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的邊疆動蕩，引起廣泛關注。學界及社會大眾熱烈討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施予各種舉措，但目前來看，極端事件并未停止。最典型的如新疆，暴恐事件漸趨多發高發，2013年，造成人員傷亡的暴恐事件發生了二百余起。2014年剛過三分之一，震動全國的重大涉疆暴恐事件就出現兩起（3.01昆明，4.30烏魯木齊）。
中國邊疆動蕩的深層原因何在？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盡快實現安邊固疆？本文試以新疆為例，分析動蕩的原因并提出對策建議。
一、兩種民族主義的勃興和極端化
二十世紀世界上出現過三次民族主義浪潮，對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均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在持續發酵。中國也無可避免地受到這一浪潮的席卷和波及，國家民族主義和本位民族主義發展迅猛，并出現極端化趨勢。這兩種民族主義的內在張力，給中國在本世紀的和平發展帶來壓力和挑戰。
國家民族主義的極端化主要表現在經濟上崇拜GDP，掌控資源開發利用權限，用政府經濟手段包辦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文化上，則推崇極端唯物主義，以宗教為敵，輕視異族文化。與此相對應的是極端本位民族主義，表現為：政治上抗拒同一，要求分享政治權力和席位；經濟上要求更多的發展機會，強烈要求兌現優惠照顧的允諾；文化上力圖復興本族傳統文化，發展語言文字，保護傳統宗教。
國家民族主義與本位民族主義的極端化，以及它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各執一端的訴求，所造成的沖突已經日益明顯公開。兩種民族主義的內在沖突，形成威脅中國邊疆穩定的深層原因。
二、新疆的社會焦慮
國家民族主義與本位民族主義形成的內在張力與博弈，在新疆表現得最為集中和突出。在這一地域，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堅持與治理方式的因循守舊搭配，遇上本位民族主義的膨脹，使得兩種民族主義對壘時缺乏游刅的空間，幾乎是硬硬碰撞。任何社會都有矛盾和沖突存在，和諧的社會，并不是一個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一個能夠預防化解矛盾、消除事端、發展共贏的社會。新疆的社會焦慮，正是由于缺乏化解，日積月累，陳陳相應，形成惡性循環。
（一）政治焦慮
政治方面，兩種民族主義都面臨“信任危機與焦慮”。由于不信任和不被信任，造成政治上的集體焦慮。
1、基層干部工作壓力巨大但執政能力欠缺
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對少數民族干部缺乏足夠的信任，難以放手使用；同時，各級政府官員尤其是基層干部執政能力欠缺。
1990年代以來，為了充實基層一線的領導力量，新疆開始聘任復轉軍人擔任鄉鎮一級的黨委書記。這些漢族干部政治上可靠，工作生活很辛苦。但也要看到，由于沒有得到必須的培養訓練，這些干部管理能力欠缺，不懂民族宗教政策，不會說少數民族語言。在南疆幾個地州，維吾爾族的人口比例超過90%，鄉鎮幾乎全是少數民族民眾，這些帶翻譯的書記如果使用簡單粗暴的“準軍事化”方式管理民眾，往往造成民怨積累、問題擴大。譬如，新疆不少穆斯林有在家做禮拜的傳統，離清真寺較遠或沒有清真寺的牧區，一般都在家中面朝西做禮拜，天氣不好時也喜歡在家中做禮拜。部分漢族干部不了解傳統習俗，干涉在家中做禮拜的穆斯林，強迫他們到清真寺。而清真寺眾人聚集，又成為難以管理的不穩定因素。
2、對暴恐事件以暴制暴
目前地方政府對所有暴恐事件幾乎無一例外地定位為“境外分裂主義勢力的滲透破壞”，而對事件的細節重視不夠。處理方式上迷信暴力、剛性強力維穩。結果往往是以暴制暴，暴力持續。有必要研究近幾年暴恐事件的特點，主要關注以下方面：
（1）有無訴求？若有訴求，是經濟訴求、民生訴求，還是政治訴求？
（2）發生的原因何在？是有預謀有計劃的主動挑起，還是被動接招。除了境外的滲透破壞，是否有一些其他因素導致？
（3）組織化程度的高低。是獨狼式行動、家族化行動，還是高度組織化的行動？
從目前公開報道的暴恐事件細節看，有明確政治訴求、有預謀有計劃地主動挑起、高度組織化的個案只占一定比例。一部分暴恐事件受偶然因素影響，沒有明確訴求，為獨狼式行動。高度組織化的暴恐行動與分散、原子化的暴恐行動，引發的原因并不相同；有明確政治訴求的暴恐事件是由恐怖分裂勢力蓄謀而引發，而無訴求的偶發事件可能是個體因經濟、家庭或社會因素產生的暴力對抗和宣泄。如果是個體無政治訴求的行動，其背景應該與內地的群體性事件相似，不過使用的手段更為慘烈，更多傷及無辜。
（二）發展震蕩
新疆因經濟發展滯后、貧困問題突出導致社會焦慮普遍化，2010年后的加速發展也帶來發展震蕩。民生問題成為極端本位民族主義進行社會動員的主要口實，也是最有力的煽動鼓蠱武器。
1、貧困焦慮
大多暴恐事件起源或發生在新疆南部地區，這里是新疆貧困人口聚居之地，民眾相對被剝奪感強烈。
新疆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滯后，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的排名持續下降，2012年人均GDP在全國倒數第三，僅高于貴州和西藏。新疆的貧困人口集中居住在南部地區。全區標準以下的貧困人口227萬人，84%居住在南疆三地州（喀什、和田和克州）。這一區域，居民中的維吾爾族超過90%。
貧困人口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高度重合，造成了高度的群體同質化，為極端本位民族主義的社會動員提供了便利。“海灣國家生產石油民眾非常富裕，新疆也產石油，但我們非常貧困，財富都讓漢人的政府搶走了”，這種說法在新疆已經流行了二、三十年。隨著新疆與內地發展差距的拉大，新疆內部不同地區（漢族人集中居住的烏市、伊犁等地與南疆）之間發展差距的形成，少數民族民眾的相對剝奪感日愈強烈，很容易被激惹和動員。
2、就業焦慮
少數民族在工業化的進程中，由于語言、技能、教育水平、生活習慣、思想信念等各個方面的差異，無論是創業還是就業都不具優勢。2010年開始，19省市對口支援新疆。用于安居、教育、衛生等項目的“民生援疆”給普通民眾帶來生活改善，但產業援疆在南疆的“跑馬圈地”式發展，導致了新的壓力。當地的農民和普通市民難以參與到發展浪潮中，無法解決就業增收問題，卻要承受物價上漲、房價上漲的壓力。南疆的特產如紅棗，過去20元左右一斤，漲到50-100元；維吾爾族人每天要吃的羊肉，也從30元/斤變成70元。抱怨四起。
在喀什，援疆省市提出的口號是“深喀速度”、“上海力量”、“山東效率”，標語是“在喀什重建一個深圳”，矗立新建的是現代化的鋼筋水泥建筑，無法分享發展成果的普通維吾爾人，進一步被邊緣化。援疆項目帶來的內地工人、技術人員、民工的涌入，與當地維吾爾族形成就業競爭，加劇了他們的焦慮。
3、援疆帶來發展壓力
新疆的經濟承載力比較薄弱，2009年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僅為1000余億。2010年由于援疆啟動，一年間產業援疆投入的資金即1000多億，之后的兩年均遞增1000億元左右。援疆項目和資金，超過總額的50%投入新疆最貧困的南疆三地州，給當地的社會運行和適應帶來巨大壓力。
（三）文化焦慮
文化焦慮與恐慌是新疆社會緊張的重要原因。極端本位民族主義正是借用保護文化與宗教之名，綁架了維吾爾民族中相當數量的人。
1、雙語教育引起的文化恐慌
雙語教育，即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中小學同時進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的教育，是世界各國普遍推行的政策。這一政策，對幫助少數民族尤其是青少年融入主流社會、促進國家整合有極大的推動力。但是，過去幾年中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區進行的雙語教育，由于國家民族主義的影響，試圖“跨越式發展”，大躍進以加速民族融合。一部分領導人沒有考慮到雙語師資力量嚴重不足、民眾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的現狀，用行政命令強行推進，造成維吾爾族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恐慌，引起本位民族主義的強烈抗拒，宣揚國家和政府要消滅維吾爾族文化，進而消滅這個民族。
2、宗教的恐慌焦慮
冷戰結束后，伊斯蘭教保守傳統勢力出現又一波復興，與全球化、現代化對壘。這一思潮對新疆有明顯影響。在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國家民族主義對宗教的排斥日益明顯、管理逐漸嚴厲的背景下，本位民族主義及宗教勢力產生很大的焦慮恐慌，他們引入國際伊斯蘭教保守勢力思潮，試圖用“阿拉伯化”、“原教旨主義化”抵制國家民族主義的管制和現代化因素的侵入。
（四）外來宗教極端勢力的影響
極端本位民族主義的勃興，是外來宗教極端勢力得以生存的基礎，本位民族主義亦借力宗教極端勢力，后者又綁架前者，兩者互為倚賴，互相利用。目前影響新疆社會穩定的“三股勢力”中，宗教極端勢力是龍頭，恐怖主義是手段，分裂中國是目的。
宗教極端勢力對新疆的影響，在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加強。由于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過程中出現一些偏差，導致宗教復興和宗教狂熱，埋下了隱患。蘇聯東歐解體后，“民族獨立”等理論和口號在新疆廣泛傳播，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動進入活躍期。2008年北京奧運舉行前后，境外的分裂暴恐勢力加強了滲透和破壞，通過發動3?14、7?5兩起暴力恐怖活動，挑起民族沖突，制造恐怖氣氛，以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
7?5事件后，新疆民族關系惡化。由于宗教極端勢力的滲透和影響，“民族解放”、“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等分裂意識進一步蔓延。民族隔閡加大，民族情緒增強，漢族和個別民族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清楚。原來維漢混居的城市，出現拋售住房、向本民族居住區集中的現象，漢族與維吾爾族私人間的交流越來越少。宗教極端勢力回升，地下經文班活躍。反對雙語教學，不分良莠全盤保護傳統文化。
外來宗教極端勢力的蔓延擴散，加劇了新疆社會的焦慮緊張，使得兩種民族主義沖突加劇，對壘博弈更為慘烈。
三、安邊固疆須警惕兩種民族主義極端化
建設平安和諧的中國邊疆，必須警惕兩種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和泛濫。國家民族主義整合國家的努力，本位民族主義保護自身傳統和文化的奮斗，均有其內在的合理性。但若各趨極端，勢必損壞中國的邊疆穩定，影響全國的穩定發展，威脅國家安全。相處之道，還應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諧共贏”。
（一）關注經濟承載力
出于理論正義和道義，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給予扶持援助，以期加快經濟發展。但采取的是政府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模式，大包大攬，忽視當地的民族構成、宗教信仰和傳統文化，忽略當地人的主體性，不注意當地經濟的承載能力，在低效、浪費的同時，往往激化原有的社會矛盾，造成發展震蕩。
1、調整援助模式，使廣大民眾受惠
以援助的方式加快新疆經濟發展，應關注經濟承載力，務必使援助的力度、投資的方向與原有的經濟發展水平、當地的民族居民、傳統宗教文化相匹配。應根據南北疆經濟發展水平和承載力調整援疆模式和投資方向，減少發展震蕩。大項目、能源開采，普通少數民族民眾不可能參與其間。南疆的援助要以改善民生為主，援助項目和資金更多投入農業、畜牧業、果業、初級加工業，使普通民眾能在發展中受惠，讓百姓有活干有錢掙有盼頭，提升幸福指數。
2、確認發展的主體是新疆人
在新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考慮發展的主體性。毫無疑問，經濟發展的第一受益人應當是新疆本地人，他們應該在這一波發展中增加就業、提高收入。如果新疆人在發展和加速發展中普遍感到被邊緣化，收入沒有明顯提高而物價飛漲，當地財政沒有從發展中得到相應回報，新疆的社會穩定就很難得到改善。
3、優先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就業率
2011年，新疆少數民族初中畢業生升高中為47.64%，南疆三地州更低，有相當數量的青少年不能接受高中教育從而過早進入社會。喀什地區，2012年初中畢業升普高的為33.61%，高中和中職教育發展滯后。庫車縣初中畢業升普高為32%，升中職學校只有7%，每年約有7000名未能升學的初中畢業生直接進入社會，他們就業能力低，不少人成為社會閑散人員，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援疆的內容和手段應以扶持當地內生性發展能力為主，大力促進當地的教育事業，促進當地勞動力的就業和增收。九年義務教育之后，建議再加上3年的職業教育，幫助學生有一技之長，以拓寬就業面。援疆省市可以招收初中畢業生到自己省市的中職學校，學習新疆亟需的實用專業技術，然后回到新疆就業。新疆的國企應把招收少數民族員工當作“硬指標”，承擔起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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