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戰爭既顯示了日本這個盟國對美國的重要性，卻又加深了相互的不滿。日本向海灣地區派遣非戰斗支援人員的勉強態度、出手援助的拖延，以及與美國的討價還價，使它遭到西方和阿拉伯國家的批評。甚至日本為戰爭提供的財政支持(總共130億美元，超過海灣地區以外的任何國家提供的財政支持)和在海灣地區部署掃雷艦也沒有為日本贏得多少贊譽和感激。這自然使日本人感到憤憤不平。1991年3月，美國的“哈里斯民調”顯示，只有22％的美國人認為日本對“沙漠風暴”的貢獻是足夠的，73％的受訪者認為不夠；民調還表示，56％的受訪者因為日本在海灣戰爭中的表現對日本的看法更加負面了；68％的人認為美國應該對日本采取更加強硬的路線；72％的人甚至認為，日本對美國的經濟威脅比蘇聯對美國的軍事威脅更嚴重。⑧一些美國人對日本作為盟國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日本威脅論”在美國盛行，“敲打日本”成為一種時尚。而在日本，許多人擔心美國所倡導的“全球伙伴關系”可能會導致美國發號施令而由日本付賬。一旦海灣戰爭結束，對美日同盟的支持即迅速受到銷蝕。⑨

1993年8月9日，日本細川護熙聯合政權誕生，這是38年以來首個非自民黨政權。1994年2月，細川首相成立防護問題懇談會。懇談會的最終報告于1994年8月發表，主張“從冷戰防衛戰略轉向多角度安全保障戰略”，引起了美國的警惕。⑩

為兌現競選時提出的“振興美國”的口號，克林頓上任以后，立即于1993年2月26日發表演說，要實現與日本的貿易和投資機會的大致均等。(11)當時美國很多人認為冷戰結束后美國將會把經濟繁榮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選擇。克林頓政府在執政最初兩年期間，把貿易爭端問題視為處理對日關系的重中之重。雙方貿易爭端激烈，日本強調自由貿易，美國強調“公平和有管理的貿易”(fair and managed trade)。日本對美國的壓力竭力抵制。宮澤首相在1993年4月16日第一次會見克林頓時就強硬表示：“日美兩國的經濟繁榮建立在我們深深的經濟相互依賴的基礎上。文明必須立足于自由貿易的原則，以合作的精神來培育這一關系。這不能用管理貿易或在單方面措施的威脅下來實現。”(12)1994年2月，細川首相訪美，直截了當地拒絕了美方旨在減少對日貿易逆差的數值指標要求，在日本國內獲得廣泛稱贊。同年3月，克林頓簽署法令，重新祭起“超級301條款”這根大棒。在美國的強烈要求下，日本被迫同意就電信、公共采購、保險、金融服務、汽車和汽車零部件進行談判。最棘手的是關于汽車和汽車零部件的協議，直到實施超級301條款規定的懲罰措施——對幾乎所有從日本進口的豪華轎車征收100％關稅——的最后期限(1995年6月28日)才達成協議。(13)

冷戰結束后的亞洲，沒有一個應對安全問題的機制，而地區的安全形勢卻沒有因為蘇聯的解體而變得太平無事。一些舊有的熱點沒有消失，新的問題又浮現出來。朝鮮半島形勢持續緊張，冷戰還在繼續。1993年5月，朝鮮發射的一枚新改良的“勞動-I”型彈道導彈落入日本海。與此同時，朝鮮的核問題又浮出了水面。臺海地區的形勢也不穩定。1995年5月，李登輝訪美，中國政府在與美國進行嚴正交涉的同時，在東南沿海進行了軍事演習；1996年春，為了震懾“臺獨”勢力，又在臺灣海峽進行了導彈演習。美日雙方都十分關注臺灣海峽的事態發展。朝鮮半島和臺海形勢是美日調整同盟關系的重要外部因素。

美日關系的狀況使美國一些戰略界人士感到憂慮。1994年4月，美國前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評說，“克林頓政府已使日本同美國的關系處于嚴重的危險之中，而這種關系又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在亞洲的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關鍵。”(14)美國官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Joseph Nye)。他在1994年提出，美日同盟關系不能再這樣隨波逐流，要求克林頓政府重視日本的戰略價值，并對同盟關系進行全面審議。(15)1994年7月，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基于三個支柱：安全、經濟、民主，安全被重新置于首位，改變了先前把經濟置于首位的做法。從1994年10月到1996年4月，美日兩國就冷戰結束以來的安全關系進行了廣泛的雙邊審議。由于這項工作是由約瑟夫?奈提議的，美國方面也是由他主持的，在新聞媒介中普遍將其稱為“奈倡議”。

1995年2月，美國國防部發布了《東亞安全戰略報告》。這份由約瑟夫?奈主持制定的報告指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有三個組成部分：第一，加強美國的同盟體系，確定后冷戰時代同盟體系的新基礎，這是美國戰略的“心臟”；第二，保持美軍的前沿部署，“美國的軍事存在將繼續是美國在這一地區安全中發揮作用的巖基”。報告明確宣布，冷戰后美國削減海外駐軍已經結束，美國將在東亞地區保持約10萬駐軍；第三，發展地區機制。報告論證了保持美日同盟的必要性：“亞洲仍然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緊張和聚集了大量軍事力量的地區，維護亞洲的同盟體系是保持地區穩定和促進美國對亞洲關鍵問題的影響的基礎，這與美國利益息息相關。”“鑒于日本的經濟和政治分量，它在美國構筑適合于后冷戰時代地區和國際秩序的努力中是一個天然伙伴。”報告一再強調，“再沒有比美日關系更重要的雙邊關系了。美日關系對于我們在太平洋的安全政策和全球的戰略目標都是一個基礎。我們與日本的安全同盟是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政策的關鍵”。針對當時美國社會中一些人以經貿問題“敲打日本”的傾向，報告警告說，“美日整體關系有三個支柱：安全同盟、政治合作，以及經濟貿易。我們不能允許貿易摩擦破壞我們的安全同盟，但是為了維護公眾對兩國關系的長期支持，也必須在解決基本的經濟問題方面取得進展。”三個支柱面面俱到，但重點是強調安全關系的重要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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