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秩序變遷與中國的選項
摘要：2008年金融危機后,國內外對以美國和西方為基石的現有國際秩序及其未來的討論顯著增加,但相關研究成果大都既缺乏關于國際秩序的可操作的評估框架,又缺乏對歷史上的國際秩序變遷案例的實證分析。在構建相對完善的關于國際秩序的定義和評估框架的基礎上,通過考察自1800年以來重大的國際秩序變遷案例,可提供如下可能的中國選項,即中國仍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只要認定任何國家都無法真正從外部阻擋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靠國內的改革和開放的話,中國需要做的就是沉著冷靜,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基礎上,治理好自己,盡可能與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共同推進國際秩序的穩步改進,從而造福世界。
一、國際秩序、秩序變遷及其評估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機后，國內學界對國際秩序及其變遷的討論顯著上升。對此，有國外學者認為以美國和西方為基石的現有國際秩序面臨空前挑戰，甚至已近崩潰?；诖耍瑢W者們對中國在未來國際秩序塑造中應扮演的角色也作出了一定的研判。
對于一個大國，特別是新興大國而言，如何與既有的國際秩序相處，如何在國際秩序的變遷中扮演恰當的角色，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判斷國際秩序的變遷，需要嚴謹定義國際秩序，并提供一個可能的評估框架。討論中國的合理選項，則需要進行基于實證的而不僅僅是道義的考察。
“英國學派”的開創者之一赫德利·布爾于 １９７７ 年出版的 《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可以說是當代國際關系對國際秩序進行理論研究的起點。１９８１ 年，羅伯特·吉爾平出版了 《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遷》，從霸權穩定和霸權戰爭的視角詮釋了國際秩序變化的動力。由于布爾的討論更加豐富，分析框架也更加包容，其對后來的研究影響更大。但布爾關于秩序的定義和討論也是有缺陷的，如將行為體的行為 （外交、戰爭）與秩序中的制度混為一談，并顯示出強烈的 “西方中心主義”等。
冷戰結束后的國際秩序研究大體上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文獻主要從道義角度來討論既有國際秩序的好壞、可能的變化趨勢，以及是什么樣的國際秩序才更合乎一定的道義標準。這類文獻基本不從實證角度來討論國際秩序的構建和維持。第二類文獻則主要討論既有霸權國和崛起國對當今國際秩序以及未來國際秩序走向的影響。進入２１ 世紀，這一類文獻重點關注的是中國、俄羅斯等金磚國家與美國及歐盟的互動，仍缺乏對歷史中的國際秩序變遷的實證研究。其中，國外學者的研究更關心如何將中國吸收到既有國際秩序中，中國是否已經或正在融入既有的國際秩序，以及中國將會追求什么樣的國際秩序，而對于中國在國際秩序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及可能選項的討論則明顯不足。第三類文獻是少數側重從實證角度研究歷史中的國際秩序變遷的成果。但是，這類研究普遍缺乏對國際秩序的嚴謹定義及評估框架。
基于此，本文將提供一個相對完善的關于國際秩序的定義和評估框架，并通過考察自 １８００ 年以來重大的國際秩序變遷案例，來討論中國可能的合理選項。秩序是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哲學等多個學科的核心問題。但一直以來，學術界既沒有一個關于秩序的統一定義，更沒有一個能夠用來評估的基本框架。本文認為秩序是 “一個社會系統內的可預測性 （可預見性）的程度，而這種可預測性通常是因為在一個社會系統內部，行為體的行為、社會交往以及社會結果均受到了一定的調控?！边@就意味著，只要一個社會系統出現了一定的可預測性，就可以認定該社會系統是有秩序的。國際秩序就是國際系統中的秩序，而其在時空中的變化即是所謂的 “國際秩序變遷”。基于此，可以提出一個國際秩序變遷的四維評估框架。
第一，覆蓋空間和領域的廣度。一個秩序可以覆蓋次地區、地區或者全球等不同空間范圍。從國際關系史來看，真正全球意義上的國際秩序恐怕在冷戰結束后才真正出現。同時，國際秩序還可以覆蓋不同的領域，如政治、經濟等。顯然，覆蓋的空間和領域越大，秩序建立和維持的難度越大，建立和維持的成本也會越高。
第二，秩序對權力的相對集中或者壟斷。自進入等級社會之后，人類社會的秩序都是建立在對權力不同程度的相對壟斷基礎之上的。因此，秩序內的權力分布是度量該秩序的一個關鍵維度。秩序內權力分布的顯著變化（大致可以理解為權力的轉移）通常會導致秩序的重要變化。當然，秩序內的權力分布與該秩序的和平與穩定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第三，制度化的程度。任何秩序的延續，除了需要依靠權力的強制力，還必須通過制度和規范來規制人們的行為。因此，秩序的制度化程度是度量秩序的另一個核心維度。一般情況下，制度化程度越高，秩序的穩定性就越高，擁有該秩序的體系也越和平。而制度化的程度可以從兩個亞維度度量。一個是制度化的密度，也就是秩序內的制度對行為體的行為、交往以及社會結果的規制的細致程度。另一個制度化的深度，即秩序內的制度對不同領域中的行為體的行為、交往以及社會結果的規制的觸及深度。一個秩序內的制度化密度越大、深度越高，制度化的程度也越高。當然，制度化程度越高并不一定意味著這個秩序就越好。
第四，制度被內化的程度。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內化的程度可以視為自覺遵守規則的程度。一般情況下，制度被內化的程度越高，秩序越穩定。但是，制度被內化的程度更高并不意味著秩序更好。
當上述四個維度中的任一維度發生顯著變化，例如，秩序的覆蓋廣度出現了顯著的收縮或者擴展，或者其內部的權力分布有了顯著的變化，或者支撐它的基石性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遷，即可以認為該秩序發生了顯著的變遷。由此可見，國際秩序變遷的核心動因即秩序所覆蓋區域的變化、秩序內權力分布的變化、秩序內制度化程度的變化 （特別是其基石性制度的變化）。其中，制度變遷的核心動力是通過權力的選擇和支持將一些特定的觀念變成制度。
二、歷史中的國際秩序變遷
在國際系統中，國際秩序的重要變遷是屈指可數的事件。因此，本文將基于國際秩序的定義和國際秩序變遷的評估框架，對１８００ 年之后所有重要的國際秩序變遷案例進行考察。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論述基于兩點基本認識。一是帝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際秩序，更大程度上是國內秩序。與此不同的是，美國將西班牙和英國逐出美洲后建立的以美國為中心的 “半帝國”可以說是一個具有等級特征的國際秩序。二是秩序不等于霸權，霸權國也不一定建立秩序，至少不一定建立非常制度化的秩序。比如，“美國治下的美洲”秩序就沒有太多制度保障。從理論上來說，秩序也可以不依賴于霸權國而存在和維持。當大多數國家都支持和遵守既有秩序中的基石性規則時，該秩序即便沒有霸權國也可以維持。
（一） １８１５ — １９３９ ：歐洲的 “百年和平”與 “二十年危機”
拿破侖戰爭之后， １８１４ 年至 １８１５ 年的 “維也納和會”確定的 “歐洲協調”的歐洲國際秩序是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個地區性國際秩序。一般認為，這一秩序為歐洲帶來了一百年的 “和平”，之后才是一戰和 “二十年危機”。但這一地區性國際秩序至少經歷了以下幾次沖擊：１８４８ 年的革命浪潮、 １８５４ 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以及 “歐洲協調”的崩潰、 １８６６ 年的奧匈帝國與普魯士的戰爭、拿破侖三世與俾斯麥的對決和 １８７１ 年德國的統一。這一秩序在 １８９０ 年左右開始出現全面性的危機。
對這一秩序的根本性沖擊來自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遺產。盡管拿破侖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侖曾經的勝利征服使得歐洲再也回不到過去。
法國大革命給歐洲乃至世界帶來了兩個沖擊性的理念：一個是個人自由，一個是民族主義。前者要求凌駕于臣民之上的皇帝和國王都成為歷史，或者被推翻、或者建立君主立憲制、或者徹底走向共和。后者則要求 “民族自決”，即所有的帝國都應該解體而讓 “族者有其國”。前者的沖擊從 １７８９ 年開始，在拿破侖戰敗后稍稍沉寂了幾年， １８２０ 年后又開始風起云涌，到 １８４８ 年席卷幾乎整個西歐而得到基本實現。
民族主義對多族群帝國的沖擊雖然因為 “歐洲協調”的存在而得到遲緩，但一直暗流洶涌。意大利和德國的最終統一標志著民族主義對西歐的沖擊達到了新的高度，之后幾乎所有的多民族帝國都面臨著解體的可能性，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西（中）歐得到基本實現。不僅如此，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和德國的最終統一意味著歐洲大陸的一對核心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維也納和會”開啟的歐洲秩序下的和平主要靠聯盟之間的權力平衡來支撐，其內部和平的主要機制是基于聯盟之上的威懾。整個秩序內部的穩定與和平并沒有太多的制度成分，更談不上制度的內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諸如領土完整、國家版圖不得被強行改變、侵略是非法的等保障和平的根本性制度，在該秩序下均未被主要大國接受。事實上，除了英國之外，歐洲大陸的主要大國和許多小國都希望擴張新的領土或者奪回失去的領土。因此，總體而言，整個歐洲系統仍舊主要是一個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世界”，盡管它已經在向一個 “防御性現實主義的世界”邁進。１８１５ 年至 １９１４ 年間的歐洲國際系統遠沒有那么和平。
１８７１ 年德國統一之后，經濟快速增長，導致歐洲系統的整體權力格局發生了顛覆性變化。１８９５ 年，德國超過法國和沙俄而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是僅次于英國的歐洲第二大經濟體 （此時，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１８７１ 年至１９１４ 年間的德國還是不夠強大。它沒有超過英國，更沒有超過美國或者英法之和（見文后附表）。因此，當德國急于和英法爭奪非洲，并展開與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從而促成英國和法國的聯盟之后，德國的崛起進程變得舉步維艱。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西歐局勢大致可以用 “二十年危機”來概括。１９１９ 年的“凡爾賽和約”埋下了二戰的種子。不過，德國對國際秩序的再次挑戰同樣是幾乎注定失敗。一方面， １９３９ 年的德國仍然不夠強大。盡管德國在 １９３９ 年已經超過英國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德國的經濟總量仍沒有超過英國和法國的經濟總量的總和，更談不上超過英法俄的經濟總量的總和。另一方面， １９３９ 年的美國已是超級經濟大國，英國和德國加起來的經濟總量都不及美國的經濟總量大。在人均 ＧＤＰ上，美國也早已遙遙領先于德國和英國，更不用說美國還能聯合英法俄。
（二） １８４０ — １９４５ ：東 （北）亞中華秩序的崩潰和日本帝國的失敗
大體說來， １８４０ 年前的東亞 （特別是東北亞）國際秩序是一個以中華帝國為支點，具有高度等級性的地區秩序。當中央帝國穩定時，東 （北）亞的國際系統通常是一個貿易穩定、戰爭相對有限的體系。
１８４０ 年，英國的整體經濟總量遠遠不如當時的清王朝。但是經過了工業革命后的英國已經是世界第一技術強國。憑借堅船利炮，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勝清王朝，以中華帝國為支柱的前現代的東（北）亞秩序至此開始動搖。需要指出的是，在戰勝清王朝后，英國并沒有試圖殖民整個清王朝，而是依托英國的海上優勢來控制清王朝的沿海貿易。這一（半）殖民制度安排為日后各西方殖民者各自劃定租界，同時又為清王朝基本保持獨立和主權奠定了基礎。
半殖民秩序在中國維持了大約５０年后逐漸被日本打破。作為非西方世界中第一個初步實現現代化，同時又認定東（北）亞還應該回到一個等級國際秩序的日本是當時東 （北）亞國際秩序的真正挑戰者。繼１８９４ — １８９５ 年戰勝清王朝， １９０４ — １９０５年戰勝沙俄、 １９１０ 年正式吞并朝鮮、 １９１９ 年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后，日本構建一個以其為核心的中央帝國的新東 （北）亞等級國際秩序的目標和決心變得更加堅定。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國際局勢對日本非常有利。１９３３ 年之后，納粹德國崛起，英法無暇東顧。因此，西方列強甚至在日本全面侵華時也沒有真正阻止日本。直到日本于１９４１ 年偷襲珍珠港之后，西方列強才開始和中國聯手，并最終挫敗日本建立 “大東亞共榮圈”秩序的野心。至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后試圖重建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東 （北）亞等級國際秩序的努力徹底失敗。
東 （北）亞地區在二戰后分成兩部分而分別被并入美國或蘇聯治下的東西方國際秩序之內，直到１９７２年中美破冰之后才逐漸被打破。日本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曾經試圖主導東（北）亞國際秩序。但之后，日本經濟泡沫、德國統一、冷戰后美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都讓日本的國力相對下降。隨著中國國力的快速增長，不僅由日本主導東（北）亞國際秩序變得更加困難，冷戰后由美國完全主導東 （北）亞國際秩序的態勢也變得難以維持。時至今日，東（北）亞國際秩序仍未完全定型。
（三） １８６５ — １９０６ ：“美國治下的美洲”秩序的建立
現有研究認為，英國將美洲和平交接給美國是一個國際秩序和平轉變，或至少是權力和平轉移的極佳案例。更有一些學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英國和美國的“（文化）親緣關系 （認同）”以及他們類似的民主制度。但這樣的闡釋并不準確。１８０３ — １８５３年間，美國通過購買路易斯安那 （ １８０３ ）、吞并弗羅里達 （ １８１０ —１８１３ ）以及對墨西哥的戰爭 （ １８４６ — １８４８ ），完成了其大陸擴張并基本奠定了美國的版圖。１８５０ — １８６５ 年間，因為奴隸問題以及隨后的 “南北戰爭”（１８６１ — １８６５ ），美國的領土擴張一度停止。
南北戰爭 之 后， 美 國 經 濟 開 始 爆 發 式 增 長， 其 年 均 經 濟 增 速 高 達 ４％ 。１８７５年美國經濟總量正式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１８９５年，美國經濟總量已經是英國的 １．５ 倍，盡管英國的人均 ＧＤＰ 仍領先于美國 （見文后附表）。但此時的美國正在全心全意經營美洲，而英國則需要統治一個龐大的 “日不落帝國”。
１８９８ 年美西戰爭之后，美國實際主宰了美洲。而面對來自多個戰線的挑戰，英國只能進行戰略收縮。第一，德國在歐洲的崛起勢不可擋。德國統一之后超越法國而成為歐洲第二大經濟體以及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英國不再是歐洲的霸權國，而是成為多個大國中的一個。１８９７ 年英國威脅要對德國進行海上封鎖后，德國于 １８９８年開始海軍造艦計劃，向英國海軍對公海的統治發起挑戰。第一次 “摩洛哥危機”后，受到英法挑戰的德國開啟了新的海軍造艦計劃。第二，沙俄對英屬印度的威脅。從 １８３０ 年起，沙俄一直在向中亞擴張，到 １８８５ 年基本完成了對中亞的征服，直接威脅到英屬印度。第三，日本在東亞的崛起。繼甲午戰爭擊敗清王朝、日俄戰爭擊敗沙俄之后，日本開始對英國在遠東的利益構成現實挑戰。第四，第二次 “英布戰爭”嚴重消耗了英國的國力，以至于當時的英帝國殖民地部長張伯倫都承認，大英帝國已經是一個 “疲憊的巨人”。
面臨多方面的威脅以及美國在美洲不可阻擋的崛起態勢，英國通過將其在中美洲有限的存在轉讓給美國以尋求和解，其核心動因即是英國需要集中力量應對來自德國的挑戰。這一大戰略使得英國不僅達成了與美國的和解，還達成了與沙俄的諒解和與日本的聯盟。英國和沙俄于１９０７ 年簽署了 “英俄條約”，從而基本完成了在歐洲孤立德國 （以及奧匈帝國）的戰略。英國更是于１９０２年簽署了 “英日同盟條約”，并且于 １９０５ 年和 １９１１ 年兩次續約。可見，英國讓出美洲以達成與美國的和解不是孤立的行為，而是英國進行戰略收縮以集中力量應對來自德國挑戰的一個關鍵部分。只有在最初的和解達成之后，英美兩國的文化聯系以及相似的政治制度才開始發揮顯著的作用。
這一案例發生的時間和機遇均是罕見的。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在１８７５ 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之后一直到 １９０５ 年，幾乎沒有介入其他地區的事務，而是全心全意地建立其 “美洲帝國秩序”。甚至在牢固地建立了其 “美洲帝國秩序”之后，美國也并沒有急于尋求其對全球性國際秩序構建的領導權。另外，這一秩序的維持并沒有太多的制度因素，而主要是基于美國在該秩序中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超強國力。正因為如此，美國在美洲系統中幾乎為所欲為，肆意侵犯這一系統中其他國家 （特別是中美洲國家）的主權。這一狀況直到 ２１ 世紀才基本結束。
（四） １９１４ — １９４５ ：美國主導的西歐／北大西洋秩序
如前所述， １８７１年德國統一之后，英國再也不是一個獨立主導歐洲秩序的霸權國，而只是歐洲力量天平上最重要的砝碼之一。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美國開始深刻介入歐洲事務。但一戰結束后，英法仍希望由自己來主導歐洲事務，或最多由它們和美國一起平等地主導歐洲事務。英國和法國都認定自己還有可以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空間。英國想用其對國際聯盟（以下簡稱 “國聯”）的支持換取美國對英國 （和法國）的安全支持與經濟支持。法國則試圖用其對國聯的支持來換取美國 （以及英國）對德國的嚴厲懲罰。甚至意大利也提出 “平等的和平”，與美國討價還價。總之，一戰后，盡管美國的國力已經足夠強大，英法和其他主要歐洲國家并不愿意被美國領導。
不過，在這一歷史時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影響世界的兩大理念。一個是民族自決。這一理念在一戰后獲得廣泛接受，國際聯盟依此設立的 “托管制度”為諸多地區的最終獨立奠定了基礎。二是集體安全。盡管沒有得到切實遵守，國際聯盟還是第一次嘗試用國際法來阻止侵略并推動集體安全。毫無疑問，在威爾遜推動下建立的國際聯盟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所倡導的理念為之后聯合國的基石性制度奠定了基礎。
二戰后，隨著美國的國力進一步提升，此時的歐洲國家 （包括英法）已經無力與美國討價還價，轉而紛紛請求美國的 “拯救”。挪威史學家蓋爾·倫德斯塔德曾經說過， １９４５ 年之后美國主導西歐秩序是 “一個受邀而建立的帝國”。
（五） １９４５ — １９９１ ：“東方”秩序的崩潰與 “西方”秩序的擴張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 １９４５ 年的世界并不是一個 “兩極世界”，最多只能在軍事方面這么說。１９４５ 年，美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 ＧＤＰ 遙遙領先 （見文后附表）。美國治下的國際秩序 （即 “西方陣營”）和蘇聯治下的國際秩序 （即 “東方陣營”）的競爭最終演變為長期經濟增長能力的競爭。
冷戰期間，盡管經歷了石油危機等沖擊，西方陣營整體的經濟增長大大優于東方陣營，特別是雙方核心領導國家的增長。因此，冷戰時期，除了軍事實力之外，美國相比蘇聯的綜合國力優勢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西方陣營相比東方陣營的綜合國力的優勢也是如此（見文后附表）。而在內部團結方面，西方陣營也明顯優于東方陣營。兩大陣營的核心維持手段都是聯盟，輔以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
總體說來，西方陣營內部的團結更加堅定，而東方陣營的內部團結遭遇多次挫折，甚至不得不多次使用武力來維持陣營存在。此外，在競爭戰略方面，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試圖與美國 “和平相處”，但沒有成功。至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又試圖在全球范圍對抗美國，結果是兩個陣營都出現了戰略性失誤：美國卷入越戰，蘇聯則卷入阿富汗的戰爭泥潭。但因為擁有更加雄厚的國力和更加穩固的聯盟，美國最終渡過難關。相比之下，蘇聯的錯誤則因其國力衰落和缺乏穩固的聯盟而被放大。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可能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