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張維迎林毅夫之爭，產業政策之爭在中國引發新的討論。

支持和推崇產業政策的官員和學者，喜歡用日本二戰后的經濟奇跡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在“日本公司”如日中天的20世紀80年代，日本通產省官僚對戰后日本經濟恢復的規劃，被認為是日本從戰爭廢墟上迅速實現工業化的主要推手。當時，日本的產業政策不僅是發展中國家要模仿的對象，許多歐美學者也紛紛建議本國政府學習日本制定產業政策。例如，美國伯克利大學政治學教授查莫斯.詹森，在他1982年出版的暢銷書《通產省和日本奇跡》，就對日本政府戰后的產業政策大為贊賞，認為通產省是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推手。

1960－1973年是日本經濟增長的時期，平均年實際增長率達到11.6%。這也是日本政府積極推行產業政策，推進日本從農業走向制造業，從以紡織為主的輕工業向鋼鐵，石油冶煉和汽車重工業轉型的重要階段。日本通產省利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和貿易保護，來支持政府選定的戰略產業的發展。為了防止同一產業內，企業之間的過度競爭，通產省還對私營企業進入這些目標產業的數量進行了限制。

最為著名的例子就是1961年，通產省計劃把日本汽車制造商減少為三家：一個制造家用汽車，一個制造特殊汽車，和一個制造微型汽車。而今天聞名全球的本田制造商，則屬于被通產省要取締的對象。但是，日本汽車制造商并沒有屈服于通產省的壓力，隨著日本國內汽車市場的擴大，以及日本汽車業在全球的競爭力不斷上升，日本在頂峰時期有10家整車制造商。因此，日本在全球范圍內，最為有競爭力的產業——汽車制造業，與通產省的“神話”毫無關系。

在上世紀80年代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之后，經濟學家從資源使用效率和目標產業國際競爭性，對通產省產業政策神話提出了質疑。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教授貝爾森和哈佛大學教授溫斯頓的研究。他們對1955-1990年接受日本政策投資銀行（DBJ）貸款資助的13個主要產業的生產率，與接受資助比例的相關性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日本最有競爭的產業，例如汽車行業和電子制造業，是生產率提高最快但是接受日本政策投資銀行資助最少的產業之一；最為落后的產業，例如礦業，石油和煤炭行業，是接受日本政策投資銀行貸款最多的行業。這三個行業獲得的貸款相當于同期日本政策投資銀行貸款總額的30%；而同期汽車產業和電電機產業得到的貸款僅為1.8%和1.32.因此，這兩位教授認為日本的產業政策對于提高產業的生產率和競爭力沒有幫助。

日本鋼鐵產業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快速崛起，并且在國際市場與曾經的鋼鐵老大美國進行競爭，被認為是通產省產業政策成功的一個案例。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認為，日本鋼鐵業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已經成熟的煉鋼技術和日本政府提供的廉價資金。日本鋼鐵業當時的資本回報率，大大低于日本制造業平均回報率。由于利潤太低，投資資金大部分來源于政府資助的廉價貸款，幾乎沒有自有資金。從投資效率來講，這不是成功的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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