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漢武帝開疆拓土沒多久，西北邊地即出現內縮。西漢末年各種矛盾日益激化，隨著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國勢也越來越弱，王莽執政雖然也力圖解決諸如土地問題、流民問題等動搖國基的大事，但他采取的措施不但沒有緩和國內危機，反而激化了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部族的矛盾，導致周邊各民族紛紛內進。王莽之后經赤眉、更始至東漢立國，政權不斷更迭，數十年內忙于內戰，無暇外顧，加之東漢移都洛陽，遠離邊關，邊境緩急對于朝廷的安危不似前朝那樣緊迫，于是周邊民族屢屢南下。直至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為南北單于，南單于率領屬部向東漢王朝稱臣款塞，居五原“愿永為藩籬，捍御北虜”，南單于入居西河郡美稷縣(今內蒙古準格爾旗境內)，其別部分別移居北地、定襄、雁門、代郡，最初南匈奴確實起到捍邊的作用，但太平沒有維持多久，不僅邊郡累遭侵擾，甚至曾為前朝國都所在地的三輔也“比遭寇亂”[4]。對此漢安帝不得不于永初五年“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5]。四郡本位于隴右、陜北，正當游牧民族南下之要沖，四郡向關中靠攏不僅僅是治所的轉移，附屬郡縣的農耕人口也相隨南下。東漢一代邊郡的內遷并沒有就此停止，迫于無奈，建安二十年(215年)再次“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6]，新興郡治今山西忻縣。可以想見遷移后的隴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以及新興郡的位置就是當時東漢王朝能夠控制的最北端，四郡以北為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動區域，四郡以南暫為農耕區。
魏、蜀、吳三國至南北朝時期，政權分裂，各自為政，形成多個政治中心，疆域變化的特點也不一致，史念海曾將這一時期疆域變化貼切地表述為“北邊蹙土，南邊擴地”。三國時期吳、蜀兩個政權分處長江流域，他們的存在強化了東南、西南地區開發與政治控制，曹魏政權居于北方，因平烏桓而幸保遼東，但西北邊郡再未恢復。十六國時期各個政權的建立者雖然以非漢民族為主，但他們幾乎全部放棄了原有的經濟生活方式，選取了以中原為核心的農耕區，表現出明顯地自外向內、自周邊向中原的空間移動趨向。因此討論這些政權，若依建立在農耕區的政權控制范圍而言，在匈奴、鮮卑、氐、羯、羌人南下中表現為內縮，但拋棄民族屬性，西北邊地通過非農業民族的駐地而延伸。十六國時期政權更迭最多的地域在黃土高原，而河西走廊以及與之毗鄰的青海湟水谷地牢牢地控制在西秦、前涼、后涼、南涼、北涼、西涼這些政權手中，燕山以北以及遼東一帶則在前燕、后燕、北燕、南燕的控制下，保持著基本疆域走向。南北朝時期，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權從草原逐步移至中原，北邊草原地帶柔然取代了鮮卑人，北魏修筑長城的同時沿邊自東而西設置了懷荒(今河北張北)、柔玄(今內蒙古興和西北)、撫冥(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懷朔(今內蒙古固陽西南)、沃野(今內蒙古五原東北)六鎮，北方大部分地帶疆域變化不大，惟從河西走廊到西域一線有了長足的發展。
中國歷史以王朝為期形成不同階段，伴隨各個王朝的興衰，邊地也呈現反復的擴大與縮小，隋唐時期統一帝國的再現，南北重新歸屬在一個政權之下，但北方邊地仍然上演著與以往歷史時期相似的劇目，不同的是中原帝王改換了姓氏，周邊舊的民族消失、新的民族崛起。這時突厥、吐谷渾、回紇、吐蕃等取代了魏晉北朝時期的“五胡”民族，這些民族馳騁在北方草原與青藏高原上，在與中原政權的較量中或南或北，或東或西，南下時占取了大量農耕區的土地，內附時又將大片草原帶給中原政權。表1列舉的就是隋唐時期中原政權與北邊、西北邊民族以疆域為主題的大事件，這些事件涉及到的弘州(甘肅慶陽)、旭州(臨潭)、汶州(四川茂縣)、廓州(青海西寧)、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延安、 邠、 靈、 岷、 洮、 涼、 蘭、 涇、 隴、 寧、 鹽、 夏、銀、麟、秦、渭、涼、瓜、甘、肅、鄯、河、廓諸州，分布在今天的青海、甘肅、陜西、寧夏以及內蒙古幾省區交界處，這些地方地處農耕區的邊緣，或涉及戰事地點，或屬于外族內遷之處，或構成政權臨界之地。這些事件的發生地傳遞給我們一個重要信息，這一地帶不僅上演著中原政權與非農業民族武力爭雄的大戲，也是疆土伸縮之地。
五代時期中原王朝北邊疆域變化最大，后晉時期失去“燕云十六州”，至北宋時期政權北邊基本以白溝——雁門關一線與遼王朝為界，西邊與西夏政權大體沿橫山——六盤山一線形成邊界。南宋、金南北對峙時期，兩個政權基本以秦嶺——淮河為界。兩宋時期中原政權北邊、西邊境土大為蹙縮，但非漢民族建立的遼、金政權，契丹人與女真人憑借馬背生活的優勢，向西步入中亞草原，向北走向外興安嶺。蒙元時期疆域再度擴展，元朝統一后的疆域北邊越過到蒙古、貝加爾湖進入西伯利亞，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東北至外興安嶺、鄂霍次克海。
隨著大明王朝建立，蒙古人北歸草原，明代北疆大致沿陰山南麓至西拉木倫河一線，永樂年間始于北部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筑長城，并在沿邊地帶設置遼東、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九個軍事重鎮，明初且于長城以北的東北地區設置遼東都司(遼陽)，1409年設置努爾干都司，管理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事務。明朝北部邊地在歷史時期中國疆域伸縮的地理基礎77與蒙古人的較量中基本守在農牧交錯帶的邊緣，但在其它幾個方向仍保持了優勢，明初在西藏設有烏思藏都指揮使司，青海、川西設朵甘都指揮使司，于拉達克地區(克什米爾)設俄力斯軍民元帥府。西北長城外，明前期曾于亦力把里(伊犁)至嘉峪關一帶設有哈密衛，采取羈縻統治。細數歷代疆域變遷，各類政治、軍事事件交融在歷史的時空之中，留給后世深刻記憶，然而決定、制約邊地政治、軍事事件的地理基礎并未成為關注的重點。回顧邊地所有政治、軍事事件發生地，一個清楚的地理地帶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就是年降雨量400mm等值線，即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唐朝詩人王之渙《涼州詞》中“春風不度玉門關”，詩中的“春風”指攜帶海洋水汽的東南季風，甘肅一帶地處西北干旱區，已在東部季風區以西，雖然古人不具備當代自然區劃概念，但生活的體驗讓他們深諳西北地區的氣候特征，并根據氣候選擇了適宜的經濟生活方式。年降雨量400mm等降雨量線是農業生產需求雨量的底線，這條界線以東以南地區憑借豐沛的雨量成為農業生產長期穩定的生產地;從年降雨量400mm等值線向西向北，氣候越來越干旱，這片深處歐亞大陸腹心的土地，僅在小片綠洲地帶可獲得高山冰雪融水的滋潤，廣大的高原山地沒有農耕生產的條件，成為畜牧業的基地。在農業與畜牧業之間，耕作在土地上的農民面對馳騁在馬背上的草原民族，貌似并不具備優勢的定居生活卻成為守疆固土的法寶，即使在國力最弱的王朝，國家堅守的疆域底線不是軍事要塞與鎖鑰之地，而是農業生產能夠持續進行的地帶——年降雨量400mm等降雨量線。年降雨量400mm等降雨量線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線，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長點，與這條界限相關的疆域伸縮貫穿中國歷史大部分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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