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歷史原因，文中述及的問題以往都是禁區，只在一些當事人傳記和回憶錄中偶爾提及，許多以訛傳訛的不實記載流傳社會，使人們無法了解真相。而這些，今天已經有了結論。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在全軍范圍內開展了“反教條主義”的斗爭。在當時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和黨內“左”的思想影響下，這次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劉伯承、葉劍英、粟裕、蕭克等一批主持全軍訓練和軍事院校工作的將帥，對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進程造成了不良后果。

這次會議，由最初的“反教條主義”轉化成一場軍隊內部的政治斗爭，其中有錯綜復雜的歷史和人事因素。由于歷史原因，這些問題過去都是禁區，只在一些當事人傳記和回憶錄中偶爾提及。許多以訛傳訛的不實記載流傳社會，使我們無法了解歷史的真相。筆者試從1950年代我軍建設的歷史事實中，回顧“反教條主義”的歷史背景和發展演變，以總結經驗教訓。

劉伯承、彭德懷等人如何看待蘇軍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解放軍承擔著保衛國家安全，反擊外敵入侵的重要使命。這就要求我軍從戰爭年代的兵種單一、裝備落后、編制和規章制度不統一以及游擊習氣中改變過來，轉化成多兵種合成軍隊，適應現代化條件下的作戰。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后，這種愿望更加迫切。1952年毛澤東給南京軍事學院第一期畢業學員的訓詞中指出：“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與現代化裝備相適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就是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就是要求實現諸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這是我軍建設的基本方針。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當時最現實的選擇是向蘇軍學習。上世紀50年代初中蘇結為同盟，關系密切。特別在抗美援朝戰后，蘇方向我軍提供武器裝備、派出專家顧問，使解放軍在短短幾年內實現了由單一陸軍向擁有陸海空三軍的多兵種現代化軍隊的轉型。那時全國掀起了向蘇聯學習的熱潮，軍隊也是如此。當年在訓練總監部工作的彭施魯少將回憶：“1952年前后，我們在建軍工作的一系列問題上，開始了一個向蘇軍學習的階段。編制體制、兵役制度、條令規程、薪金制度、軍銜制度、獎懲制度等，幾乎全部是仿效蘇軍的做法。當時在總部工作的一些領導還提出過一些不恰當的口號，如‘不走樣地學’、‘高學低用、死學活用、先學后用’等。”這些話，有的是國防部長彭德懷講的，有的是當時主管訓練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提出的。

在“全盤蘇化”背景下，解放軍軍事訓練和教育工作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教條主義傾向。有的過分依靠蘇方顧問，有的過于推崇蘇軍制度，并生搬硬套到日常工作和學習中。例如，南京軍事學院曾實行“六小時一貫制”，每天上午連續學習６個小時，晚上加班學。學員感到很疲勞。考試實行口試，由一名主考和兩名陪考向學員發問，被學員稱為“三堂會審”。下級見上級要有報告詞，哨兵換崗時要擊鼓吹號。在軍事學院學習的一些高級將領對這些教條的做法很有意見，認為違背我軍的傳統和作風，應予糾正。

在我軍組織的軍事演習和戰役中，蘇軍顧問也與我軍指揮員產生了分歧。1955年攻打一江山島，是我軍首次三軍聯合登陸作戰。戰前制訂方案時，蘇軍顧問援引二戰諾曼底登陸經驗，主張利用夜色掩護實施登陸。前線指揮員張愛萍等認為黑夜登陸難度大，容易造成傷亡，主張白天登陸，爭論得很激烈。結果否定了蘇軍顧問的意見，一戰而勝。1956年軍委組織濟南戰役演習，蘇軍顧問堅持主力由黃河正面反攻濟南，劉伯承元帥則主張由徐州外線迂回敵后，爭持不下。劉帥感覺蘇軍訓練自成系統，我們的傳統戰法與其難以融合，報告軍委請求加強我軍傳統軍事理論教育，將以前的一切教材重新審查，斟酌取舍，同時建議自己編寫軍隊的各種條令和教材。

劉伯承早年留學蘇聯，系統學習了蘇軍的理論，尊重蘇軍的正規化、多兵種協同作戰經驗。在主持南京軍事學院工作期間，他親自翻譯蘇軍的條令和教材，將其引進到教學和訓練中，同時他也研究中國古代兵書，從傳統軍事理論中汲取營養。他留用一批原國民黨軍將領，讓他們講授軍事基本理論，并組織我軍將領根據解放戰爭的作戰經驗，編寫出一批戰例。公正地說，劉伯承力求博采眾家之長，為我軍的訓練和教學服務。

實踐證明，“全盤蘇化”帶來了一些消極因素。1956年８月25日，戰役系學員李夫克少將給劉伯承院長寫了一封長信，除了對“六小時一貫制”和考試制度提出意見外，也談到教材中空話太多、內容陳舊等問題。他強調學習現代戰爭理論應該和我軍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劉伯承正在上海養病，對李夫克來信非常重視。他寫信給院黨委，建議將該信印發各級黨委，展開討論。在劉帥積極倡導下，軍事學院內部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在討論中，有一些同志認為：蘇軍的經驗是先進的，應該認真學習，即使是“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學會了再說。沒有學，怎么知道哪些應該批判？戰史系教授會主任蔡鐵根大校1956年10月20日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信指出：向蘇軍學習已經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說，我們還只‘升堂’，尚未‘入室’。‘要批判地接受’，‘要學習先進的經驗’，這是科學的。可是當著還沒有學，還沒有學會、學通，甚至還沒有沾過邊的時候，就要來批判，他會批判出個什么結果來呢？”他說：“我們有不少這樣的人，只重視自己的經驗，不重視別人的經驗；非要自己流血犧牲換來的經驗才叫做經驗，總是輕視別人的經驗。這種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驕傲，便是出于狹隘的經驗主義。這種思想不克服，我們將非走彎路不可。”蔡鐵根的這封信，反映了學蘇問題上的另一派意見，這樣的意見明顯處于少數。

對于蘇軍經驗，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元帥也經歷了一個由學習到懷疑的過程。起初他全力提倡學習蘇軍，一度設想在部隊中實行“一長制”。經過調查研究后，他主動放棄了這個設想。后來在檢查海防工作時，他對部隊按照蘇軍顧問的意圖部署海岸炮兵極為不滿，認為我軍的空軍力量與蘇軍不同，完全照搬蘇軍的防御體系不符合中國國情，在實戰中是要吃虧的。1955年我軍在遼東半島組織大規模抗登陸演習，他認為演習的過程和文件都是事先準備好的，不符合實戰要求。表示“這作為示范性教學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臨時出情況，才能考驗指揮員的處置才能，同時檢驗官兵素質和裝備是否適合實戰”。當中央號召反對教條主義時，他在行動上緊跟，是發自內心的。

軍內對彭德懷“反教條主義”有不同看法

全軍范圍的“反教條主義”運動是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的。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導致中蘇兩黨關系的變化。不久，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提出向外國學習“不能盲目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并明確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如何破除對蘇聯的迷信，反對教條主義，在軍事學院和國防部訓練總監部，爭論尤為激烈。爭論的焦點是：教條主義傾向究竟是局部的，還是全軍性的；在一個單位中，究竟是占主導地位，還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這種爭論是在民主的氣氛下進行的，各種意見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但是后來出現一些不正常的情況，把“反教條主義”擴大化了。

1956年９月，主持軍訓工作的副總長張宗遜派一個工作組到南京，了解軍事學院中存在教條主義的情況。不少人對學院領導提了許多尖銳的意見，從他們說話的口氣中，聽得出對劉伯承院長是諒解的，但對其他領導借劉帥的威望壓制民主則甚為不滿。工作組回京報告后，11月張宗遜又帶領工作組來到軍事學院調查，并寫出了正式報告《關于幾年來訓練工作的我見》，發表在1957年２月９日的《解放軍報》上。

看過張宗遜的報告后，彭德懷在1957年２月與陳賡、譚政等率領國防部工作組到軍事學院檢查工作。聽取干部和學員的匯報后，彭德懷指出：“根據匯報的情況來看，在學院教學中，不是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產生這種相當嚴重的教條主義現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責任歸咎于哪一個人。要論責任，我也是有責任的。”他指責院校黨委在反教條主義的問題上“采取徘徊、猶豫、拖延的態度”，強調“我軍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所表現的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以劣勢的裝備技術戰勝優勢裝備技術的強大敵人。這個特點過去一貫是我軍制定作戰原則的主要根據，因而我軍的基本經驗也是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經驗。”“說我們過去的東西沒有什么值得學習，是沒有根據的。”“我軍在學術方面現在最大的缺點，是我軍的經驗沒有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總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學院應當著重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著作，作為指針，來整理我軍的歷史經驗。”回到北京后，彭德懷對講話記錄進行了整理，４月24日送毛澤東。

為了強調“反教條主義”問題，彭德懷又整理了一個《視察南京軍區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報告》，５月20日上報中央。經毛澤東批準后，發表在軍內刊物《八一雜志》上。

彭德懷的《講話》和《報告》，對軍事學院的教學和訓練持基本否定的態度，把教條主義提高到戰略和軍隊建設的基本方針之爭的高度。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不能接受，學院黨委在３月間舉行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深入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決定》，但是對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主持工作的陳伯鈞副院長提出三點：１.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２.教條主義是實際工作中的錯誤；３.過去的方針、口號是正確的。院黨委的《決定》體現了這個基調，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寫為“教條主義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鐘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劉伯承匯報，劉伯承對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對鐘說：你在南昌暴動時就當紅軍，難道會“背叛優良傳統嗎”？還說：“海、空軍有什么傳統？海軍出航，你看宣傳鼓動棚設在哪里？”

關于“以我為主”，總結我軍革命戰爭經驗，劉伯承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對這一點，劉伯承即使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查時，也實事求是作了說明。他說：建院之初，“在傳統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經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決議整風和做思想工作，教黨史、教政治工作、編講戰史，并曾經三次組織赴朝鮮學習作戰經驗，和組織學員編出許多戰例，匯集為課業之用，成立戰史系主要學黨史、毛主席軍事著作。”而編寫我軍戰史的工作，是1956年４月彭主持軍委第63次會議才決定由葉劍英、李達等組成籌備委員會，開始著手進行的。后來的事實證明，編寫我軍戰史，總結我軍經驗，是一項長期的、艱苦細致的科研工作，決非短時期能夠實現。

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訓練總監部干部認為應追究責任。蕭克等負責人認為：軍隊產生教條主義的責任首先在張宗遜。張宗遜在學習蘇聯高潮時期，曾提出“不走樣地學”等過火的口號，現在又不切實際地夸大教條主義的嚴重性，令人難以信服。主持訓練工作的葉劍英元帥也指出：張宗遜“當時在六位上將副部長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個。大家對他意見很多。”張宗遜調離訓總，回總參任副總長，1958年３月訓總召開四級干部會議，后來演變成對張宗遜的批判會。

訓總干部會議反映出一種情緒：許多人不贊成彭德懷對“反教條主義”的提法，有的干部要彭收回他給中央的報告，這樣就使矛盾激化。彭德懷看了訓總干部會議簡報后質問蕭克：你們哪里是在批斗張宗遜，就是批彭德懷么！這時正值中央成都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教條主義的講話。訓總干部會議的立場得不到支持，被迫休會。而毛澤東對訓總四級干部會的否定和軍隊內部爭論的升級，導致了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反教條主義”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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