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國族之建構中，華夏與傳統華夏邊緣合一而成為“中華民族”，可以說是此地區長程人類資源競爭歷史中的一種新嘗試——將廣大東亞大陸生態體系中相依存的區域人群，結合在一資源共享之國家與國族內。
一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整個漢文世界的民族歷史學(ethnohistory)或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著作中，既有理論深度又有精湛細部研究的著作稱得上是鳳毛麟角，而王明珂教授的《華夏邊緣》卻正是這樣的作品。知道或了解華夏民族邊緣的形成并非一個遙遠而古老的知識，經過作者的描述我們才有恍然而悟的感覺。這種酣暢淋漓的論述所帶來的震撼是最初閱讀臺灣允晨版時獲得的。差不多十年后的今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經過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使大陸讀者有機會閱讀這部著作。[1]
十九世紀以后，民族國家替代王朝國家成為一種新型的國家形態，新的中國開始“透過對‘過去’的選擇、重組、詮釋，乃至虛構，來創造自身的共同傳統”。[2]研究中國人的特質，從許多方面相繼展開，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都基于同樣基本預設來研究華夏民族源淵，即民族是一共有體質、語言、文化特征的人群。類似的假設，王明珂認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并不能成為構成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或充分條件。那么，和已有的研究假定對象是“中國人”轉而描述“中國人”不同，作者要回答或要解決的問題的：“為何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或者說為何我們是中國人，什么才是中國人?由此導入所謂“華夏邊緣”的確立。作者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圖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圖形。比喻雖然簡單，卻可以使我們一目了然，看到邊緣研究取向的實質。
二
本書共有序論、十二章及結語，可分為四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是全書的理論框架和方法。挪威人類學家巴斯(F. Barth)的“族群理論”宣稱：造成族群特征的是由它的“邊界”，而非包含語言、文化、血統等內涵。與文化特征論者所持有觀點不同，一般來說，“族群”理論更趨向一種主觀認同。圍繞著認同是如何產生、變遷，產生了西方人類學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論：工具論和根基論。工具論者視族群為人們在現實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資源人群范圍的工具，用政治、經濟資源和競爭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變遷，而且認為族群的認同是多變、可被利用并隨變化而定;根基論者以為族群認同主要來自于“同根性”的基本情感，用此來凝聚所謂的同根人群。不過，他們并不強調生物傳承或以客觀文化特征來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釋的傳承。例如一個中國人自稱是“炎黃子孫”，并非一定說他真是炎帝或黃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觀認同(assumed)。
王明珂結合社會學的集體記憶理論與前述族群理論，調合工具論與根基論之矛盾。集體記憶，可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的結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問題。不但這樣，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解使我們重新思考在歷史研究中所重建的“過去”本質如何。將某一族群的“歷史”視為一種社會集體記憶，用這樣的歷史記憶凝聚一族群，無疑合乎根基論的判斷;同時，它也在現實資源分享與競爭情境下被人們集體建構、修改、遺忘，以改變族群的邊緣，如此說來這樣也適合于工具論的觀點。
基于以上對族群的了解和理解，作者提出一個不同于“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邊緣研究”理論。“民族邊緣研究”在方法上也與“民族溯源研究”有相當的差別：在考古學上，由注重器物之傳播、演變轉而注意人類的經濟生態，以重建族群邊界產生的資源生態背景;在文獻上，將文獻記載當作歷史記憶，著重于分析歷史記憶中所表達的“我群”與“他群”邊緣分野及其變遷。沿著這個思路，結合人類學的歷史學研究將使我們對于歷史上的族群現象有進一步的理解，這種理解也能與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族群生活經驗相互映證。
在古代的帝國中幾乎沒有哪一個帝國周邊擁有像中國那樣多的游牧民族，這當然與疆域遼闊有關，而地理單元的復雜性是形成帝國周邊的基礎。作者在第二部分說明華夏生成的背景，也就是華夏生態邊界形成的過程。青海的河湟地區、內蒙古中西部和西遼河流域是其論述的重點，以考古資料說明，在這些龍山文化邊緣地區的農業人群，如何因氣候變遷而逐漸走向游牧化，尤其是專業游牧化道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