰略是比較軟的。這么多年以來，這個目標是在前進之中，但提高的速度很慢。因為它就指望居民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不像那4萬億投資能夠馬上帶動需求。所以從投資、消費和外需這三個需求的主要領域來看，當時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宏觀決策就是先抓住投資，撐住整個經濟，其他的再慢慢解決。

實踐證明，這個4萬億投資確實避免了當時的經濟危機，但這4萬億投資里也出現了問題：我們投資了一些當時產能已經過剩的領域，比如說鋼鐵、煤炭。這些投資快要完成的時候，我們產能過剩的情況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加劇。雖然到2012年我們已經意識到了產能過剩的嚴重性，但是已經在建設中的項目不能半途而廢。所以2012年以后，我們改變了投資方向，只投資比較短缺的領域，但是以前已經建設的項目還得繼續，否則損失也很大。但是要完全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是不可能的，因此，2012年以后，我們又提出了對外經濟的新戰略：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財務虧損很多，但為了緩解產能過剩必須堅決實施這種對外戰略

至于為什么要采取這樣一個戰略，我認為是因為我們勞動密集型的普通加工貿易已經不能維持，這一批廠子紛紛開始外遷。我國曾經提出努力讓湖南、江西、廣西去承接廣東已經無法經營的加工貿易企業，希望不要遷往越南等地，因為這些地方的土地和勞動力便宜，還可以有很多優惠。但這個戰略收效甚微，因為中國的物流成本太高，我們原材料從海外運到廣東，再運到湖南加工，然后再運回去，中間增加的物流成本，不是節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和其他成本就能夠抵消的，所以以東莞為代表的加工貿易大部分都遷走了。我們再想依賴加工貿易解決出口問題，是不切實際的。

如果把“一帶一路”戰略僅僅理解為是個定義概念的話，我認為并不準確，因為我們在非洲、拉丁美洲也做這樣的項目。就今天而言，這些項目的核心，就是我們借他們錢，讓他們來接受我們的項目，跟他們合作。但這和美國當時的“馬歇爾計劃”情況不同。當時那些國家除了找美國以外，根本借不到錢，而現在中國可以干的事情很多國家也可以干，中日競爭印尼鐵路項目就是一個例子。前幾年，我國在能源上對外投資非常大。現在看，這些投資對于保證能源供應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但財務虧損了很多。但是如果不走這條路，我們的外需就會萎縮，這會讓國內產生極大的壓力，產能過剩情況會更加嚴峻。所以盡管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堅定不移地實施這種對外經濟的新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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