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前國民政府構筑國防工事的權衡與實踐 ——以鞏洛區國防工事為例（1935—1937）
鞏洛地區（鞏縣至洛陽一帶，下同）地處沖要，東南依嵩山山脈東與平漢、隴海兩干線交會之鄭州同氣連枝；西控崤山山脈，與邙山相接，西北通山西王屋、曲垣以及陜甘必經之路；南控中原南出之要道；北帶黃河，有通往山西之眾多渡口。自古即為用兵之地，軍事價值甚大?？箲鹑姹l之前，國民政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建設國防工事，期能在對日作戰中發揮作用。
既有相關研究，鮮有涉及這一問題者。本文依據海內外一手檔案，對國民政府修筑鞏洛工事的歷史過程進行全面考析，期能補白，并對中國的抗戰準備工作有所發現。
一、鞏洛區國防工事計劃之醞釀
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深感日本“侵我最急，迫我最甚”。當時參謀本部在所擬的“國防概要”中，對日軍的戰略計劃做出預測，認為日本獨占滿蒙不僅侵犯到中國，也牽涉到蘇聯的遠東利益，因此“日俄之戰”勢不能免，屆時中俄將聯手與日本作戰。而日本若對中國用兵，“當以有力之一部由膠東半島—海州—淞滬—杭州灣一帶登陸”，其目的在于截斷“國軍北上援俄部隊”，進一步“襲擊南京”，以摧毀中國軍民的抵抗信心。此外，根據日本在“華北一帶種種之設施”以及東北局勢判斷，日軍很可能采取先發制人的策略，在與蘇俄開戰前，“以主力侵略我華北”。當時，蔣介石認為，“無論此次對日和與戰”，當以西北為根基。如果首都陷落，即“遷于洛陽”，平時“亦以洛陽與西安為備都”。他提出：與日本決戰的地區“只可定在黃河以南與隴海路以北地區”，洛陽既為備都，又是黃河南岸重鎮，其國防價值立顯。
塘沽協定簽署之后，劃“平東各縣為不駐兵（原為中立）地區”，一旦日本制造事端擴大戰爭，將直犯平津，順勢南下“進占黃河流域”。而且，山東及江、浙、閩等省均有被敵攻擊之虞。根據新形勢，國民政府決定在具體的軍隊部署上“分區防衛”。將抗日的重點置于華北察、冀、魯等省，以“有力之國軍”在這些區域努力抗戰，而另以其中一部置于江浙閩粵一帶以作策應。蔣介石判斷，“倭寇急謀以黃河為中心，山東為根據而侵略中華”。乃計劃“以東南為經濟之基礎，以西北為立國保種之根據，軍事設施一切以洛陽為張本也”。洛陽儼然被設定為中國將來抗日之中心。
蔣介石雖曰洛陽為天下之重，但由于南京國民政府的歷史與政經現實，此時，東南布防仍是重點。在稍后由參謀本部所擬定的中部國防建設計劃中，鑒于財力與人力有限，提出優先在重要的政治經濟及戰略要地“如江、浙、魯、豫、皖、鄂、贛、閩”等省，依照計劃與國力做“最低限度之建設”。該計劃仍將黃河沿岸作為重點部署的區域之一，但考慮到當時中國的沿江沿海地區為“富庶之區，資源所寄”，而日本海軍又處于優勢，故“沿岸要塞及要地”應優先整備。所以，計劃書中規定要塞區主要為“江陰、南京、鎮江、寧波、海州、上海、青島、龍口、煙臺、威海衛”等沿江沿海地區。
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國民政府在1935年的防御計劃大綱草案中，將各個區域的重要地帶劃分為不同等級的防御核心，其中一、二等核心須有“堅固之防御設備及軍事資源之充分準備。三、四、五等核心也“須筑設工事，形成據點”。每個防御核心都應有獨立持久抗戰的準備。草案中將鄭州、洛陽地區都列為四等核心。當年2月27日，蔣介石提出日軍攻擊路線有“由海州向徐州進攻，直趨‘汴、鄭’并橫斷津浦線，威脅首都”的可能，乃將鄭州、洛陽等要點提升為三等核心，并將洛陽作為戰略物資的四個積集主地之一。他制定了具體的防衛要旨，要在黃河南岸“構筑橋頭堡及機槍之掩體”，一切工程需要實地勘測后，分期、分主次進行構筑，要“極端秘密”。3月下旬，蔣介石又做出指示，一是修筑計劃需要規定詳盡的工作進度與期限，以專責成。二是各重要地區分派參謀，以“旅行名義，聯合參、訓兩部及陸大測量局人員”，在詳細偵查后設定三道陣地，并要細化各月的任務。其中，將洛陽與鞏縣列入隴海線之要地。
至此，鞏洛區國防工事建設從醞釀、規劃，進入了準備實施階段。
二、規劃與實際：實踐層面的中央和地方
對于中央的防御規劃，鞏洛地區軍政長官予以積極回應。1935年2月4日，蔣介石電令時任河南省主席的劉峙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校長兼鞏洛警備司令部司令祝紹周，由洛陽軍分校擔任“鞏縣附近之要塞與防空計劃及其設備、地點”的實地偵查，并“隨時在該處實地演習并作業”。實地勘測活動進展很快，4月，劉、祝兩人已經將《洛陽、鞏縣附近地形偵察報告書》整理呈交中央。報告書中分析了洛陽與鞏縣地區的軍事地理，并對陣地設置、工事修筑以及兵員配置等方面給出具體的建議。但工事的修建樣式與類型未加說明，等候中央指示。
6月28日，蔣介石指示，“以洛陽為中心，東至汜水，虎牢關，南至登封，北至黃河北岸”都應作整體計劃，并借助演習秘密修建。6月30日，張治中回電，“擬于圖上研究后，即派員實地偵察，預計兩個星期可以完竣”。7月6日，蔣介石聽取了劉峙的建議，要求參謀本部以預計的敵情來統籌規劃，并要“規定各種工事式樣，派員指導構筑”，以免各自規劃難以實用，經費方面亦須詳細籌劃。參謀本部做出回應，“由第一廳及城塞組會擬方案”，然后呈核。
張治中在其中擔任了聯絡、促成實施的角色。他在接到蔣有關洛陽地區偵察地形手諭后，曾在汴、洛分別與劉峙和祝紹周商談籌辦工事的辦法。劉、祝兩人雖已接到蔣籌辦工事的命令，但表示跟蔣的規劃“稍有出入”，希望參謀本部派員指導具體事宜。于是7月12號張治中與參謀本部次長熊斌聯絡，請參謀本部“速遴選適當人員積極辦理”。10月，參謀本部會商確定黃河沿岸防御工事首要修筑地區為“江蘇之海州、徐州、清江浦，安徽之蚌埠，河南之彰德、沁陽、道口、鄭州、開封、歸德、鞏縣、洛陽等處”。詳細的工事位置則由軍委會銓敘廳廳長林蔚以及參謀部第一廳參加作戰人員及城塞組組員分赴“各區詳加查勘，會同劉、祝兩主任等秘密整修”，并初步打算“秘密興工，期于年底完成”。
在國民政府的考量中，鞏洛區防御工事是沿隴海線防御的一環，其意圖是：如果日軍南下，確保鞏洛一帶能有效拒止日軍渡河，掩護東西交通不被日軍截斷。因此，工事修建是圍繞黃河南岸重要渡河點、制高點以及渡河之后縱深交通線上封鎖之要點來規劃的。
最終選取的工事地點有一百多處，從戰略功能上分為四種：
（一）控制渡河地點，如“狂瀾鎮、西河清、小浪底、王莊、白鶴砦、鐵謝、花園鎮、叩馬鎮、趙溝、東溝、神堤、汜水、河口、孤柏嘴”等著名渡河點；
（二）封鎖交通要道，如隴海鐵路、“鄭洛大道”等交通要道；
（三）鞏固重要區域中心城鎮，如洛陽乃區域經濟、政治中心，交通便利，孝義鎮是鞏縣兵工廠所在；
（四）瞰制區域動向，如侯山、伏山是汜水與鞏縣之間的分水嶺，北臨“汜鞏大道、隴海鐵路及黃河”，東控“滎（陽）、汜（水）”，西瞰“鞏（縣）、孝（義鎮）”。戰術上，選點首要是能充分發揚火力，次求有良好之隱蔽。類型上可分為機槍掩體、小炮掩體與觀測所。
從國民政府規劃實施的136個工事的分布態勢上可以看出，鞏洛區的工事地點主要集中在對黃河南岸的防守。也就是說，盡管國民政府在工事位置的選擇上有加強重點城鎮防守之趨向，但并無意圍繞該區域形成據點式的防御核心，而是著眼于鞏固黃河河防與交通線。多集中于應對來自北面渡河之敵的威脅，對于鞏洛地區的東、西、南三面，并沒有進行良好的部署。如：西面之金斗山“控制鐵道及通陜甘大道”，其與牛心砦同為“新安縣西方最要之門戶，對地方展望，尤為便利”，卻沒有規劃工事。此種布局導致1944年5月日軍渡河侵入澠池后，鞏洛地區的西面受到直接的威脅。
出于地方防衛之考慮，在國民政府向劉峙等人下達構筑工事的指示之后，1935年2月28日，劉峙向蔣報告，鑒于火炮射程與飛機的攻擊范圍極廣，構筑洛陽地區的防御工事需要在“離洛陽較遠之山地構筑縱深極長之陣地”。這些山地附近的居民多“鑿山穴居”，利于構筑工事。劉峙設想劃分為四個防守區，“東防守區以孝義、汜水、登封、密縣間山地為主陣地帶，而以滎陽、密縣間為前進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