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熱愛文學。長大以后學了音樂，但是一直對文學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也不經常地和文學界朋友們談天交往，并且很有收益。但同時我常常感到我和他們打的是單向球，就是我懂他們，而他們不懂我;就是說我懂他們的作品，也懂得他們作品的趣味、愛好和思想，但他們對我和我的藝術的理解卻從來不但不對等，而且也從來不關注。時間越來越久，交往越來越多，我的失落感日益加深。同時我又有熱烈的期望。我想，文學家和文化工作者無論如何都是我國民眾中文化修養較高的一個群體，如果他們能更多地理解我的音樂，或者理解西古典音樂，并由他們影響所及的推廣西方古典音樂，那將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啊!

在這些人中，我也見到很少幾位，他們對西方古典音樂頗有研究，有些人還著書立說。我讀過一些他們寫的欣賞西方音樂的自己的感想的書，盡管他們的著作大部分來源于西方音樂家的論述，但他們對古典音樂的介紹仍然有很大意義。他們把這些論述加上自己的體會和發揮， 有時也會有一些新鮮的獨到見解，這是可貴的，雖然終究沒有逃脫西方音樂論述的大范圍。他們這些工作的另一個意義就是向人民宣傳和普及了西方古典音樂，這對于文化交流當然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在這些人和他們的著作中，他們的知識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古典音樂，最多到20世紀20年代的勛伯格為止。至于自此以后的20世紀現代音樂，大約到二戰后的1950年前，他們就知之甚少了，而1950年后迄今的當代的西方音樂他們就更加知之甚少了!總的局面是越到今天越陌生，如幾乎沒有對李蓋提、斯托可豪森、潘德列斯基、布列茲、諾諾等作曲家的介紹。這是一個重大的文化空白。

這是對外國現代音樂和當代音樂領域而言已經如此，而如果說到他們對于中國現代和當代音樂的了解，他們又是更加知之更少或者一無所知了!這些現象使我和他們交往過程中再次頗為感慨。如果他們能夠了解西方和中國的現代音樂和當代作品，并通過他們來影響更多的人，了解我們的作品，當然也包括我的作品，該是多么好呀。當然這種局面也在逐漸改變著，雖然很慢。

這種現象引起我久久思考，漸漸就得出了一個看法，就是中國文學家(文學界)和文化人、(文化界)的知識結構中對于西方古典音樂、西方現代音樂和中國現代音樂的缺失或空白，這是一個重大的普遍性的文化缺憾。這也就使我逐漸追溯這種現象形成的歷史原因，而且只能大致從辛亥以來20世紀的新文化建立之時和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因為從此開始的中國文化結構才開始打破古代中國的農業文明，才開始建立新文化。在1919年五四之前，那時的中國有文字，但是沒有如同西方音樂那樣的專業音樂，沒有教堂音樂，沒有歐洲的巴洛克音樂，也沒有四重奏等室內樂團和交響樂團。五四開創和建立了白話文，但是還沒有建立起新音樂。所謂的學堂樂歌也是五四前后才有的，那就是是西方音樂傳入中國的最早的音樂，這就是中國新音樂的最初的起步，這是和胡適等人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沒有同步的。中國的歷史有文字卻沒有西方意義的專業音樂。中國有個體的舞蹈藝術，但沒有西方的芭蕾舞。中國有國畫但沒有西方的油畫。中國有民歌、地方戲和民間器樂的散落班，但是作為西方古典音樂高峰的室內樂團交響樂團在中國是沒有的。這大概和芭蕾舞和油畫是一樣的。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先天條件的巨大不同。

此我就聯想到五四前后的留學生們的文化結構，他們是最早的一批新文化代表人物。章太炎、蔡元培、陳獨秀、胡適諸位前輩先生，但是沒有見到他們的著作中曾論述到音樂。五四前后的留學日本的一批代表人物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們，也沒有見到他們有關西方音樂的論述和介紹，好像也沒有記載他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聽過日本的交響樂音樂會! 因為那時的日本自己同樣也還沒有向德國、法國學來西方交響樂藝術，也沒有建成交響樂團呢!僅有蕭友梅先生從日本留學后又去德國留學，好像最早的去歐洲的留學生中，學音樂的也僅有他和王光祈二位。蕭回國后在1923年建立了北大音樂傳習所。這是對留日派而言。那么留學美歐的諸位先賢們又怎么樣呢?我注意到留美的胡適先生、聞一多先生、羅隆基先生、章乃器先生，及留德的章伯鈞先生，以及更多的留法的留學生們，都沒有看到他們在西方曾經欣賞西方交響樂音樂會的記錄。

這里，我很注意作為前驅的魯迅先生，可能由于他童少年時代還看過那些木刻油印的三字經、二十四孝圖等古老而幼稚的的圖畫的原因，他對于美術 、木刻曾大力提倡熱情支持，但從來沒有見到他對音樂藝術有什么關注和呼吁。他在上海從1927到1937的十年，上海的工部局交響樂團是活躍于中國和遠東的一支最先進的代表性的交響樂藝術的團體。那時，從20到30年代，許多逃出蘇俄革命的音樂家，又到30-40年代許多逃出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納粹迫害的歐洲音樂家紛紛來到上海、哈爾賓，(哈爾濱的交響樂團最早是由俄國建立的，所謂“哈響“曾經很有影響的，但是被日俄戰爭后日本在哈爾濱管理，就不成氣候了!)當時的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成為亞洲卓越的一支樂隊，曾經演出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大量的歐洲作曲家的代表性新作品，如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金的《羅馬之松》，理查斯特勞斯的交響樂作品，還有西班牙作曲家法雅的作品《三角帽》、《魔法師之戀》，這些在當時都是很新鮮的現代作品，使得當時的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堪稱為亞洲第一交響樂團。但是在上海的以魯迅先生為首的左翼文藝家，如周揚們、郁達夫們，胡風們和其他的左翼進步文化人士幾乎都沒有關注過這些演出和這些作品。也許這是因為當時的左翼文學家和文化人當時還都是身處亭子間的貧寒青年，沒錢去買音樂會票。(在此我要趕緊聲明，我沒有條件對此進行過考據)上述概念的來源，僅僅是我所接觸到的這些作家們的作品，都幾乎沒有一個涉及到對這些西方交響樂作品的了解和欣賞。魯迅先生、茅盾先生、郭沫若們，周揚們、胡風們，幾乎概沒能外。他們的文學作品都沒有關于交響樂藝術的任何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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