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論

1958年，在中國、朝鮮和蘇聯(lián)相互支持和配合下，中國人民志愿軍單方面主動從朝鮮全部撤軍的行動，一度給聯(lián)合國軍方面造成了很大的輿論壓力。此前對于中朝方面提出的多次撤軍要求曾置之不理的聯(lián)合國軍，也不得不通過照會與中朝方面展開多次交涉。[56] 在朝鮮政府和人民一次次隆重而友好的歡送活動中，中國的撤軍行動似乎也印證了“團結友誼愈臻鞏固”的兄弟友誼的神話。[57]

然而，在表面上團結友好的背后，卻是中國和朝鮮領導人各自不同的考量與訴求。毛澤東提出撤軍的理由之一是減輕國家預算負擔，卻不能明確向朝鮮提出這一理由，以免被視作只顧及自身國家利益而放棄保護兄弟國家的國際主義義務;頂多只能向蘇聯(lián)抱怨，以此加強說服力使蘇聯(lián)同意中國的決定。同時，為了讓朝鮮和蘇聯(lián)放心，中國承諾撤軍后依然承擔必要時保護朝鮮的義務。但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并限于實際條件，撤回國的志愿軍卻并非如承諾那樣全部留駐鴨綠江邊，最終只有兩個軍留駐東北。對于朝鮮來說，一方面，金日成擔心志愿軍留在朝鮮可能威脅自身地位，因而希望中國撤軍，但卻不能主動要求撤軍以免被視作東方的納吉;另一方面，朝鮮的軍事實力難以獨自抗衡聯(lián)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隊的壓力，金日成又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國和蘇聯(lián)的軍事保護和援助。此外，朝鮮雖然可能希望借撤軍行動提升其國際影響力，但最終卻不得不完全接受中國所擬撤軍方案，放棄與聯(lián)合國直接接觸的機會。

可以說，毛澤東主動提議撤軍，既符合中國的利益，又滿足了金日成的愿望。最終，中國以兩個軍留駐東北，并承諾必要時外加東北原有四個軍支援朝鮮的方式順利實現(xiàn)了從朝鮮撤軍。中國不必再承擔供應駐朝的幾十萬軍隊的費用;金日成不再擔心朝鮮境內的中國軍隊可能威脅其地位。

但實際上這一看似雙贏的結果卻潛藏著很大的危機。一方面，隨著時間推移，實際上獨自面對聯(lián)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隊軍事壓力的朝鮮，不得不向中國和蘇聯(lián)尋求更多軍事和經濟援助。結果，金日成領導下的朝鮮并未獲得真正的安全感。至于中國援助朝鮮的負擔比志愿軍駐朝時實際上能夠減少多少，只能期待將來公布具體的數(shù)據(jù)來揭曉了。另一方面，對于中國承諾的軍事保護義務，朝鮮領導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信賴，是值得質疑的。尤其是，后來的歷史發(fā)展表明兩國兩黨關系冷暖不定、反復無常。當雙方相互失去信任后，無論中國還是朝鮮，對于這種保護與被保護的義務關系，恐怕都不會太當真。于是，朝鮮逐步走上先軍政治和發(fā)展核武的道路，而中國由于朝鮮成為地區(qū)不穩(wěn)定因素也常常陷入無奈和困境之中。

* 田武雄(1984-)，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冷戰(zhàn)國際史、中國當代史。哈佛燕京學社2013-2014年訪問學人(Visiting Fellow)。本文所用部分材料系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期間收集和整理，特此致謝!

[1] 除非特別說明，此處及下文中提到的“聯(lián)合國軍”不包括受聯(lián)合國軍司令部指揮的韓國軍隊。

[2] 詳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修訂版)下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2012年6月第1次印刷，第545-555頁。

[3] 根據(jù)美國國務院情報中提供的數(shù)據(jù)估算。參見Microfilm：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Special Files, Korea, First Supplement, 1951-1966, Reel 7, pp. 569-573.

[4] 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修訂版)下卷，第570-575頁。

[5] 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修訂版)下卷，第571頁。有關此點的史實討論詳見下文。

[6] 參見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lián)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xù)(1946-196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第147-194頁;沈志華、董潔：《朝鮮戰(zhàn)后重建與中國的經濟援助(1954-1960)，《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8-57頁;沈志華、董潔：《中朝邊界爭議的解決(1950-64年)》，(香港)《二十一世紀》第124期，2011年4月號，第34-51頁;沈志華：《朝鮮戰(zhàn)爭期間的中朝同盟》，《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第4-13頁;等等。本文的構思最初即受沈志華教授相關論文的啟發(fā)，文中所引用的部分蘇聯(lián)檔案資料由沈志華教授和金東吉副教授慷慨提供，特此致謝!

[7] 1956年8月朝鮮勞動黨中央全會期間，因公開批評金日成的經濟和人事政策以及朝鮮勞動黨內存在的個人崇拜現(xiàn)象，朝鮮勞動黨高級干部崔昌益、樸昌玉等人被解除職務，還有幾位中央委員被開除黨籍。同時，被解除職務和開除黨籍的若干人悄悄離開會場，越境潛往中國。這一事件史稱1956年朝鮮勞動黨內“八月事件”。

[8] 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lián)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xù)(1946-1961)》，第181頁。

[9] 參見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lián)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xù)(1946-1961)》，第179-184頁。

[10] 詳見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lián)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xù)(1946-1961)》，第177-179頁。

[11] 毛澤東接見尤金談話記錄，1956年11月30日。轉引自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普扎諾夫工作日志，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15;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伊萬諾夫(Ивано?в)工作日志，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87-313;Report of the Soviet Embass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for 1956, RGANI, Fond 5, Opis 28, Delo 409, 1.141. 轉引自Christian F. Ostermann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16, Fall 2007/Winter 2008, p.461.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6頁。

[13] 1957年6月4日，朝鮮外務相南日曾以個人名義向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普扎諾夫試探性提出中國軍隊撤至鴨綠江邊中國一側的想法。但筆者尚未見到有史料證明朝方明確向中方表露過這一想法。參見”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4 June 1957″ June 04,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P. 72, Delo 5, Listy 114-130.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623，2013年2月16日訪問。NKIDP(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即北朝鮮國際文獻項目，由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的項目之一，致力于搜集、整理、翻譯和公布關于朝鮮的檔案文獻。本文使用的不少檔案即該中心網站發(fā)布的檔案英譯本。

[14] 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第16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楊尚昆日記(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86、289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33、241頁。

[15] “From the Journal of A. M. Puzanov, Record of a Conversation with Kim Il Sung” November 13,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Delo 5.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32，2013年2月23日訪問。

[16] 尤金關于莫斯科會議與毛澤東談話備忘錄，1957年11月9日，АРАН，ф.1636，оп.1，д.199，л.1-6。

[17] 1957年11月9日與尤金會談時，毛澤東說，“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對中國志愿軍撤出朝鮮的，在這次會面期間他答應將慎重地考慮這個問題。”1956年9月18日和23日與蘇聯(lián)領導人米高揚的兩次會談中，毛澤東就提到“我們是愿意撤兵的”，“志愿軍在那里是金日成要求我們留下的”。毛澤東還說，“志愿軍回來，將來有事還可以去嘛!金日成就是看得近，他應該看得遠一些。”參見毛主席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23日;尤金關于莫斯科會議與毛澤東談話備忘錄，1957年11月9日，АРАН，ф.1636，оп.1，д.199，л.1-6。

[18] 周總理接見蘇聯(lián)尤金大使談話記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

[19]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2-15，475頁;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1頁。

[20] 據(jù)披露，1958年中國人民志愿軍從朝鮮全部撤回國后，“一部分官兵脫下征衣，參加經濟建設;大多數(shù)部隊開赴東北、華北、西南等戰(zhàn)略方向，加強國防建設。”參見徐平、高強：《對1956-1958年軍隊精簡整編的重新估價》，第六屆國史學術年會論文集：“毛澤東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的探索”，長沙，2006年9月，第674頁。

[21] 毛澤東接見尤金談話記錄，1956年11月30日。鐵托(?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lián)邦共和國締造者，曾任南斯拉夫總統(tǒng)、總理。匈牙利事件后，鐵托在普拉發(fā)表演說，認為匈牙利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其根源是斯大林主義。毛澤東認為普拉演說“沒有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反而破壞了這種團結。它不利于社會主義，而有利于帝國主義。”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9頁。

[22] 1956年11月30日，毛澤東與尤金會談提出撤軍想法時，就明確指出“金日成不喜歡我們幾十萬志愿軍留在朝鮮。他要趕我們走。”

[23] “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4 June 1957″ June 04,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P. 72, Delo 5, Listy 114-130.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24] 《我政府應邀將派代表團訪問朝鮮》，《人民日報》1957年12月31日，第1版。

[25] 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第3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520頁;郭志剛、王成志、齊德學等：《較量：抗美援朝戰(zhàn)爭紀實》，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473頁;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修訂版)下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571頁;馮東興、任東來：《1958年中國從朝鮮撤軍與中美外交交涉》，《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3月，第83頁。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傳：1898-1976》對于金日成所提兩套方案的敘述是準確的，可惜后來的論著都沒有參照。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371頁。

[26] 參見周總理接見蘇聯(lián)尤金大使談話記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372-374頁。

[27] “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4 December 1957″ December 04,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Delo 5.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53，2013年2月23日訪問。

[2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68-269頁、第288頁腳注(1)。

[29] “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17 December 1957″ December 17, 1957, AVPRF F. 0102, Op. 14, Delo 6, Listy 14-25.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56，2013年2月23日訪問。

[30] 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伊萬諾夫工作日志，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87-313。

[31] 周總理接見蘇聯(lián)尤金大使談話記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筆者尚未看到1957年12月25日金日成致毛澤東的信，只能通過周恩來向尤金的轉述了解其內容。

[32] 1951年2月1日，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確認中國是朝鮮的侵略者，要求中國停止侵略行動并從朝鮮撤軍。見Sydney D. Bailey, The Korean Armistice. London: Macmillan, 1992, p.212. 1958年面對要求撤軍的壓力時，聯(lián)合國軍方面即以聯(lián)合國決議為由，歡迎中國軍隊撤離朝鮮，但拒不將聯(lián)合國軍撤離韓國。

[33] 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伊萬諾夫工作日志，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87-313;毛澤東接見尤金談話記錄，1956年11月30日;蘇聯(lián)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顧悌柯夫向陳云副總理遞交蘇聯(lián)政府邀請周恩來總理訪蘇的信函并通報蘇方對朝鮮擬要求聯(lián)合國討論朝鮮形勢的看法，1956年12月16日，109-00743-10，第52-54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蘇聯(lián)駐華使館1956年工作報告，1957年4月18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39-143。

[34] 毛澤東接見尤金談話記錄，1956年11月30日。納吉(Nagy Imre)，1956年匈牙利事件時擔任匈牙利政府總理，曾宣布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并試圖請求聯(lián)合國幫助匈牙利保持中立。蘇軍鎮(zhèn)壓匈牙利事件后被逮捕，1958年被秘密審判后以叛國罪處決。

[3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63頁。

[36] 1-14/1-1958.94，張106-108，吉林省檔案館藏。轉引自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lián)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xù)(1946-196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第181頁。

[37]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1075、1077頁。毛澤東與張聞天談話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根據(jù)當時背景判斷，涉及志愿軍撤軍問題的可能性很大。

[3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1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0頁。筆者尚未看到張聞天所擬撤軍方案稿的原文，只能根據(jù)《周恩來年譜》和《毛澤東年譜》的轉述以及毛澤東1958年1月24日給金日成回信的內容進行分析。

[3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37頁。

[40] 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37-39頁;《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72-374頁。

[4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70頁。

[42] 參見謝皮洛夫呈蘇共中央的請示，1957年1月4日，轉引自沈志華：《中國“旋風”：周恩來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響》，《冷戰(zhàn)國際史研究》第6輯，2008年，文后附錄檔案第139頁;”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4 June 1957″ June 04,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P. 72, Delo 5, Listy 114-130.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4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17-118頁;周總理接見蘇聯(lián)尤金大使談話記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

[44] 《報與蘇外交部遠東代司長談話內容》，1958年1月16日，109-01813-01，第1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

[45] 《張付部長接見蘇聯(lián)尤金大使談話記要》，1958年1月23日，109-00828-05，第44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

[4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37-39頁;《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72-374頁。

[47] 參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發(fā)表聲明》，《人民日報》1958年2月6日，第1版。朝鮮政府發(fā)表的聲明只是將毛澤東信中所提意見顛倒了次序，并增加了要求南朝鮮裁軍的內容。

[4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268-269頁;周總理接見蘇聯(lián)尤金大使談話記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

[49] 《認真做好撤軍中的保密工作 志愿軍司令部提出十條要求》，《志愿軍報》1958年3月15日，第674期，第3版。

[50] 一般只交待回國時間，只字不提不提回國后的駐防位置。即便提到回國后去向，也很籠統(tǒng)。如“中國人民志愿軍各部隊分批撤出朝鮮回國后，按照中央軍委的部署開赴祖國各地，積極投身到建設和保衛(wèi)社會主義祖國的行列。”見軍事科學院戰(zhàn)爭理論和戰(zhàn)略研究部主編：《中國人民志愿軍軍戰(zhàn)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5月，第214頁。

[51] 《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修訂版)下卷，第572頁。

[52] 朱楹、溫鏡湖撰稿、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620頁;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3頁。

[53] 本書編輯組編：《周恩來與外國首腦及政要會談錄》，北京：臺海出版社，2012年，第153頁。據(jù)楊勇1月28日給彭德懷的報告，留駐東北的兩個軍是第一批撤回國的第16和第23軍。參見姜峰、馬曉春、竇益山等著：《楊勇將軍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8月，第345頁。

[54] 《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修訂版)下卷，第575-576頁。

[55] “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in the DPRK A. M. Puzanov for 27 May 1958″ May 27, 1958, AVPRF F. 0102, op. 14, delo 6, p.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6026，2013年2月17日訪問。

[56] 參見馮東興、任東來：《1958年中國從朝鮮撤軍與中美外交交涉》，《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3月，第82-89頁。

[57] 詳見《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修訂版)，第581-590頁。

來源:《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作者:田武雄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1958年從朝鮮全部撤軍方案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