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權主義興起之前，歐洲人有過兩次建立秩序的失敗嘗試：一次是資本主義，一次是社會主義。這兩種主義看似水火不容，實則分享了同一種人性觀——“經濟人”，說得更明確一些，就是“人類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是實現社會目標的方法。似乎只有經濟上的滿足，才是對社會重要且有意義的事”。

資本主義曾經自信地認為能夠“自動”實現自由和平等，但事實卻是，經濟的自由雖然導致物質富足，卻無法實現平等，階級沖突和社會撕裂不減反增，“這個事實摧毀了20世紀歐洲人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信仰”。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品和拯救者，蘇聯同樣沒有實現自由平等的理想。蘇聯的強大吸引力在于它承諾會帶來“新的社會秩序”及“建立平等”，德魯克認為他們“無法奠定真正的自由”。

分析至此，德魯克得出結論，導致經濟人的末日，并且催生極權主義興起的并非資本主義的失敗。社會主義是經濟人的最后一搏，這場斗爭一旦未果，意味著“再無可能調和經濟領域的至高無上性與對自由平等作為社會之真正目標的信念”。

這就是德魯克眼中歐洲大陸正在發生的事情：舊有的社會政治秩序已然土崩瓦解，廢墟之上，絕望中的群眾亟需一種力量來填補真空，重建秩序。在德魯克看來，資本主義和其他主義都無法實現自由平等的社會理想，傳統的基督教會同樣難堪大任，它只能“提供個人的避風港和精神寄托”，無法成為建設性的社會力量，“賦予群眾一個新社會秩序的理性”。面對戰爭和失業這兩個現代社會的惡魔，絕望的歐洲人亟需出現一個驅魔者，哪怕這個驅魔者看上去粗鄙不堪像個小丑，哪怕這個驅魔者本身就是偽裝的魔鬼。

萬萬不可將這里的魔鬼人格化為希特勒，在經濟人末日被召喚出現的魔鬼，不是某種人格化的存在物，而是“法西斯主義下的非經濟社會”。

《經濟人的末日》立足于兩個前后相因的判斷：“經濟人社會已經走向末日”，以及“非經濟社會的誕生具有必然性”。對此我們至少存在兩種回應方式：一是接著德魯克往下說，追問“非經濟社會”的可能性及其具體形態;二是反思檢討“經濟人末日”這個判斷的有效性。

如果接著德魯克往下說，那么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德魯克的基本取向不是回到過去(比如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或者前工業社會)，而是超越現在(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人社會)。“非經濟社會”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不把經濟人作為社會的基本組織原則，但是其具體構想到底怎樣?無論在《經濟人的末日》還是三年后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都言之不詳、付之闕如，很顯然德魯克只有一個模糊的愿景。1950年代以后他從宏大理論轉入管理學領域，表面上看偏離了“非經濟社會”這個理想，實則是在“曲線救國”，因為他的基本判斷是：“唯有讓社會釋出新的基本力量，才有辦法真正抵御極權主義的攻擊。”管理學的思路著眼于現代公司制度下的人的組織方式，以此對抗經濟人的基本理念和組織原則，只是尺度從國家縮小到了公司。

在德魯克的構想中，不管“非經濟社會”的具體形態是什么，都必須實現自由與平等這兩個基本價值。這是甄別真假“非經濟社會”的照妖鏡，“法西斯主義的非經濟社會”之所以是一條邪路，理由正在于此。

根據德魯克的觀察，過去的革命好比“新瓶換舊酒”：打破舊制度的外立面(facade)時毫不猶豫，代以新形式和新口號也干脆利落，但舊制度的“里子”——社會的實質內涵卻改變得異常緩慢。相比之下，法西斯主義者的做法卻是“舊瓶裝新酒”，舊秩序的實質被無情地摧毀，最表層的舊形式卻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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