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壓倒啟蒙”不是從五四運動開始

講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定會講到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包括兩個內容，一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個五四是學生愛國運動，兩個運動幾乎發生在同一個時間，不同之處在于新文化運動的時間跨度比較大，學生愛國運動的時間比較短。對于兩場運動的結果，李澤厚先生曾經有過一個論斷，意思是說由于學生愛國運動的發生，導致啟蒙運動的中斷。新文化運動所宣傳的思想傾向，從1915年陳獨秀開辦《青年雜志》到1918年年底，基本上宣傳都集中在文學上，集中在有關民主、科學這樣一些理念的爭議上。很多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越來越感到更重要的問題是要對中國人進行啟蒙，如果人的思想觀念、文化和習慣不改變，僅僅靠軍閥和政客去改變整個國家的狀況，那是不可能的。五四時期是中國統治階層最虛弱的時候，在軍閥割據的狀況下，中央政府的權威受到極大的挑戰，思想的自由傳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機。

一戰結束后思潮發生了轉變，從1918年秋天開始，講布爾什維克勝利的一系列文章、《每周評論》以及相關的談論政治的文章逐漸出現。在1919年1月1號，由羅家倫、傅斯年等人主辦的《新潮》的發刊文章就是“赤潮來了”，實際上當時已經不是在談論所謂新文化運動的“人權”和“科學”兩個主題了。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自由的宣傳氣氛，完全被打斷了，所以李澤厚先生把它定義為“救亡壓倒了啟蒙”。但今天我想對這個論斷加以修正。實際上“救亡壓倒啟蒙”不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而是早就開始了。當中國人開始接觸到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思想觀念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在思想中打架，同時產生了各種困惑。

我要強調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包括“救亡壓倒啟蒙”問題，其實從中國開始有救亡問題以來就存在了；二是中國和其它國家面臨問題的性質是一樣的，類似的問題困擾著所有國家的知識分子，只不過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圍繞這個問題所發生的爭執可能不一樣。整個近代自有民族國家以來，到今天也不過就二三百年的時間，和以往的各種歷史階段相比，這段歷史都是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期。在這樣一個短暫的時期，我們希望任何一種思想、觀念很快的發生根本性的扭轉，其實是不可能的。對落后國家來說，這樣的問題就更明顯、更突出。我們可以簡單的將知識分子的本質比喻為社會的良心。所謂社會的良心，最主要就是在符合人類發展進步的公平原則基礎上，保持一個價值觀，為所有的人，包括富人和窮人發聲。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想使知識分子始終保持社會責任感，并堅守他的價值觀，但客觀上一直到今天，知識分子本身分裂很厲害。另外，在不同的國家，知識分子因為國家民族面臨的問題不一樣，他們所做的價值選擇也不一樣。我認為政治選擇問題是所有國家的知識分子，都會面臨的一個難題。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我認為有一個基本的趨向。首先毫無疑問，集體永遠是高于個體的，個人是構成集體的要素，集體的生存和個體的生存之間存在非常強的依附關系的。在中國近代發展過程中，救亡壓倒啟蒙，個人服從國家，可以說是一個基本的思想傾向。可以舉兩位重量級知識分子的例子，他們兩位對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一位是嚴復，他是中國最早的翻譯西方著名思想家著作的翻譯家，他翻譯了《天演論》、《群己權界論》等等。這些著作的基本傾向都是強調自由，主張尊重人權，特別強調自由和法治應同時對國家、社會發生作用。嚴復從最初翻譯、介紹這些西方的基本價值觀開始，就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他開始主張中國要改變，最重要的是從個人自由做起，國家和個人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如果個人沒有自由，那整個國家也不會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嚴復的這種思想持續了好幾年，他從1895年到1899年陸續發表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但是嚴復的思想從1903年以后發生了改變，他開始強調個人自由要服從國家自由，或是所謂的群體自由、國群自由。嚴復認為國群自由高于一切，個人應該為國家做犧牲，甚至個人自由應該受到限制。而到了1910年以后，嚴復基本上進入了一個反對任何個人自由的階段。

另一位是與嚴復同一時期的梁啟超。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流亡日本，接受了很多日本引進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他1900年開始傳播自由思想，最終影響了很多人。但他的思想轉變很快，從1902年底，他開始強調個人自由要受到限制，跟嚴復一樣，強調中國應該實行開明專制。他認為中國現在的思想觀念、傳統文化以及經濟發展基礎根本不夠學西方的樣子，根本不可能搞什么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所以應該從專制開始。當然他講的專制不是回到封建傳統的那種專制，他講的是所謂的君主立憲，是通過一種開明的方式實行專制，并且個人能夠得到相當的國家保護。

所以最初的思想變化是從引進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的，他們在考慮怎樣能更好的為國家服務。而之所以會發生這樣大的變化，很大程度上跟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當時中國處在一個非常嚴峻的、國家可能被瓜分的時期。1894年甲午戰爭的戰敗、《馬關條約》的簽訂與遼東半島的割讓，引起國內很多知識分子的擔心。后來康有為、梁啟超主導的戊戌變法跟甲午戰爭有很大的關系。戊戌變法失敗后，緊接著又出現了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略中國，1901年的《辛丑條約》又使得中國割地賠款。所有的這一切都對當時的中國人形成了很強烈的刺激。

對中國人刺激更大的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爆發之后，日本對滿蒙權益各種各樣的要求愈發突出。很多海外的知識分子對國家的生死存亡尤為擔心。所有這些情況都直接影響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分裂。1902年起，嚴復、梁啟超、康有為公開反對暴力，革命黨和改良派已經形成了非常激烈的對抗關系。改良派越來越希望國家能夠被一個強有力的力量控制起來，能夠更好的集中、團結在一個政府之下，革命黨的主張恰恰是要推翻中央集權政府。但革命黨要推翻中央集權的政府，又不是真的要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府。雖然從孫中山的口號與綱領中可以看出他想建立共和國，也可以看到他對所謂憲政的追求。但如果看孫中山整個革命過程中的言論，特別是1914年中華革命黨成立后，他對國民和對未來黨員的等級劃定，包括他在中華革命黨入黨手續上所采取的蓋手模方式。這一系列做法最終都可以證明，實際上革命黨追求的同樣是一種專制政權，只不過他們對未來有一個三步走的方案設計，經過所謂“軍政”到“訓政”，最后到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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