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藏文明為中心看中國

近一個世紀以來，”分裂-反分裂”的議題持續困擾著歷屆中國政府，圍繞”中國”的概念界定，內地與邊疆形成各自不同的認知，對中國的邊疆治理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本文作者藉由討論藏文明對”中國”的建構，展示了藏人對世界、中國的”另類”書寫，由此提出只有認識到藏文明對中國的表述有其自身積極的、現實的和超越性的意義，中國才能擺脫”分裂-反分裂”二分法的桎梏，為目前中國邊疆問題尋找到某種嶄新的治理資源。

我們習慣于說“中國的藏族”，現今顛倒過來說“藏族之中國”，意義有相通之處，但也大有不同。藏漢文明有自身的觀念體系，雙方有著長久和緊密的接觸、交往、互滲因而是“你來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這是我們梳理出“藏文明之中國”這一譜系的基石。

西方的主權藏學[1]為了塑造一個統一的Tibet，竭力運用現代西方的“國家”（state）概念，將藏文明區域塑造為由某個中心區域統一的、同質化的中央集權統治，并投射到歷史上，但相當費勁，且并不具有說服力。這一基于民族–國家話語的書寫范式，當世界各地學界都在反思類似話語的時候，在藏區史志的書寫方面卻得到非常有限的反思。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書寫的藏區史志，是多區域歷史共存并述，其關于西藏自治區史志的部分，主要是拉薩中心觀的體現，其余區域則另書。最明顯的便是大陸民族學界于1950年代末開始準備編纂，到1980年代印行的《藏族簡志》。[2]這多少體現歷史和現實本身，為我們從人類學、民族學角度梳理“藏文明之中國”譜系埋下伏筆[3]。

藏文化中“域”的觀念與拉薩中心觀

藏文化中對天下的理解，是以“域”為代表的。這個概念小可以到幾戶人的聚落，大可以到整個天下。“域”這個詞在藏文中也是相當靈活、活躍的。其所指地域如：沛域（Bal-Yul，尼泊爾）；甲納域（Rgya-Nag-gi-Yul，中國內地）；甲域（Rgya-Yul，中國內地，也指印度）；芒域（Mang-Yul，與阿里普蘭、昂仁和吉隆等縣一帶與尼泊爾接近的區域）；博域（Bod-Yul，拉薩一帶）；哲域（Vbras-Yul，錫金）；洛域（Glo-Yul，尼泊爾木斯塘區）；門域（Mon-Yul，包括今西藏自治區門隅，以及印占部分）；工域（Kong-Yul，今工布）。而世界就是由諸域構成的。如說：“好的聲譽充滿阿里三圍、衛藏四如、多康六崗、漢地印地、回人圣域等大地。”[4]也可以根據說話人自己所在的方位說上域（yul-stod）、下域（yul-smad）、中心域（yul-dbus）等，尤其天上／空中／地下的概念相當本土且重要，因為王權概念正是從這里產生的：王自天而降，是來自外部的，域包括曲德（律法之所）和米德（人居之所），域也是有歷史的。無論怎樣，在這些原生的觀念中，域的景觀都是最核心、最重要的。

“中心域”這個概念非常關鍵，在藏文典籍中所指有三。第一，它指任何以說話人自己所在地為中心的表述，如尼泊爾洛域的洛巴會把自己所在的區域說成是中心域。第二，它又特指拉薩河谷一帶，在這個意義上等同于博域，也就是拉薩一帶。第三，在佛學經典中還用來指印度金剛座（Rdo-rje-gdan），即中印度伽耶地方的一處佛教圣地，是釋迦牟尼等三世諸佛成道之處；[5]在藏文中，這還隱含一種轉換：把本土的第一義和第二義的中心主義都讓渡給指涉外部的第三義的中心主義。但能夠將拉薩中心觀如此容易地讓渡給外部，說明這種中心主義并不固定。這一讓渡尤其與吐蕃朝滅亡以后各教派漸次和依次興盛有密切的關系，這些教派大多不以拉薩為中心，而信仰佛教者勢必將神圣性的來源歸之于印度，這與佛教傳入內地后，漢文中轉而用西天指稱印度，稱之為天竺，道理是一樣的。

我們已經觸及到拉薩中心主義和各地的中心主義表述。這些自我中心主義是以什么方式組織起來的呢？不同中心主義相互的關系又是如何？這兩個問題與歷史上的政治和經濟態勢有緊密的關系。

在吐蕃朝以前，因為沒有統一的政權，所以高原上一度各地小邦林立，各有中心，我們不妨稱之為多中心時代。吐蕃朝后藏文中出現拉薩中心觀，這是對藏文出現以前松贊干布在拉薩建立吐蕃朝以后劃分“衛藏四如”的反映。根據東嘎仁布且的看法，這四如區分也指此前贊普出征時居其前后左右的四部軍隊，和其領軍者所帶領的四如。[6]這“四如”的范圍差不多是今天拉薩、山南、日喀則。為什么是這個范圍？這里有大量的河谷地帶，土地肥沃，農業出產豐盛，農作物剩余量大，能夠支撐較多的不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口。這些人口來自治理地方的機構和寺院。

拉薩中心觀因吐蕃朝定都于此而得以彰顯，但此后長達八個世紀的時間里，拉薩都不是影響四如的任何意義上的中心。今天它成為西藏自治區的首府，則有賴于17世紀中葉以來格魯派以此為中心的三個世紀左右的教派治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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